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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草原上的唐古特

 民族地志 2015-01-05

 2010年6月9日,本报记者前往鄂托克草原,寻找散失在这里的西夏后裔。

    今年春天以来的几场喜雨,使十年九旱的鄂托克草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年景。陪同我们前往的《环球人文地理》内蒙古记者站站长王振华,就是鄂托克前旗本地人,他告诉记者:“在整个鄂托克草原上,很少出现今年这样上半年整个草场铺上厚厚绿色的景象。”

    我们的探寻之旅就在这样的绿色青草间开始。

    那雅

    ——隐去真实姓名的唐古特

    在青草间穿行,来到哈沙图嘎查(嘎查是相当于村级建制)今年64岁的牧民那雅家,当我拿起放在炕边的户口本随意看时,那雅老人说:“那上面的名字是个蒙古族的名字,我是唐古特,真实名字叫唐仲才。鄂托克草原上的唐古特一般不会对外说自己的唐古特名字,这个习俗保持了800多年了。”

    唐古特?唐古特是什么?

    雄踞西北近200年的西夏王朝神秘消失后,其建朝主体族群党项人突然消失。《辽史》里最早出现西夏人的称呼为“唐古”,是用河套地区的方言来称呼党项人。西夏亡国后不久,马可·波罗来到西夏故地,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出现了“唐古特”的记载,其中的唐古特就是指党项人。

    《蒙古秘史》中有这样的话:“成吉思汗崩,后将唐兀惕百姓,多分与了也遂合墩。”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党项人归顺蒙元政权后,并没有遭到像灵州、兴庆府等城市的党项人那样的屠城命运,而是成了也遂合墩的臣民,从而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西夏学泰斗史金波说:“他们逐渐走上了民族同化的道路,他们原来的民族风俗习惯逐渐改变,民族语言、文字逐渐被废弃。”

    随着蒙古人对他们唐古特的叫法的流传,这些党项人便自称为唐古特。

    不仅草原上蒙古人称西夏遗民为唐古特,党项人自称唐古特,就连西方人也逐渐称呼西夏遗民为唐古特。1895年,在西方驻北京使馆及其相关机构中工作过的英国学者卜世礼在《唐古特的西夏王朝其钱币和奇特的文字》里面这样写道:“唐古特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独立国家,这个名字在中世纪的中亚旅行者中广为人知。唐古特在1227年最终亡于著名的成吉思汗。”

    800多年过去了,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西夏后裔,一直坚持着自己作为唐古特的秉性,保持着隐名埋姓的习惯。鄂托克草原上的布拉格苏木、巴音陶亥苏木和查不苏木一带,至今仍住着大批称为“唐古特、斡索黑”的西夏党项人后裔。

    那雅老人说,仅他所在的哈沙图嘎查就有20多户唐古特,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将自己的唐古特姓藏在心中,填写在身份证上的是蒙古化的名字。“我们是布力也沁唐古特,也就是吹号的唐古特。我们的祖先是西夏的乐手。我们有从西夏时就传下来的一个木头做的长号,长1.5米,专门用蒙古包供着,解放后交到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在那里供着。“布力”是“号角”、“号管”的意思,“也”是语助词,“沁”表示“的人”,“布力也沁”就是吹号的人、号手或掌管吹号的人。

    那雅的说法是真的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驱车前往鄂托克前旗的旗府所在地敖勒召旗镇,专程拜访今年78岁的热席脑儿布老人。热席脑儿布曾经在鄂托克前旗原布拉格苏木(苏木相当于乡一级建制)的公务素嘎查当过多年的村支书,近年才搬到敖勒召旗居住,他对公务素嘎查的唐古特很了解。他说:“我见过那把古号,按照流传在当地的说法,是从成吉思汗那个时代就流传下来的,是唐古特用于战争或宫廷里的。长1.5米,专门有个蒙古包供着。我生活的公务素嘎查就有不少唐古特,他们一直说自己是布力也沁唐古特,一直生活在那里。”

    如今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境内的成吉思汗陵管委会副主任唐达来为那雅的说法做出了另一个佐证,唐达来说自己就出生在鄂托克草原上,祖辈一直流传着他们是唐古特的说法,并保持着姓氏为唐的传承。他所在的成吉思汗陵就供奉着那把西夏时期的古号。

    宥州古城——9座西夏古城之一

    早在2004年冬天,记者在追寻鄂托克草原上散落的西夏后裔的过程中,来到鄂托克前旗,旗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宏曾告诉记者,鄂托克前旗境保护得比较完整的11座古城中就有9座是西夏唐古特的古城,在这些古城遗址中发现了西夏早期的瓷器、瓦当、生活用品,完全可以证实它们是党项人在这里生活的遗留品。李宏还特意带我到一些遗址去实地考察,其中的宥州古城就是映照唐古特在这里荣亡盛衰400多年的一面镜子。

