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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则是晋唐时期出现的“仙家医”。此类医家的特点是试图通过炼气、服用丹药而参与天地造化（长生不死），显然不是医学正轨。
就这三个医学流派而论，“仙家医”为数不多，所以危害亦小；大行于世的“阴阳医”，纯属空谈，根本不能治病；最为宝贵的“疾医”之道，却因“阴阳医”的兴起而绝灭！东洞在这个框架下处理所有古代资料。例如对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后的感叹性文字“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亦解释为“汉时既疾医绝灭，特阴阳医行而有此谚耶。阴阳医之于治无益可以知矣。”②
总之，他认为中国自东汉张仲景之后，“疾医”之道已然灭绝。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大行于世的都是“阴阳医”。这些医家大多泥于阴阳五行之凿空之说；只知据此论说病因，而忽视诊察病侯；临床治疗唯恐损元气而多用温补之药，不敢使用攻击疾病的药物进行治疗。
其结果是，天下医师既不能疗疾治病；医道传授之业亦无法弘扬。所以必须恢复古代“疾医”的治病之道。对此，我们既可以称其为“复古”——因为他们的核心主张是以“疾医之道”，即东汉张仲景使用的古方、古法取代宋以后的医学理论与方药；但也可称其为“革新”——因为这毕竟是对现状的批判与变革，且所复之古，未必就是“真古”。这种“复古”旗帜下的医学“革新”，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形式与内涵，真是十分相似。
说 到所复之古，是否为“真古”的问题——即用以取代宋明医学的“仲景之学”，是否真是古代张仲景所使用的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问题，东洞在《寄长门县次公书》③中谈到：“仆少事于医，而医道多歧。张仲景及孙思邈、王焘者有焉，刘完素、张元素、李杲、朱震亨者有焉。其子其孙，副墨洛诵，不可枚举也。初，仆为刘张李朱之术，而病不治；乃更为王焘、孙思邈。为张仲景而犹未也。忽觉夫副墨之子洛诵之孙，扰扰相聚，屋上架屋，塞井为臼，向所谓仲景非真仲景。因退审察，自凿其塞者，去其架者，而始豁然见其法度备具焉。于是乎，知古今治异。乃信学于古训有获，遂好古矣。”
从中可以看出，东洞在为医之初，同当时其他医家一样，学习与使用的乃是后世派所秉承的金元四大家，即所谓“刘、张、李、朱之术”。但因对治疗效果不满意，而向上追溯到唐代王
① 其生平、学说及医案，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② 《古书医言》四。
③ 收在《东洞遗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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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孙思邈，乃至汉代张仲景之学，但却发现后人传诵的“仲景之学”非“真仲景”！然而何为“真仲景”呢？其实这并非仅仅是吉益东洞一个人所关心的问题。为要了解这些问题，在此不得不先对《伤寒论》的历史做一最简单的介绍。
据说曾官居长沙太守的张仲景，因宗族大半死于外感病（伤寒），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编撰了《伤寒杂病论》。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取其中专论伤寒的内容，编成《伤寒论》。但直到宋代，此书并未受到医家的普遍重视，例如唐代医家王焘所编《外台秘要》在引用诸家有关伤寒的论说时，并未提到此书，只是在罗列治疗方药时采用了《伤寒论》中的若干方剂。
