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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哲学思想，它反映了不同文化时代、不同民族传统之思想的积淀和凝聚。而且，由于《圣经》本身在西方古代社会终结、中世纪社会形成和鼎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又使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变迁多处都打下了《圣经》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烙印。 《圣经》与哲学的关系和对哲学发展的影响，首先在于它所包含的古代宗教观念对人生和宇宙的本源、发展、以及归宿等提出了具有哲学意趣的回答。《圣经》中隐含的巴比伦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古埃及宗教中的复活观念、死后审判和阴间生活，以及古波斯观念中的二元世界、善恶之争、末日迹象等原始思维和朴素想象，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涉及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类关于世界本源、开端的设想，反映了远古社会对人的本性与命运的沉思，提出了宇宙和世人究竟“自何而来，为何而生，向何而去”的基本问题。它们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犹太人的宗教观；另一方面，又在一定意义上为西方哲学中的宇宙论和人生观打下了基础，为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和历史哲学作好了准备。当然，这类神话材料只反映出人类尚处于朦胧状态中的哲学思想，还不是体态完备的哲学本身。 《旧约》思想在公元前后与古希腊哲学有了接触和交流，从而孕育了《新约》思想。所以，《圣经》又体现出具有浓厚希腊色彩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数字主义、神秘文化、禁欲主义以及提倡道德说教和知行并重的思想。尤其是希腊“逻各斯”观念在《新约》中的出现，奠立了西方哲学体系中的宗教理性观和未来拯救观。前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充分强调在神性思维中理性和逻辑的作用。后者则表现为古希腊“逻各斯”观念与希伯来“救世主”盼望之有机结合，使上帝之道成了“肉身”，抽象的“真理”有了生动的体现。“道成肉身”的观念从哲学意义上探讨了抽象与具体、彼岸与此岸、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永恒与时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引申西方哲学中流行的来世论和未来观，使人们在思想中对超越时空、尘世拯救和历史把握等主题投去大量的注意力。 洞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自教父哲学起，经中世纪经院哲学，其哲学史上有很长时期为基督教哲学的一统天下，而基督教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又是包罗万象的《圣经》神学和《圣经》诠释学。《圣经》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可说是作为整个西方世界哲学发展的初级教材而存在的，它架起了一座沟通远古世界与中古社会的精神桥梁。 《圣经》对至高上帝之美、受造万物之美、以及信者心灵之美的赞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影响了西方哲学中对“美”的认识与理解。《圣经》对原罪与堕落的展示，则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善与恶”、“罪与罚”等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入探讨的传统。而《圣经》对于亚当、夏娃和毒蛇命运的剖析，也触及到人的意志自由和为此而要自负其责的思想。至于由耶稣基督所开创的“爱的哲学”，作为生命哲学的一支，在后世以至当代更有突出的表现。正是这些在《圣经》中俯拾即是的观念、故事与比喻，为西方哲学宝库提供了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思想内容。 另据统计，《马、恩全集》中引用《圣经》词句和典故近百处（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文学典故》一书的统计，引用典故中有五分之一来自《圣经》），列宁也引用过数十次。 谈到西方文明，人们常常说起它的三大源头，即古希腊文明中的科学理性传统，古希伯来文明中的宗教伦理思想以及古罗马社会中的群体法制观念。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到这简称为“希腊人的哲学、犹太人的宗教和罗马人的法律”的西方文化三要素。人们特别指出古希伯来律法观、契约观与古罗马法制观和仲裁观的不谋而合或殊途同归。这样，不少人认为《圣经》传统已总括了西方文明发展的诸要素和大趋势：理性精神达其科学体系，宗教伦理立其人际关系，契约律法构其立宪政策。正是基于对这一传统的反思，著名哲人海德格尔才在其《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一文中坦诚而言，认为今日西方的转变乃依赖于自己的文化土壤和思想氛围，指出“这个转变不能通过接受禅宗佛教或其它东方世界观来发生。思想的转变需要求助于欧洲传统及其革新。”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圣经》一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专著。不过，它所代表的语言符号体系和信仰观念模式，已经影响到西方哲学的致知取向和价值判断，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和理解范围，迄今仍有着潜移默化的支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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