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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傅氏通谱网

 白山 2015-01-05
《说命》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传统

                                 罗琨 


  《书序》有“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巌,作《说命》三篇。”郑康成曰“《说命》三篇亡”,王逸注《楚辞》云“《说命》是佚篇也”。武丁梦得傅说见于《史记·殷本纪》,当有一定根据,《国语》、《孟子》、《礼记》等古文献中保存了一些《说命》遗文,其中涉及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是: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见于今本《礼记·缁衣》第16章,引“《兑命》曰”。汉郑氏注“兑当为说,谓殷髙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髙宗,尚书篇名也。”“惟口起辱,当慎言语也。惟甲胄起兵,当慎军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当服以为礼也。惟干戈省厥躬,当恕己不尚害人也。”孔疏“干戈当自省己,不可妄加无罪。” 
  虽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都有《缁衣》,却没有今本的16章,不过有出土文献与之相印证的可知其真,不见于出土文献的并不足以证其伪,因为它反映中华民族的尚武思想是以“刚柔相济、止战为武”的精神为核心,而这种思想的形成发展是源远流长的。 
  武丁对外用兵很多,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商代中期发生权力之争的“九世之乱”,国力衰落,从考古学资料看,商王朝的势力的南境、西境、北境都向后退缩,从甲骨文资料看,武丁对外用兵相当频繁,首先基本平定了周边小国的叛乱,再向距离较远的方国发动了进击,从武丁伐多方卜辞看,选择攻伐对象以及时机、选将都十分慎重,武丁对多方的征伐往往同时考虑若干方国,进行反复占卜、筛选,以确定最适宜的攻伐对象、战机及选派的将领。留下不少成套卜辞,即在同一时间,为同一事件,由同一贞人在若干块卜甲骨的相同部位连续占卜,形成一套同文卜辞,有时还由二位或两位以上贞人同时进行这种连续占卜,留下多套同文卜辞。这类遗存多属于武丁时的征伐卜辞,可见当时武丁对多方用兵的慎重。 
  对夷方、巴方、龙方、髳方、方、下危等的征伐是很典型的例子,从相关卜辞看,对这六个方国的征伐主要集中在武丁某年一月至十三月前后,这期间来犯的还有土方,这固然反映商王朝边境的不安定,但也可见当时国力已开始强大,有可能选择对多方作战的战机,如《合集》6476,是一大版龟腹甲,长近30厘米,契刻卜辞24条: 
辛酉卜,争,贞王比望乘伐下厃。  一 
[辛]酉卜,争,[贞]王勿隹望乘比。  一 
[贞王 ]望[乘比]伐下厃。  一 
[贞勿隹望乘比]。 
王 望乘比。  一 
王勿隹望乘比。  一 
乘比。  一 
勿隹乘比。  一 
贞王 沚戛比伐巴方。  一  二告 
贞王勿隹沚戛比[伐巴方]。  一 
王 沚戛比。  一 
勿隹沚比。  一  二告 
王 沚戛比伐巴。  一 
王勿比沚戛伐。  一 
王 沚戛比。  一 
勿比戛。  一  二告 
贞王 沚戛比。  一 
王勿隹戛比。  一 
王 沚戛比。  一 
王勿隹戛比。  一 
王 夷 征。 一 
王勿隹夷征。 一 
王 龙方伐。 一 
王勿隹龙方伐。 一 
  卜辞中的“比”是“同”的意思;望乘(或简称乘)、沚戛(或简称沚)是武丁时的大将,下厃、巴方、夷方、龙方是方国名称,全版兆序均为“一”,只有最上部一组有卜日干支和贞人,从当时占卜常规看,这应该是一组成套卜辞的第一卜,即在同一时间、在若干龟甲上连续占卜伐下厃和巴方的部署,王师将投入那个战场,及是否将夷方、龙方作为打击目标,这一版就是当时占卜用的第一版龟腹甲。又如《合集》6583是一版不小于30厘米的龟腹甲,兆序皆为“五”,卜辞全部省略卜日干支和贞人,但从内容看,同样为对这四个方国用兵之事,显然是与《合集》6476时间相近的另一组成套卜辞的第五卜。同版还有“自咸告至于父丁。勿自咸告。告于上甲眔咸。勿告。”应是与出征事宜相关的告祭。这些契刻在大龟腹甲上的成套卜辞,反映了在选择征伐对象和选将等方面反复慎重的考虑。 
