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书店的三生三世

真友书屋 2015-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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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书店

一家书店的三生三世

在

巴黎左岸，巴黎圣母院旁，有间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店，绿色的门面，不及2米宽的木门，仍能看出旧时街角杂货店的痕迹，门上一块黄色店牌，横跨整面墙，写着Shakespeare and Company，可理解为莎士比亚之辈，店牌中央是莎士比亚的肖像。店外两张简易大木桌，摆满了书。店里头狭窄逼仄、光线柔和，四壁是从地板伸及天花板的书架，中间也摆着书架。顾客很多，店里拥挤却不喧闹，不知是不是幻听，似乎偶尔听到木地板的咿呀声，衬出书店的古朴与安静。

这家名为莎士比亚书店的小店铺在英语文学界占有一席地位，文青到了巴黎，多半会来瞻仰它，甚至因为被它打动而赖着不走并住上一段时间。在这里读书、写作、经历奇遇或留下传奇轶事已经成为莎士比亚书店的一部分。善待读书人与行者是莎士比亚书店的传统。约5万多位文人骚客与无名文青曾受惠于此。书店共三层，连接楼层的是一道狭窄的老木楼梯。2013年8月的一个雨天，我沿着狭窄的木楼梯往上爬，迎头看见木栏与墙上的空位贴着层层叠叠的留言条。顶层的房间是四方形，大小约12平方米，四壁是书，极静谧，门楣上写有叶芝的诗句：“Be not inhospitable to strangers, lest they be angels in disguise。”门对面一扇方窗，面朝塞纳河。立在窗前，河风拂面，圣母院的钟声在湿漉漉的空气中飘荡，群鸽在雾雨中掠过。

店主Sylvia Whitman告诉我，在1960年代，她父亲George Whitman常与萨特之流在此聚会，抽烟喝酒、朗诵诗歌、高谈阔论。Henry Miller曾在这里端着小炖锅吃食，从炖锅腾起的蒸汽蒙住窗玻璃，透过缭绕的烟雾和蒙着蒸汽的窗玻璃看巴黎左岸，那景致不亚于印象派油画吧？回头环顾四周，满眼是泛黄的古书旧书，连简易的老木书架都透着历史感，引人想象。它确是一间充满了历史和想象的书店，有两个年龄，经历了三个轮回、成功地从19世纪迈入21世纪。

莎士比亚书店

初创

：Sylvia Beach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人是一位有眼光、有胆识的美国女人Sylvia Beach（下称Beach）。法国作家Andre Chamson曾如此评价Beach：“一只传送花粉的蜜蜂，又为文学土壤灌溉施肥，用文学的纽带把英国、美国、爱尔兰、法国紧密相连，其成就远胜于四国使节之和。”

1887年，Beach生于巴尔的摩的一个牧师世家，1901年随家人迁到法国，1906年再回美国。一战末期她回巴黎学习法国当代文学时，偶遇法国女作家Adrienne Monnier。Monnier 在l'Odeon路开了一家书店，是巴黎文人的聚集地，在当时极负盛名。与Monnier的邂逅改变了Beach的人生轨迹，她找到了终身伴侣，也找到了她的灵魂归宿：书店。

1919年，Beach想在纽约开一家Monnier书店的分店，推广法国文学，无奈她只有3000美元，无法在昂贵的纽约开店，只好回到当时消费相对便宜的巴黎，同年9月19日在Dupuytren路8号（1921年书店搬到l'Odeon路12号）开了一家英文书店—莎士比亚书店。店名透露了店主的理想：发扬莎士比亚之辈的精神。

Beach具有独到的文学眼光和绝不妥协的精神，毫不吝啬对作家鼓励和资助，对读者也热情至极，莎士比亚书店很快就声名鹊起，在左岸赢得一席之地，成为1920－1930年代巴黎文艺圈里的一颗明星。书店有个简陋的小厨房，厨房里有煤气炉和自来水，还有一张小床。这是Beach为远道而来、需要资助的艺术家、文学家准备的。而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她对James Joyce的支持。

James Joyce与Beach（中）

1920年，James Joyce在文坛已有很高的声望，却很失意，经济拮据，写了5年的《尤利西斯》找不到出版商，并被法院判定为黄色有害读物。Beach主动提出帮忙：“您愿意让莎士比亚书店出版您的《尤利西斯》吗？”这正是James Joyce期待的。Beach很快以出版商的名义找来印刷商。第一次校样出来后，James Joyce在校样里做了大幅度的改动，增加了1/3的内容，校样的空白处填满了密密麻麻、潦草难辨的字，印刷商只能重新排版，印刷费因此增加了不少。因他字迹潦草，Beach又找了能辨清其字迹的打字员，不想，打字员的丈夫翻看了几页书稿，发现里头充斥着“肮脏的性描写”，怒不可遏，把那几页书稿付之一炬！幸亏纽约律师John Quinn有书稿的备份，Beach几经周折才说服Quinn把那几页书稿用相机拍下来，寄到巴黎，最终得以在1922年完成《尤利西斯》的印刷。Beach后来对这长达15个月的出版工程开玩笑道：“如果James能预知这么多意外和困难，他就不会写那么长了。”莎士比亚书店因出版了《尤利西斯》声名愈加显赫。不过，也因为这本书，书店几近破产，亏得有朋友相助，才幸免于难。

