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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谱》中，开门见山说出自古之善书者是“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换言之，“钟张二王”
是被孙过庭认可的四个大腕级别的书家，像四颗耀眼的明星悬于书坛历史的天空，我们今天也把“二王”挂在嘴边，显然沿袭了这样的称呼。“二王”的说法，最早应该是南朝的虞龢，他写过一篇《论书表》，记载了很多关于二王的故事，在宋泰始六年（470年）虞龢奉诏和别人一起整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作品，这一年王献之已离世84年。
然而细读《书谱》，句句却是对王献之的批评。比如：
1.谢安轻视献之，说献之写了一篇很满意的字，送给谢安，感觉他一定会存起来，人家却在背面写了几个字，又送回来了，搞得王献之很纠结。
2.谢安与献之对话，落了个“自称胜父”，结果挨了孙过庭一通批斗，以至于到了“面墙”程度。这个对话是沿用虞龢的说法。谢安比献之大24岁，按现在说法，大两轮。他在东晋政府中担任过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后做到宰相，淝水之战，从容挫败前秦苻坚的进攻。
3.改字之说，王羲之出去办事，临行前在墙上写字，不知那时人是否有这样的爱好，献之比较淘气，偷偷擦掉了，也不知是擦了几个字，还是全部都擦掉了，反正王羲之回来后，说了一句，我临走时“真大醉也”，又搞得献之很纠结。
后来的陶弘景，他比献之晚112年，在《论书启》中说：“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即使改字之说有其事，也不过是个小孩子淘气罢了。
经过这一番批斗，得了个结论：“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
谈到其它问题时，还不忘扫上王献之一鞭子：“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
明明都是大腕级的书家，待遇怎么就这么不一样！？
王献之有点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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