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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肇桐老师是江苏常熟人。我认识温老师，是从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开始。那时我还是华东艺专美术系的学生。他从上海美专并入华东艺专，给我们班上色彩学课。早先我在上海上中学时，就已听闻温教授的大名。原以为他身材一定和他的名字相称，很气派。后来一见，想不到他是个瘦瘦的小老头子，而且瞎了一只眼，讲课一口常熟话，实在不大理想。
不过，温老师讲课一贯很认真。眼睛不好，还画色彩图谱，自做教具。以后他改教我们的《中国画论选读》课。那时能开这门课的学校并不多，没有通用教材，印发的讲义都是他自编的。他对中国美术史的造诣很深，这是他的强项，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质量当然不在话下。他一生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美术史的论著，就凭他的独眼埋头苦干，治学的严谨态度令人叹服。
反右期间，因为涉及所谓复辟刘海粟的‘刘家店’，温老作为海粟老的一个同伙，我亲眼目睹了他被批斗的场景。有人批他出书是东拚西凑，是抄书，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温老师家眷都在常熟，单身住学校的教工宿舍。学校改名南艺搬到南京丁家桥时，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的顶层，他住朝南房，我在他斜对面的房间。那时我已留校当助教，曾有一段时间还和他在一起都编在美术系的理论教研组。他平时生活很节俭。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午饭前都早早到教工食堂等饭吃。温老还为此替他自己和我这样的一批人取名为‘早食派’。
文革期间，温公（很多同事平时都这么称他）被打入牛棚，这在当时自然顺理成章。他和施世珍老师被红卫兵命令互打耳光的事，广为流传，被引为‘少见少闻’，只有那些小子想得出来。
我和温老师的关系一直很好。我当学生时，他对我写的作业论文总是颇为称许。一直到我为照顾夫妻关系调离南艺，我们还保持联系。他每出一本新书，总不忘在扉页上写上字寄给我一本。有时还有书信往来。可见他对我这个学生还比较器重。他退休回常熟后，还推荐我去常熟工艺美校讲学。我在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型系当系主任时，曾邀请过他莅锡讲过学,也邀请庞熏琹先生讲过学，他们和我都是同乡。只是温老的一口地道的常熟话，使轻院从全国各地来的学生感到不容易听懂，效果就打了折扣。
温老师已逝世多年。我后来听说温老退休后在常熟也没怎么歇，还是天天跑图书馆，笔耕不辍，他始终都是一位真正做学问的人，是我崇敬的一位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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