James Joyce与Beach

Hemingway（海明威）是另一个受益于Beach的作家。Hemingway还未成名时，Beach和Monnier常向他推荐好书，介绍他认识知名作家，并把他推荐给曾捧红D.H. Lawrence和James Joyce的英国出版商Jonathan Cape。当ape问Beach谁是美国下一位伟大作家时，Beach毫不犹豫地答道：“Hemingway！”Hemingway果然不负众望，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奖。

Hemingway同样善待Beach。Beach在她的回忆录记述了Hemingway在二战结束时解救她的轶事：“我听到一个深沉声音呼唤我—Sylvia!接着，街上的人都在喊Sylvia！Monnier突然叫起来，是Hemingway！Hemingway来了！我飞奔下楼。Hemingway刚从军队来，仍穿着军服，手提着一把机关枪，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高声说，‘我来解放你啦！’我猛地撞进他的怀里，他把我抱起，旋转起来，亲吻着我，街上的人们欢呼起来。”

在莎士比亚书店，文学大师的传奇轶事数不胜数。在这里，除了James Joyce和Hemingway，还能遇见《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Scott Fitzgerald、诗人Paul Valery、Henry Miller等巨匠。成名的以及有待成名的文青常常欢聚于此，分享各自的作品。莎士比亚书店的成功和巴黎当时的文艺氛围不无关系，但是，如果没有Beach的魅力、眼光、胆识和慷慨，也是不可能的。可惜，莎士比亚书店在1941年因战争而关闭。不过，莎士比亚书店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它将在另一个传奇的美国人那里获得重生。

重生

：George Whitman的莎士比亚

让莎士比亚书店获得重生的是性格古怪的George Whitman（下称Whitman），另一个嗜书如命、有书店情结的美国人。

Whitman 1913年生于美国麻省，因他父亲与诗人Whitman同名同姓，Whitman常说自己是诗人惠特曼的私生曾孙，其实，Whitman无需借诗人的大名，也在文学界留下了令人倾慕的好名声。这个名声来自于莎士比亚书店。

Whitman幼年就随父游历世界，足迹遍及中国、希腊、土耳其和西欧多国。从波士顿大学获得新闻学位后，他花了7年时间从北美搭顺风车到南美游历，一路上频频得到陌生人的帮助。这些经历让他也变得慷慨大方，思想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事实上，他后来在莎士比亚书店无偿为陌生旅人提供住宿和帮助，既是为了回报曾给予他帮助的人们，也是为了实现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二战后，Whitman非常想在美国开一家书店，却因为资金短缺而不得不放弃。1946年，他来到巴黎，他的旅店房间填满了哲学、文学、历史和政治学的书籍，很快成了美国左翼文人的聚集地。于是，Whitman又产生了开书店的想法。1951年，他用继承得来的500美元租了一间杂货铺（后来他把店铺买了下来），将它变成书店，取名La Mistral。

La Mistral代替了他的旅店房间，成为左翼文人新的聚集地。他们在书店里聚会、朗诵。Whitman每次都会给大家煮一顿大餐。周日晚，他在书店的顶层开派对，夏天，如果天气晴朗，就在店外的空地开派对。La Mistral成立几个月后，Whitman出版了名为《The Merlin》的杂志。Jean Genet、Eugene Lonesco、Jean-Paul Sartre（Sartre当时还没成名，署名是其真名Samuel Beckett）都曾在《The Merlin》发表过作品。

George Whitman

Beach时不时会到La Mistral听新一代作家朗诵他们的作品。1958年，她提出将莎士比亚书店名赠送给Whitman，当Beach去世，她私藏的书籍均遗赠送给Whitman。1964年，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时，Whitman将书店正式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以纪念Beach，Whitman因此成了莎士比亚书店的第二代掌门人。1981年，Whitman的独生女出生，取名Sylvia Beach Whitman（下称Sylvia），也是为了纪念Beach，多年后，Sylvia成为了莎士比亚书店的第三代掌门人。

Whitman不修边幅，身穿的是二手店的便宜货，从不去理发店修剪头发，头发长了，就点燃一支蜡烛，用烛火修剪。他不在乎收入，常常因为喜爱一本书而拒绝出售。钱柜的钱被偷了，也只是耸耸肩，从不追究。对陌生人，他却十分慷慨，来者不拒，所以书店总住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旅人、作家和艺术家。他为住客免费提供住宿和三餐，像仆人一样照顾他们，仅要求他们像他一样每天读一本书，以及在书店帮忙做两个小时的杂活，这成了莎士比亚书店的特色和传统，延续至今。

