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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老师的自白书到底折射了啥？ 《中国教育报》微信平台讲述了四川大学周鼎老师因为论文不过关，没办法评上相应的职称，据说，该老师上课特别好，得到学校上下的认可，为此，周鼎老师写了自白书，以控诉大学行政化和制度化的不完善，得到了网络间的热烈讨论，到底是上课重要，还是论文重要，渐渐成了焦点，我觉得周老师不需要说什么坚信“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其实，从网络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如今的高校教育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了，无论是2014年5000亿科研经费到哪儿去了，还是一些不知廉耻的教授玷污女学生或者嫖娼，都可以看出，体制下的人在金钱的诱惑下，渐渐远离大师精神，完全有必要进行改革。 我想一项制度的诞生，自然会让一些人受到伤害，也会让另一些人得到益处。但是，如果制度的诞生任那些投机分子捞取好处，让老实人吃亏，这样的政策就算在冠冕堂皇，我觉得也非常有必要调整。 周鼎老师的现象在大学已经不是一次暴露出来，并不是说周老师不会写文章，他也写了一本半的书，也发表了几篇论文，但是，与自己相应的职称相比，无疑是不对称的。事实上，周老师的工作态度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一周三节课，他需要用两三周的时间去准备，可以说，这种准备的过程并不比写一篇论文付出少。 老实人吃亏，周鼎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有些冠名为教授的人，他们完全可以领着课题，在外面优哉游哉，论文完全可以借助课题让学生来写，最后只要老师稍微修改，冠以一个好听的名词，如此，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出现了。到时候，学生只拿一个小头，自己得的是大分，毕竟，没那个学生愿意与老师较真，谁不知道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呀！ 周鼎老师没有这么做，他的一本半书，几篇论文，我看完全是自己的心血，我觉得大学应该为这种的人而自豪。教育说到底还是应该为学生服务的，如果我们的老师在制度的要求下，完全是为自己服务，那么大学自然没有什么大师了。 我真的佩服鲁迅先生，他并没有因为论文可以换多少钱，就放任教学天马行空，可以说，民国那个时候的绝大多数教授，研究什么就是什么，讲什么常常对于自己的领域往往有开创性。先生并没有让学生代笔，自己讲出来的东西，稍加整理，就是一本上档次的书。不信，你可以看看先生写的《中国小说史略》，概括之精炼，言论之准确，后辈就算写上几百万字，我看也难敌其价值。实际上，那时候的大师，十之八九都有这样的才学，我们只要翻翻胡适先生的讲课稿《中国哲学史纲要》，再瞧瞧木心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尽管有些是学生做的笔录，但是其精彩程度不亚于那些喋喋不休、艰涩难懂的论文。 周鼎老师的悲剧，我看与教育的对象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班上的学生也能够认真地把老师的话记下来，稍加整理，不也会让老师的讲课成果得到体现吗？问题是，时下的大学，孩子们到底为什么学习，可能也没有搞清楚。可能许多学生不以为然，非常肤浅的说道，谁不知道，不就是为了有个好工作，将来拿更多的钱可以养家糊口。殊不知，一旦学习的目的过分功利化，那么学问的发展也就变得惨白了。 你翻翻那些有价值的、重量级的书籍，他们往往是在思想、科学领域具有前瞻性的东西，可能对眼下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对于人类的发展，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事实上，像尼采、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一些言论，当时人未必认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被人说承认。想想吧，如今吃尼采、海德格尔饭的人还少吗？ 钱钟书先生就特别讨厌这样的人，自己的学问没有开创新，就是喜欢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上唠叨不停，与其如此，为啥自己不另起炉灶，还在那儿挑三拣四。这一点上，日本人似乎走在我们的前头，人家也研究别人的成果，但是目的却是为了建立更加完美的理论体系。钱学森之问到现在依旧没有答案，人们把棒子打在教育头上，殊不知，一切问题都与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找到真正的根源，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解决一个问题。 周鼎老师有写论文的能力，但是，学院派的论文，我看机械得很。记得参加一次骨干教师培训，我也非常流畅的写了一篇论文，可能是不加选择地使用词语，等到评定的时候，老师说道，文章还算行，就是一些幽默的词语不能用，否则，论文就缺乏严肃性。我有些纳闷，为啥，写论文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引起读者的关注，如果文辞索然无味，那么就算思想再怎么有创意，别人不理解，那么你的论文又有什么价值呢？ 实际上，许多哲学大家，他们在言辞上常常特别考究，除了追求词语的严谨表达，还讲究语言的幽默风趣，可以说，两者皆兼顾，并没有因为严谨就放弃了语言的灵动。周鼎老师讲的课学生喜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先生平日里说话特别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然而，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恰恰是高校论文所不允许的，难怪易中天、王立群一旦走上百家讲台，许多教授就不屑一顾，说什么前后矛盾，不值得推敲，完全是什么迎合观众，庸俗化。我看，周鼎老师的纠结一个主要的方面，那就是语言风格与时下的论文要求有些格格不入。 论文到底该怎么写，从来就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经过一些所谓官僚式的专家一规定，什么都干巴巴的了。难怪有教授说，自己出的书实在有些高深，妻子特别喜欢，为啥呢，妻子每每睡不着时，只要翻上几页，马上就头脑发胀，迷糊起来。我想，一篇文章也罢，一本书也罢，如果让读者不是思维清晰，而是昏昏然，这样的书恐怕也不会有多少推广的价值。一篇上档次的论文或者书籍，如果通俗易懂，玄妙的理论在通俗的言辞中快意表达，这有什么不好呢？ 实际上，许多专家对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是特别心虚的，比如红学研究，当时，许多专家就不想让整个社会参与进来，对于脂砚斋评本，每次印刷那是特别少，看的人也是圈内的，自然，他的一些研究理论或者提出的某些观点，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任其胡说而已。随着网络化发展，许多领域已经向老百姓开放，这时候，一些差强人意的理论之荒谬也就不攻自破了。 周鼎老师是讲良心，至少，他知道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个有出息的学生，把精力放在课堂上，这是值得每个人去学习的，其实，他所在的大学也特别认可，等到碰上制度考评的时候，学生的口碑常常苍白无力，这才是根结所在。我想，周老师完全没有必要悲观绝望，你的不解不是自己不知道，而是觉得昧着良心终归是不好的。 我想，如果让周鼎老师这样的人在大学里老是吃亏，如此下去，泰山崩于前，连孔夫子也会觉得悲哀的。事实上，我们在以往制度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进行适度的调整，就像高考一样，如果什么东西都是一刀切，那么那些特殊的人才真的会如周鼎老师所说，会死了，这种死与尼采的上帝之死完全是两回事，人家是开创性的，这种死是对高校教育的一种绝望，那是不利于我们的国家更好地发展。 科教兴国，那么教育到底该怎么发展，需要我们的国家把原有的制度好好地审视，至少有一条原则不能丢弃，那就是千万不能让投机分子钻空子，让老实人吃亏。说实在的，制度的诞生就是为老实人服务的，如果脱离了这一宗旨，那么，一个领域想要有所发展，那是特别困难的。 社会为什么浮躁，说到底，就是制度的实施给了投机分子以机会，给了老实人以致命打击，如此，人人堕落，又何谈静下心来做什么学问。 大学里，学生不认真听课，老师不认真讲课，一味地以科研为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如此下去，一些奇怪之事自然成出不穷，这不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吗？ 课堂与科研到底谁重要，如果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从来就没有比较的必要，关键是制度的导向性是否合理，这才是关键。（钱永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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