  同一版卜伐四个方国的还有《合集》6480,也是用大龟腹甲,通版兆序“四”,为辛未日卜,与《合集》6476至少相距一旬,其中内容有“贞妇好其比沚戛伐巴方,王自东罙伐,戎陷于妇好立。”问是否由妇好率领大军比同沚戛出征、布阵,王从东面发动骚扰性进攻,驱使敌军陷入妇好的包围圈,可见伐巴方之役已有所进展,占卜的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战略策略,征伐对象除巴方、夷方、下厃外,还拟派而伯龟出征龙方。 
  三个方国同见一版的有如《合集》32,使用的是龟腹甲,全版兆序“四”,是由同一位贞人在三日内连续卜问王是比同望乘伐下危,还是比同沚戛伐巴方,抑或教练众人准备伐髳方。而在准备伐伐髳方的前后,还有是否伐 方的占卜,如《合集》6543记十三月壬寅卜“今载王伐 方受有又”,四日后一月丙午又卜“王伐髳方帝受我又”。 
  这几个方国的地望尚未能确定,一般认为龙方在殷之西,近陕甘;巴方、 方在殷之西南;髳,为西夷;下危,在殷之东南;夷,或说在晋地。可见这时殷的国力已强大到可以四方用兵了,通过对有记月、日的卜辞排谱的尝试,可知战事至少历经一年有余,伐下厃计划得最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插入了对巴方、龙方、夷方之战,因而从计划到实施延续约一年。伐髳方的计划也较早,却也延续半年以上,其间可能与 方兴兵作乱有关。可见提出了对某方用兵的计划并不一定立即付诸实施,往往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并且根据形势的变化及用兵对象的状况灵活处置。 
  甲骨文中与征伐行为相关的动词非常多,如征、伐、 伐、罙伐、 伐、尽伐、专伐、御伐、臿伐、逆伐、敦、戎、、戔等等,不同的用语代表不同的形式、手段,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商代用兵时考虑的细密。又如对周用兵的卜辞有: 
己卯卜, ,贞令多子族比犬侯 周叶王事,五月。  《合集》6812
贞令多子族眔犬侯 周叶王事。 
贞令多子族以犬眔 叶王事。                    《合集》6813
,是甲骨文中表示征伐的动词之一,历来考证者颇多,一种比较贴切的看法是此字“即璞,于此当读为 , 、薄音近,故《诗》称‘薄伐玁狁’”[1] 。对于《诗·小雅·六月》“薄伐玁狁”、《出车》“薄伐西戎”之薄伐,前人多解释为“逐出之而已”、“薄之为言聊也,盖不劳余力矣”、“略震惧之也”、“薄伐则亦但问其罪,使之自服,而亦不假于兵力也”[2] 。 
  从卜辞看,“ 周”确实也有类似的特点,如只有对周使用了这一征伐动词,只有在“ 周”的卜辞中,才有对派出者的阵容有如此多的斟酌。如:考虑的人选包括多子族、犬侯、蒙侯以及 、 、 等;阵容的搭配有除上述“多子族比犬侯”、“多子族眔犬侯”、“多子族以犬眔 ”外,还有“令 以多子族”、令某“以多子族比蒙侯”、“令 比蒙侯”等[3];搭配形式,更有“比”或“眔”或“以”的种种考虑,在征伐卜辞中,以(或释氏) ;搭配形式,更有“比”或“眔”或“以”的种种考虑,在征伐卜辞中,以(或释氏)为挈,为统[4] ;比当训为比次[5]; ;眔,同暨、及。所以即使是同一种组合,也还要仔细斟酌是让多子族为前导,犬侯为后盾;还是让多子族与犬侯一道前往;抑或让多子族统领犬及 人前往。反复考虑、比较,以求得一个最佳方案,这虽在对其他地区用兵中较为少见,但也透露出与后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应有某些联系。同时从相关卜辞看,王令“ 周”,还求参与者打着“叶王事”——勤劳王事的旗号,这也区别于一般征伐行动。 
  此外卜辞还有“王令周宓ㄓ”[6],“宓”训为安、宁,从卜辞文例看,用作动词时,可读为“宓”的同源词、训为“敕也”的“毖” [7] ,说明在周方降服顺从商王朝以后,武丁进而让周方敕戒周边小国使其安宁顺从。所以,“宓”训为安、宁,从卜辞文例看,用作动词时,可读为“宓”的同源词、训为“敕也”的“毖”[7] ,说明在周方降服顺从商王朝以后,武丁进而让周方敕戒周边小国使其安宁顺从。所以“ 周”,还反映武丁对外征伐采取了刚柔并济、止战为武的策略。 
  止战为武的思想至少在春秋时已经形成,在《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邲之战后,楚庄王曾谈到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并说从文字构成看:“夫文,止戈为武”。对文字的解释已认为“武”是一个会意字,由止、戈两部分组成,涵义是用暴力禁暴整乱,止息兵戈。 
  近世,古文字学家往往批评这种解释是“断章取义”,因为这并非是“武”字的本义,在甲骨文中“武”从戈从止,但甲骨文的“止”不是止息的意思,而是足迹的象形,如甲骨文有 ,商代金文写作 [8],由此可见构成“武”字的“止”,本义不是“止息”,而是“出行”,执戈而行,当然就是出征了。但是不可否认至少在春秋时已经形成 ,由此可见构成“武”字的“止”,本义不是“止息”,而是“出行”,执戈而行,当然就是出征了。但是不可否认至少在春秋时已经形成“止戈为武”的思想,而它的根则至少扎在商代。 
