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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是一个近乎人人皆知得历史人物，他以坐怀不乱闻名于当今。可实际上，人们所熟知的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却并非是真正的柳下惠。 柳下惠，展氏，名获，字禽，因其食邑为“柳下”，谥号为“惠”，故人称柳下惠。他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贵族，大约生活在鲁隐公到鲁文公年间。他人品出众，学问超群，其人也颇具才干。《国语》中就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桓公的儿子齐孝公继位后，想继续桓公的霸业，就决定先拿近邻鲁国开刀，发兵伐鲁。鲁国的权臣臧文仲想说服齐国退兵，就向柳下惠请教退兵之辞。柳下惠说：“大国应教导小国，小国当侍奉大国。如此，方能杜绝祸乱。若小国自大，触怒大国，自造祸端，言辞又有何用？”文仲说：“形势危急，只能竭尽全力。愿借先生之高见，携重金贿赂齐国，可以吗？” 柳下惠答应了，并指授其弟展喜去犒劳齐师。齐孝公见了展喜就问：“寡人兴师，鲁人恐惧吗？”展喜答道：“小人胆寒，君子则不然。”齐孝公不解，展喜又说：“昔日，周先王封太公于齐，封我先君周公于鲁，使太公与周公割牲盟誓：‘世世子孙，同辅周室，无相害也！’此语载在盟府，太史掌之。有先王之命在，是以君子不惧，桓公所以能九合诸侯，奉王命也！君今既欲修伯主之业，岂能贪图土地而弃先王之命？”孝公听罢，心悦诚服地说：“寡人愿撤兵，与贵国永修和睦！” 在柳下惠的指导下，展喜的几句话就退去了齐国的汹汹之师。柳下惠的卓越才能，可见一斑。但有着卓越才能的柳下惠，仕途却并不平坦。他曾先后三次被罢黜，皆因不愿“枉道事人”。于是，就有人问他，何不离开鲁国去他国谋职，他回答道：“直道事人，去何处能免遭罢黜呢？若能枉道事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呢？” 所谓“直道”就是正道，与之相对的“枉道”就是歪门邪道。柳下惠宁愿不做官，也不愿改“直道事人”的节操。 但像柳下惠这样有节操的人，却不可能为官场所容。虽然他甘于做“士师”一类的小吏，但终因不肯“以枉道事人”而被罢黜。最后，他只能退居田园，收徒育人，成为一名隐者。 “直道事人”之语，曾被记载于《论语》中。从这样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孔子对柳下惠的赞赏。孔子把罢黜柳下惠列为臧文仲执政的“三不仁”之一，并把柳下惠与伯夷、叔齐等人同归逸民之列。 相较孔子而言，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更为全面透彻。 孟子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三公”是中国古代地位最显赫的三个官职，“介”在这里是指“操守”。孟子的话，其实是在赞扬柳下惠人品高尚，他能不受权势所迫、不为利益所诱，不受任何外物所趋，始终如一保持自己的操守。 “不以三公易其介”，足以体现柳下惠的高风亮节。但通常，有高风亮节的人都有些孤高自许、目下无尘，但柳下惠却不然。 《孟子》中有这样的记载：“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失而不怨，厄穷而不闵。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凂我哉？’故由由然与之谐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这段话的意思是： 柳下惠不以侍奉无德之君为耻，不因官位卑微而推辞；入朝为官不掩饰才干，遵循自己的为人之道；隐居山野也不怨恨，贫穷也不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即便你赤身裸体在我身旁，又岂能玷污我？”所以，他能和睦地与别人相处，又不迷失自己的本性，让他留下他就留下。而他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没必要离开。 柳下惠怀济世之才，却并不持才自傲，他积极处世，又能随遇而安，但在和悦平易中却始终不改高洁之志，不随波逐流。这就是“和而不流”。 人活着应该脱离低级趣味，有所坚持，有所追求，也就是有所不凡。这点毋庸置疑，但我们所处的毕竟是凡尘俗世，既为不凡，那坚持必定难以被认可，那追求也必定难以被实现，那我们就要离群索居，愤世嫉俗，不容于世吗？当然不是，我们要能保持不凡，还要能甘于平凡，竭尽所能，在其位就谋其政。人生处处都应尽力而为，像伯夷、叔齐为了表明不食周粟的决心，在首阳山上等死，于世何益呢？甘于平凡、保持不凡，才是正确而现实的人生态度，而这也正是“和而不流”的精髓所在。 柳下惠是和而不流的表帅，是被孟子尊为可为“百世之师”的“和圣”。可到了今天，人们能知道柳下惠其人却并非因为他的“和而不流”，而是源于一段子虚乌有的坐怀不乱。 据说，一次，柳下惠远行夜宿于城门。当夜，天气非常寒冷，有女子也来寄宿。柳下惠恐其冻死，就让她坐在自己的怀内，但直至天明也未有非礼之事。 这个故事明确的说法，最初见于西汉初年的《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而此记载据柳下惠生活的春秋时期，已有数百年。此故事多为后人杜撰，没什么真实性，可却被传颂了两千多年。 撇开真实性不谈，我们只论这个故事本身。人们谈及柳下惠“坐怀不乱”，都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柳下惠的“坐怀不乱”绝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能“坐怀不乱”，而是为了救人之困、济人之危。如果没有这一点，即使能“坐怀不乱”，一个有品德男子也不应该去实践这一行为。因为，这毕竟有损女子的清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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