所以宋代校正医书局校刊此书时感叹，自汉至宋八百年间无人识此。然而从宋代开始，注释此书的医家却越来越多；书中按三阴三阳①将外感病分为六个阶段的方式，也被上升为辨证论治的体系，谓之“六经辨症”；张仲景则被尊为“医圣”。至今，中医界仍公认此书是历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经典着作。然而历代医家在以注释的方式来考据与研究此书时，一直就被两个问题所困扰。一是究竟哪些文字属张仲景原文，哪些是王叔和等后代整理者所窜入？其二则是该书众多条文原来的编撰次序为何？一言以蔽之：何为“真仲景”？如果是站在史学研究的立场上看，探讨《伤寒论》的原貌，无疑是极为必要和有价值的。
然而无论是中国历代的注释研究，还是日本的古方派，他们对于《伤寒论》原貌，即所谓“真仲景”的探究，都不是出于史学目的。而是在“圣贤史观”的驱使下，醉心于寻找那些失落的、被后世荒谬所淹没的古代智慧。实际上，在近代社会普遍接受“进化史观”之前，所有的人大都如此，区别只是在于遵奉的古代圣贤不同而已。例如后世派们虽然习用的是代表着中国最新医学水准的宋明医学，但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源自黄帝、神农等古代圣贤的智慧与教诲。
如果是站在进化史观的立场上看待汉代以降千百年来后人对张仲景《伤寒论》的整理、注释，恐怕很难简单地说是“篡改”。因为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大胆的取舍与重新编排，甚至是某些新内容的窜入，才形成了一本专门论说外感病的独立着作《伤寒论》；才使得“六经辨证”成为一个轮廓清晰的辨症论治体系。否则，《伤寒杂病论》也许永远只是一本兼治外感与杂病的方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指导临床治疗方面讲，经过“篡改”的《伤寒论》都比那个医家心目中无比尊崇的原本更有价值。同时还要考虑到，无论是中国的《伤寒论》研究者，还是日本的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东洞，他们在寻求“真仲景”的过程中，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新的史料或其他旁证可资真伪之辨别。那麽从本质上讲，任何一幅后人绘制的“真仲景”图像，难道不都是按照自己对于“理想医学”的理解和评判标准，对于该书所做的一次新的整理吗？然而东洞勾画“真仲景”图
像的作业方法，确实与一般文字考据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从而使得日本的汉方医学中出现了一种“据症遣药”的新趋向。
另一方面，虽然其弟子在整理东洞验案而成的《建殊录》凡例中说到：“先生之术，专述长沙，不自立方。虽一药增减，必据仲景。”但又说：“而其有实验者，宋元诸家固无论。虽俗间所传，不必摈弃。务在于取实效，何必拘名之爲乎？故虽爲仲景方，或征之治验而未见其效者，亦皆斤之不妄收录。” 他自己也说过：“世俗所谓名方者，间有奇效。故医传之，非医者亦传之。不审其所出，而一时施用有验者，相传以爲名方也。盖载书籍者未必佳，传俗间者未必不佳。宜博求普问以辅其术矣。”②正因如此，所以自然导致一些仰慕者在全面了解其“学”（复古）与“术”（实证）之后，会指责他“言行不一”。对此，东洞搬出孔子爲例，以证其合理：“有益国家之事，孔子亦非先王之法，而谓吾从衆。一概守法或泥于书籍者，不
能得术之事也。”③
① 即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
② 《医断·名方》。
③ 《医事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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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毒”为核心的疾病观、治疗法
吉益东洞在彻底否定被其称为“阴阳医”的中日两方面之医学理论与治疗体系的同时，在病因学方面提出了“万病一毒”之说；并通过“诸药皆毒、毒即其能”，“以药之毒攻病之毒，故疾病得除”的后续之说，将病因、病理、治疗联系到一起，从而构建起本学派的理论体系。就“万病一毒”的病因学说而论，一般认为这与后藤艮山“万病生于一气之滞留”的观点具有某种启承关系。但更为直接的源头，恐怕还是在于《吕氏春秋》中有关疾病之源的论说：“至《吕氏春秋》尽数、达郁二篇，拍节仰天而叹曰：嗟圣人之言，信而有征！是治病之大本良方、万病唯一毒之枢机也。”。①