  武丁以后,廪辛、康丁伐厃方的卜辞,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只不过“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达到的,反映在卜辞中时往往有两手准备。如《合集》28089有四条连续占卜: 
贮其乎取美御[史]。 
王于??,使人于美,于之,及伐望,王受又。 
取美,御史于之,及伐望,王受又。隹用。 
王其比,望爯册,光及伐望,王弗每,又。 
  第一条“贮”表示一个有军职的官员,“御史”表示命令官员入朝“迎接事务”,即接受任命[9],美即 ,美即“厃白美”,作为征伐对象厃方的首领,此辞是卜问是否令“贮”执行“取美”的使命,。第二条“伐望”之望不是人名、地名,因为为同一事的连续占卜中有“望爯册”,可见占卜之时的“望”是商王臣属且为执事者,不可能同时又是征伐对象,所以,此处当读为“及伐,望”,望当与“望方”之望同解。第二、三辞的韫含有“避”或“缓”的意思。这四条卜辞可以理解为当与厃方矛盾激化后,商王考虑过的几个应对方案,究竟是派武装人员强制将美送往商王行政事场所问罪;还是先派人到美,首先尝试用政治的手段解决矛盾,待到必须用军事征伐的手段时,改行观察、掌控敌人的动态。是暂缓“取美”,派史于之,之,或为地名,待到用兵时负责观察敌情;还是以王师为后盾,册命“望”为主将,“光”负责侦察敌情。从第3辞“??取美,御史于之,及伐,望,王受又”系有“隹用”二字,可能最后采取了这一策略,取得战争的胜利。 
  就《说命》所谓“惟干戈省厥躬”,是说要师出有名、不伐无罪之国,这也是古代社会十分重视的问题,商汤灭夏前,出征的第一个夏桀属国是葛,《孟子·滕文公下》记述葛伯不祀,“汤使遗之牛羊”以为牺牲,又“使亳众往为之耕”,以供粢盛。直到葛伯率众抢夺老弱送来的酒食,并杀害一个不肯交出黍、肉的童子。商汤以为童子复仇、讨还血债为口实,起兵灭葛。这与夏桀为夺取财富与美女而进行的伐有施氏、岷山氏之战又是鲜明的对比。商汤隐蔽了自己的真正目的,麻痹夏后氏的警觉,达到翦除了夏桀的与国和争取民心的目的。灭葛不仅检阅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且赢得了出兵征伐不是为了贪图天下的财富,而是为百姓复仇的声誉。 
  《孙子兵法》第一章“计篇”,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说的就是对战争问题关系重大,要十分慎重。“形篇”有“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对于“修道”,曹操解释说“善用兵者,先自修治,为不可胜之道”;李筌解释说“以顺讨逆,不伐无罪之国”[10] ,《孙子》的这种思想显然是承继了《说命》“惟甲胄起兵”、“惟干戈省厥躬”的思想,并在新形势下加以发展和完善,而《说命》的思想还有它更为古老的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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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兰《殷墟文字记·释箭》,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2046页中华书局1996年。 
[2] 《毛诗注疏》卷十七《六月》引毛传、宋朱子撰《詩經集傳》卷四小雅、明梁寅撰《詩演義》卷九小雅一、明季本撰《詩說解頥正釋》卷十五。 
[3] 《合集》6814~6822。 
[4] 胡厚宣《商非奴隶社会论》,《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143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5] 于省吾《释战后狩猎》,《甲骨文字释林》276页 中华书局1979年。 
[6] 《合集》4886。 
[7] 裘锡圭《释》,《古文字论集》25页 中华书局1992年。 
[8] 《商周金文集成》6336正觚。 
[9] 王贵民《说逥 史》,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303~339页 三联书店1982年。
[10] 新编诸子集成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76页 中华书局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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