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论犯罪与刑罚》
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再光鲜靓丽的表面背后也总会有污浊泥泞，在现代一片繁荣的情况之下，犯罪案件也在不断滋生，而刑法之用处，就是铲除这样的社会毒瘤。
作为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工具，法律一方面建立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之上，为公众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所认可，另一方面，法律也是公正审判的标尺与准绳，而非解决舆情和人民情感的工具。
道德与法律似乎水火不容，但在某些方面却又必须共行。如何将人民普适的道德标准与国家维护秩序正义的刚需融合，是中华民族漫长历史长河中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刑法之必行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早在战国之时，秦国商鞅变法，施行严苛的法律，从此开启了中国'法'的道路。但基于儒家文化中的仁政，在我国古代还并不能做到完全遵循法律来治理国家。
韩非子有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人以法锻造自身，使其行为不逾矩；大国以法治国兴邦，使其运转秩序井然。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条，其作用至关重要。而刑法作为现代法律中最重要的基本法之一，其严酷性和并行性也在一次次的审判中显露无疑。不过相比于近代的刑事处罚，我国古代的'凌迟'便足以令人闻风丧胆。
据史料记载，'凌迟'酷刑始于五代时期，但其具体制度还并未完善，直到元朝时，'凌迟'才被列入刑罚之一。它以残酷著称，俗称'千刀万剐'，可见其残忍手段，到了清朝时，'凌迟'达到了巅峰，翻开晚清时期的老照片，我们还会看到罪犯被凌迟的场景。
在笔者看来，'凌迟'已赫然属于严刑之列，一般不会轻易使用，但在历史上还是留存有两处十分著名的'凌迟'案例。
刑法之严酷
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有存在感的朝代，大家经常可以在影视作品中了解到诸如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的机构，所以明朝的严刑峻法也十分具有代表性。
在大明正德期间，有一个大太监名叫刘瑾，依靠权谋之术步步升迁，以进贡飞禽走兽来讨取皇帝的欢心，被时人称为'八虎'之首。
其人逐利腐败，任人唯亲，风光一时，也因锋芒毕露，在后期被人揭发，当时的皇帝勃然大怒，以'反逆罪'下令将其处死，并指示要用最残忍的'凌迟'将其折磨致死，可见皇帝对其荒唐行径的厌恶。
行刑之日，刘瑾被人剥去衣物，用渔网紧紧缠住，被刽子手一片一片地割下他身上的肉，如此'凌迟三日'，最终被剐3357刀，折磨至死，手段之残忍，令人闻风丧胆。
刘瑾影视剧形象
而在刘瑾之后，袁崇焕也遭遇了'凌迟'之刑。袁崇焕在明帝换位之争中，与魏忠贤产生隔阂，后明思宗朱由检即位，袁崇焕重新获得启用，不过在击退皇太极之后，被魏忠贤的余党以'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被抄没家产，家人流徙。
而袁崇焕本人也难逃'凌迟'之刑，处刑当日，糜肉皆被京师百姓生啖之，只剩一副骨架，凌迟台上一片惨状。
如此酷刑，倘若不是据真实史料记载，恐难以想象，而也因其太过残忍，晚清时期，抗议之声在百姓中渐渐奏响。光绪三十一年，在大臣的建议下，光绪帝下旨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永远删除，'俱改斩决'。支配了中国刑罚最残忍地位的'凌迟'之刑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其实在笔者看来，刑法的约束力与强制力是其保障国家稳定运行的两项重要指标，而刑罚作为体现国家强制力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凡事总要有个度量，如果只是为了体现威严而过分采用严刑峻法，无异于杀鸡取卵，终究不会产生强有力的进步，也终究会被时代所淘汰。
袁崇焕画像
为政以德
“忆古时，朝代更迭，一王朝兴，一王朝亡，经漫长岁月，终归于是否行德治，顺民心；施德治，则王朝兴隆；行峻法，则王朝倾颓，此古之理也。政之所兴，在于施德治，顺民心。'
邹忌勇对齐威王上书于善纳谏，以小见大之事例，使齐威王虚心纳谏，明行德治之理，于下令凡群臣吏民者，上书谏寡人者，能谤讥于市朝者，顺民心，时时而间进，齐国强而壮，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施德治，顺民心。
政之所废，在于悖德治，逆民心。统一六国之秦，数年后，秦始皇恐其盗皇位，人心难辨是非，忧心于布衣叛变，为固皇权，控民心，施峻法，用万千布衣之身躯筑长城，行'焚书坑儒'固皇威，愈行暴，民愈愤，于是隋兴秦亡，不过二世，此所谓失败于悖德治，逆民心。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不德，空其名而众星离之。'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法律只是白纸黑字的条条框框，如果不能善加利用，不过是一纸空文，但即便如此，也不应矫枉过正，重蹈'凌迟'的覆辙。
依据可考证的历史，从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到古希腊的《梭伦法典》再到集大成的《罗马法》一直延续至今的现代法律，我们应该承认，随着人性的进化，理性的深化，刑罚在向着更人道而绝非更残酷的方向发展，法律追求的是其合理性和公正性而绝非严酷性。
当人类告别了落后的石器时代，生产力开始迅速发展之时，私有制便在慢慢地孕育，而法制其实也在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理不外乎人情，赋予法律感性的温度，才能建立起一座人民信服的法制之基，严刑峻法并不是治世的良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建立起法制的公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