大概因为Whitman不把莎士比亚书店当生意来做，而把它当成读书人的乌托邦来经营，才吸引了许多名家和有待成名的“下一个Hemingway”。Beach吸引了“迷失的一代”，Whitman则吸引了“垮掉的一代”。Allen Ginsberg、Henry Miller等时代文学精英都是他的座上客。一些人在这里留下令人遐想的传说，譬如性爱小说家Anais Nin曾把遗嘱塞到Whitman的床底下。还有人以书为媒，在这里找到他们的另一半。Whitman曾算过，有大约50对恋人是在莎士比亚书店邂逅、相识并相恋。Whitman在2011年离世后，这里仍然是文青的浪漫发生地。今年春天，就有人在书店前求婚成功。

Whitman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不仅仅是一个书店，也是图书馆、青年旅社和文化庙堂。在喧闹而浮躁的年代里，它为读书人保存了一片净土。然而，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总快得叫人猝不及防。亚马逊和电子书的发展让传统书店陷入了危机。莎士比亚书店也不例外。2000年后，莎士比亚书店已是经营惨淡。当时Whitman年逾九旬，精神尚好，仍坚持每天读一本书，但作为书店的管理者，严重脱离了21世纪的现实。书店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用他女儿Sylvia的话说，书店停留在19世纪。

再生：

Sylvia Beach Whitman的革新

Sylvia学的是戏剧表演，开始并没想过接父亲的班。不过，她丈夫David Delannet告诉我，莎士比亚书店的DNA老早就植入她的血液里，她接管书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更何况这书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很多人进到那里就不想离开了。曾在高校教书的Delannet正是被它吸引进来后不想离开的，如今和妻子共同打理书店。

父母分手后，7岁的Sylvia随母亲搬到英国。大学毕业的那年夏天，她为了解阔别多年的父亲，回到巴黎。她说：“我父亲脾性古怪，只有回到莎士比亚书店，我才能真正了解和理解他，它是我父亲的一部分，正如我父亲是它的一部分。”

这也是莎士比亚书店和Sylvia的关系。Sylvia在书店度过了童话般的童年，忆起那段时光，初为人母的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那时候，莎士比亚书店对我而言就像是爱丽丝的梦游仙境，既古怪又温暖，你总能在某个角落发现令你惊奇的事物—一只白猫，一条黑狗，古怪的顾客，风趣的作家，敲打字机的人，做读书笔记的读者。父亲总说，走进书店，就开启了一段想象的旅程。这是一个想象的空间，像一本充满各种角色的戏剧，你永远不会觉得枯燥。”

Sylvia Beach Whitman

但Sylvia从英国重返莎士比亚书店时，书店已经深陷危机。书店里住着十来号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根本不遵循每日读书的规定，只把书店当作免费的青年旅馆，抽烟喝酒多于读书写作，一片混乱。此外，因Whitman没能按时付书款，企鹅出版社正威胁停止供书。

Sylvia给出版社汇书款后，做了一件让Whitman吃惊的事，在书店安装了一部电话，硬是把书店从19世纪推到20世纪。她还重申了Whitman定下的留宿规则：每天读一本书、每天在店里工作两个小时，离开前写一篇自传。为避免书店沦为免费的青年旅店，Sylvia又加了两条规定：每日的住客不可超过6人，每次留宿时间不少于10天也不多于4个月。

此外，Sylvia对书店做了一系列改变：大量购置她认为有销路的书籍，其中既包括经久不衰的经典书籍，又有针对游客的旅游书籍；与法国艺术家合作，设计了一款纪念书袋，成为书店的收入来源之一；在书店装上电脑和网络，在脸书注册莎士比亚书店的公共账号，推广新书与书店的活动。书店终于迈进了21世纪。Whitman初时抵制改变，气急时会嚷嚷：“她是我女儿，但她把一切都毁了！”但营业额慢慢增长的事实证明女儿比他更具生意头脑和管理水平，而且她并未背弃他与Beach的初衷理念，只是换了一种经营方式让莎士比亚书店的传统在网络时代得以延续。

书店外景

书店内景

的确，在电子书风行的当下，传统却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卖点。无论是邀请名家到书店举办讲座、签书会（每周2到3场），还是周一晚的读书会（邀请读书人和读者分享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在书店二楼图书馆举办更为亲密的小型研讨会，发行杂志，为未出版作品设立奖项，举办两年一度的文学节，还是开咖啡馆（预计2014年底开张），Sylvia都是为了延续Whitman与Beach立下的传统—为低头族时代的“莎士比亚之辈”营造一个非虚拟的平台和社区，这是亚马逊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