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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和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分别使齐、秦强国称霸。管仲和商鞅的政治主张，虽“同归”，但“殊途”，探讨管仲和商鞅，对于今天是有相当借鉴意义的。 先说管仲。管仲所处的时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当时在黄河下游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等。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当时，齐为膏腴之地，陆海丰饶，齐所面临的不是弱国图强，是强国图霸的问题。 管仲推行的改革涉及内容很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各方面。 政治社会方面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讨伐不驯。讨谭、灭遂、践约还土、请周伐宋、解郑乱、救燕危、灭令支、孤竹而还燕，义待鲁国、复国邢卫、莫不以德为行、义而施。最终得以“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划分和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立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郊外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负责督察。从而形成统一有效的行政管理整体；尊重民意，强调人心，以顺民心为本，做到符合民意的施政以德。 经济方面，改井田之弊，发展农业；根据实际不同条件，“相地而衰征”，征收不同的的赋税，增加田赋收入，提高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又提倡发展经济，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设“轻重九府”，大力发展渔业、盐业，鼓励贸易以积财通货；根据市场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进行“宏观调控”。 军事方面，寓兵于农，屯兵于田；将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长期生活居住，使之协同；每年用狩猎来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以充实军队的装备。 律法上重视“以法制国”，国人无论贵贱都要守法，依法行事，赏罚功过。管仲的法制是建立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基本的民生是“知礼”的基础，“知礼”才能奉法而守法。 管仲的改革，使齐国出现了民足国富、社会安定繁荣，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再看商鞅。和齐不同，秦首先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春秋时期，秦的社会发展落后于各国，田制、税制等均落后百年以上，体制、制度严重制约了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关东诸侯国，经过一系列社会变革，使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发生根本变化，极大促进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相对关东诸侯国，秦是落后的“蛮夷”。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决心彻底改革，下令招贤。公孙鞅自卫入秦，公元前359年开始了他在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涉及内容很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律法等各方面： 在政治上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如制定二十级爵，以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废除分封制，实行县制，县设令以主政，设丞以副令，设尉以掌军，逐渐形成秦的郡县制度；实行什伍制度，居民登记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 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如废井田，开阡陌，准许民间卖买田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务农生产多的，可免除徭役；统一度量衡，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严格执行。 在社会改革方面，推行分户，以利于促进生产、人口增殖、征徭役和户税等。 推行法制，在商鞅变法之前，列国普遍是延续了西周流传下来的礼教制度。但诸国征战，权贵争权使得礼崩乐坏。商鞅主张“以法相治”、“垂法而治”、“缘法而治”，采用严刑峻法。 经过一系列改革，秦迅速崛起，终于从被中原诸侯瞧不起的“夷狄”，变成了强大的“虎狼之国”，为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和商鞅的革新变法表面上看是大同小异，但从本质的“道”上却大异小同。先侃侃管仲和商鞅都讲的法治。 管仲和商鞅都讲法治，但有本质上的不同。管仲是“利民为本”的富民强国；商鞅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钳民富国；管仲注重道德约束、经济鼓励、德归教化前提下的法治；商鞅偏重钳制惩戒、利出一孔、严刑峻法基础下的法治。管仲是先解决基本民生，以保障基本道德规范、以道德约束的自制为前提，辅以戒律法规的法治；商鞅是先执行惩戒的法制，以钳民御民、小罪重刑为前提，在实现法治之后，自然现实儒家追求之德治。管仲充分利用了人性、人心，以礼治民、以德教化、以“德法”治国；商鞅充分利用了法律法规和国家机器，以刑治民、以惩代教、以严法治国。管仲的成功在于德治，使百姓安居，人民归心，天下臣服，最终“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商鞅的成功在于法制，以刑罚为胁迫，以奖赏为诱饵，铲除一切对立面，使国家上下一致，百姓团结一心，用一个声音说话，为了一个目标前进，最终以“兵车”一统天下。 无论是管仲和商鞅都有其历史局限。管仲之后，齐霸主地位不保；秦一统之后也迅速消亡。齐的没落表面上是任用奸人，实际上是因为过于偏向依赖德治，没有建立严格的制度和法律来保障正确的政策和体制；秦的消亡，是因为过分依靠严刑峻法的法治，忽视基本行为规范的德治。什伍连坐、鼓励告奸、严刑峻法、利出一孔，都只适应于先秦，到了天下一统的目标实现的时候，人心涣散，上下苟且也就不可避免。 管仲和商鞅的“殊途”，根本上是齐、秦社会发展不同所导制的。用商鞅的“法”治齐或用管仲的“德”治秦，也是会“同归”的，归于失败。此一时彼一时也，探讨管仲和商鞅的成败，看清本质，分清历史时期，适时而用，适度而用，才是革新除鄙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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