    唐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古老族群党项羌受到日益强大的吐蕃的进攻,选择归附唐朝。唐朝政府将党项八大种姓部落安置在陕北和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地区,唐朝政府在今鄂托克前旗的城川城安置了势力较强的党项羌拓跋氏。这就是唐时的宥州古城,这座原名叫包日巴拉嘎苏的古城,因坐落在两山间的平川上,因此也名为“城川”。随着党项人的军事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的军事中心逐渐远离了宥州,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这里。从公元820年来到宥州到党项人在宋朝时攻占灵州,从公元1038年在贺兰山下的银川建立大白高国到公元1227年被蒙古军队灭亡,宥州城一直是党项人乃至后来建立的西夏王朝没有丢弃的一方军事重镇。

    《鄂托克前旗志》这样记载:“西夏建国后,这里属西夏王朝的西平府东盐州和宥州南境,为党项羌人驻地。”西夏王朝建立后,宥州不仅是其王朝下辖的23个州中的一个,而且是西夏初期行政建制中的一个直属机构。

    走进古城时,能清晰地看到古城遗址南北长750米、东西宽500米,经过上千年的风雨剥蚀,夯土修筑的城墙如今最高处也仍有好几米,东、南、西三面城墙均有城门。城墙上有角楼、马面(凸面)等防御设施,这种建筑风格和如今保存完好的一些西夏时期古城的建筑风格几乎完全一样。陪同记者考察的鄂托克前旗文化广播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1964年,有关部门在这里采集到一些古代的文物和唐宋时期的铜钱数十枚,并出土了西夏时期的黑釉大红缸和黑釉罐等,后来又在收集的一大批出土于这里的铜钱中,发现大量的西夏钱币。

    祭敖包前,唐古特在帐篷里接受大家敬献的礼物

    上海庙镇鹰骏广场上的马雕塑

    鄂托克旗境内的阿尔寨石窟,保留着大量西夏时期的佛教壁画

    鄂托克草原

    ——四大唐古特的家园

    6月10日上午,当记者在鄂托克前旗境内的青草间遇到拜图嘎查的丹必老人时,他正和一些附近嘎查的唐古特们积聚在一个敖包处。再过10多天,就是当地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祭祀敖包了。这些唐古特们商议着在敖包旁边建一个房子和一个蒙古包,作为祭祀时念诵《丹珠尔》的场所。这一天,他们要为所建的房子和蒙古包上梁——正式建房的标志。他一听我的来意后立即说:“我就是唐古特,我们周围的公务素嘎查甚至鄂托克旗有很多唐古特。”

    敖包,是草原生民们心目中重要的场合,祭敖包是牧民的一项重要活动。陪同记者采访的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副镇长阿拉德尔说:“这个风俗被当地的唐古特保留了多年,尤其是敖包有着藏传佛教的内容,比如念诵《丹珠尔》就是藏传佛教的内容。”西夏王朝建立后,率先引进了藏传佛教,那时的西夏臣民敬奉着藏传佛教,如今,西夏后裔唐古特同样通过祭敖包来保持这个传承。

    敖包是草原上建在最高处的建筑,上午11时多,站在敖包上就能看见远处的草地上逐渐有骑着摩托车、开着汽车来的牧民。下了车,他们每个人都在敖包旁临时建起的帐篷外互致亲切的问候,然后从怀里拿出各自的鼻烟壶来交换。阿拉德尔说:“这是当地人传统的相见礼俗,很汉族地握手,再像西方人一样拥抱。”

    接着,这些唐古特们将自己带来的砖茶、奶食敬献出来。下午2点多,上梁仪式正式开始,这标志着所建的蒙古包和房子的基础工作完成。随后是大家围坐在帐篷里,吃羊背子。几口烈酒下肚,丹必老人唱起了苍凉的歌曲,仿佛在为那逝去的王朝、那隐名遁身的唐古特命运抒唱着。

    离开高处的敖包和唐古特们为祭敖包建房的地方,我们继续穿行在茫茫草原中,不时看见散落在草原上的蒙古包或简易房子,但很少看见牧民。前几年,快速发展的畜牧业使草场承载量过大,当地政府便将唐古特集中生活的地区划为无人区,大批唐古特因此离开他们生活近千年的牧场,到旗府所在地去了。因为是禁牧时期,羊群看不见,这块昔日的唐古特家园,如同他们的先民建立的西夏王朝一样,也有着湮灭在青草之中的危险。

    通过走访,记者得到这样的信息:整个鄂托克草原上有4万多来自官方统计的蒙古族人,唐古特占20%。这8000多名唐古特是西夏王朝湮灭后最大的西夏后裔聚居群落,和那雅老人这样的布力也沁不同的是,在鄂托克草原上还有主要聚居在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今属上海庙镇)的上唐古特,主要聚居在鄂托克旗陶亥乡、查布苏木的下唐古特和从原宁夏陶乐县黄河边聚居后迁入鄂托克旗境内的河畔唐古特,共同构成四大唐古特聚居群。

摘自银川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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