关于“毒”的来源或成因，他是这样解释的：“夫人生可入于形体内者，饮食也。而守节不过，则无病体健也；失节大过，则病生羸弱也。而又其饮食不通利于二便，则糟粕留滞于内爲秽物。命之曰郁毒，是即病也。故疾医爲万病，唯一毒而去其毒。其毒以汗吐下而解去，则诸病疾苦尽治焉。”②同时他又说情欲妄动也可导致“毒生”。
东洞在强调实证，反对说理时，大概忽略了他自己所说“万病一毒”就是在说理，而且是“终极之理”——没有例外。又说“疾医”的特点是“不论其所以然”的问题，但在说明何以“万病一毒”时，却以饮食失节、二便不通、淤积爲毒做出了“所以然”的解释。东洞“万病一毒”的病因学说，实际上与中国的金元四大家各自提出一个终极病因十分相似。尤其是和四大家中所谓“攻邪派”张子和的观念更是如出一辙。同时代与之类似的还有惠美三白③所主张的“二毒说”——先天存在的父母之遗毒爲“胎毒”，后天得自饮食的爲“食毒”。又有“胸间的宿毒”和“肠间的水毒”之说。惠美三白的“二毒说”虽然与东洞的“万病一毒”说相违，但同样“弟子衆多、远近闻名、海内病客云集”；东洞对他的评价是：“足下天下良工，明鉴识朗”。
然而不论是中国金元四大家在病因方面分别提出的“火热为害”、“脾胃虚损”、“邪气入侵”、“阴血不足”，还是日本医家的“一气留滞”、“万病一毒”或“二毒”，这些终极真理式的理论学说，虽然对医家的基本思维模式、疾病观、治疗原则等具有相当的影响，但与具体的治疗之术间，毕竟还有一定距离。正像龟井南冥在《我昔诗集》中所记载的那样——理论之“说”与实际治疗之所“为”并不一致：“吉村遍宜游京师，从吉益东洞受古医方。既疑其说有与术矛盾者，数就质问。东洞未明辨之，或詖辞折之，或冷笑缄默，不肯质对。居七十余日，遍宜惑亦甚，屡侍间燕，从容问曰：先生爲天下后世创造一家言，以教育多少英才，固当无所欺诬。而今所说非所爲，所爲非所说。”
然而如何将“学”与“术”结合在一起，以解决实际治疗的问题呢？吉益东洞在《古书医言》卷四中说：“向读于《吕氏春秋》，而虽有获于病之大本爲一毒，然未获其治法也。故孜孜汲汲，夜以继日，久之始获于《伤寒论》。”接着他又说道：《伤寒论》“是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也。…… 此方与《吕氏春秋》所言同爲万病一毒。其视毒之所在，以处其方，何病患不治哉？！”
所谓“毒之所在”，也就是疾病的临床表现。东洞认为，《史记·扁鹊传》所言“病应见于大表”的意思就是病人的临床症状；“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表明以扁鹊为首的古代“疾医”在诊病与治疗时，都是根据临床症状处以方药，而没有诊脉之法、阴阳之论。这就是东洞所欲复兴的“疾医之道”的关键所在——据症施药，不问其因。在东洞与其弟子的着作中随处可见对此观点的反复论说。例如：
① 《古书医言》卷二。
② 《古书医言》卷二。
③ 惠美三白（1709—1781）：东洞的同乡、好友、同道。与东洞共誓成才、海内扬名后分手。惠美留在安逸，东洞去了京都。两家皆以“晚成堂”爲号。
图3 东洞手书
“万病唯一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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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洞遗稿·复木龙介书》：“如吾医术，随证而调剂，不论其因。试其事，而攘浮说。”
《建殊录》凡例：“诸治唯从见证，不取因（病因）脉（脉状）。”
《医断》：“先证而不先脉，先腹而不先证也。”
《药征》：“夫秦张之治疾也，从其症而不取因矣。因者想像也。以冥冥决事，秦张所不取也。”
《医事古言》：“病应见于大表者，随见症施治方之谓也。后世先病因，后其症候，可谓失古医法矣。”
《古事医言》卷二：“病应见于大表，是古今治法之规则也。非见于大表，则何以传人？如阴阳医，则不见于大表。理以推其因，理者无有定轨。故见一病人，而师弟相反目。无规矩准绳也。扁鹊不然，以见于大表定治法，故师弟无异。有规矩准绳也。”然而吉益东洞究竟是如何孜孜汲汲、夜以继日，最终在《伤寒论》中找到了“三代疾医治万病一毒之法”的呢？《药征》就是这一独特“复古”作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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