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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是看着《霍元甲》和《上海滩》长大的一代，从前者，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民族大义，从后者，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生死之交。 什么是生死之交？生死之交也许是桃园三结义般的“不愿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的山盟海誓，也许是丁力和许文强那样的“两个人一颗烟”的形影不离。但是，更具有震撼力的还是古龙的那句话：“如果他在你后面，你永远不用担心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除非他已经死了”。 死亡是人生之大限，把生命当作“本钱”押进去所成全的东西，肯定是最宝贵的。有时候，在一些价值选择面前，死亡成了一件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甚至是最容易的事情。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 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彊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这是《史记》描写“赵氏孤儿”的一段对话。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真不由得热血沸腾，被一种气节和血性所感动。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死更难的事情。在这里，先行去死简直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为你把最沉重的事情推给了别人，而自己却是两眼一闭，一了百了。 斯宾诺莎说：“自由的人最少想到死；所以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关于生的沉思。”套用斯宾诺莎的话，公孙杵臼和程婴好像并没有想到死，哈姆雷特式的选择对他们来仅仅是“容易”和“艰难”区别，而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生与死的界限模糊了，打成了一片，或者说，他们的选择已经超越了生死，生与死对他们来说还没有成为问题。 “生还是死”成为一个问题，在于对“生”和“死”的一番比较。死亡的意识一旦进入头脑，以何种名义让人去“死”，无论是道义的还是情感的，都显得那么脆弱无力，因为“死亡”已经是底线，这是最后的砝码，也是无法倒退的地方。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之间差别顿然间化为虚无。 想当初，同为魏国人的陈余和张耳约为“刎颈之交”，同生死、共患难。我想，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在那个随时都可能丧失生命的时期，这种“约定”是真诚的，而且是能够付诸行动的。生命如草芥，生还是死都由不得你，生命意识自然淡薄。其实不止是张耳和陈余，历史上大部分“刎颈之交”都诞生在朝不保夕的年代，还没有听说过哪两个人能在太平盛世，整天吃肉喝汤的年代结为“刎颈之交”！苛刻的外在条件、紧张的局势使得生与死的界限模糊起来，生死之交才成为可能。 而后来呢？兄弟二人并肩作战，先是跟随陈涉、吴广反秦，经过一番出生入死之后，都当上了官，成了将领。特别是在跟随武臣北伐以后，二人的地位逐步提高。后来，武臣自封为赵王，二人的地位一步登天：陈馀被封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一旦起事成功，二人很可能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武臣死后，二人拥护原来赵国国君的后裔赵歇为王，重新恢复了赵国。其实，赵歇不过是个傀儡或者幌子，真正的实权其实牢牢控制在了张耳、陈余二人手中。之所以抬一个傀儡上台，是为了好拉拢势力，壮大力量，一旦条件成熟，就会马上废之而自立。这时候，二人的“事业”达到了人生的顶峰，该来的都来了，没有来的也会很快就来的。 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秦国的缴贼大军在章邯的带领下在大破楚军，杀死了项梁以后，北渡黄河，进攻赵军。张耳与赵王歇败走钜鹿，王离率军围住了这座死城。而陈馀北收常山兵，驻扎在了巨鹿之北，但敌众我寡，无法突围进城营救。 这当时面临的形势是这样的：巨鹿城内兵少粮尽，命在旦夕；援军未到，即使有先到的，也是作壁上观，不愿意妄动，各怀鬼胎；陈余率领几万人驻扎在了城北，也是不敢造次，害怕救人不成，造成无谓的伤亡。于是，张耳数次派人去请求陈余前来援助，而陈余犹豫不决。张耳很是恼火，想当年为刎颈之交，今天怎么做起了缩头乌龟来了？陈余也有理由：以软击石，无济于事，白白地浪费生命。还不如留着一口气，即使你们死了，我还可以为你们报仇，而一起赴死，无济于事。 张耳的理由多是情感上的：你我是刎颈之交，彼此为对方应该不惜生命。即使知道白来送死，你也应该来。何况，努力一把，还可能有希望：“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陈余的理由是理性的，他在比较“出兵”和“不出兵”的结果和代价。这样做，起不到任何效果，为什么要去呢？还不如保存实力，即使你死了，还可以为你报仇。现在一定要共同赴死，就如同把肉送给饿虎，有什么好处呢！“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馀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 仔细分析，二人的说法都有道理，无可辩驳。在生死面前，道德开始暴露出它的虚弱性。正如两个相反的命题，在这里可以同时为真，也可以同时为假。出兵也有足够的理由，不出兵也有足够的理由。 张耳的说法有道理，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不容易做到，或者希望很小就不去做了。恰恰相反，正是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献身精神中，刎颈之交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刎颈之交，否则，不过就是口号。在这里，不能做利益的算计和理性的考虑。 陈余的说法也有道理，明知是死，徒劳无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逞匹夫之勇，快活一时，什么也得不到。行军打仗，要对士兵负责，不能把肉送到老虎嘴里去吃。 但二人的说法又都有问题。对陈来说，不管内心中怎么想，其不敢出兵救好友在行动上来已经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了。尽管你嘴上说的好听，肚子里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 对张来说，他的要求也确实太苛刻。明知道是死，还让自己的好朋友来吗？既然是朋友，就是要成全对方，牺牲自己。而这种“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的朋友原则是不是太苛刻？ 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场景调换一下，把二人的言行反过来，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局面：如果陈余见好友被围，马上披挂整齐，破釜沉舟，率军营救。而张耳深受感动，苦口婆心地规劝，说千万不要这样做，一起送死，还不如保存实力，以后为我报仇。这样意气用事，于事无补。结果是，陈余含泪离去。 呵呵。如果两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和举动，事态的发展就大不一样了。就像“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程婴，都自觉地把死看作容易的事情，而把抚养赵氏孤儿看作一项艰难的事业，张陈之间的分歧就不会出现。而程婴最后也自杀了，为的是去阴间告诉公孙一声，他把这件比较难的事情做完了…… 还是那句话，在张和陈这里，“生，还是死”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已经纳入到了“反思”的层面，而非仅在“一念之间”了。感人的举动，往往是在“一念之间”作出的，根本不会去考虑生和死的事情。正如孟子说的，看见一个孩子掉到水里了，立刻跳进去营救，而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会游泳，孩子的家长是不是我的熟人，会不会给我报酬。而一旦想到生和死，康德意义上的“崇高”就荡然无存了。 张对陈的见死不救甚为恼火，是因为“死亡”这两个字眼已经在头脑中扎根了，成了最后的底线。而对陈来说也是如此，生命也成了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权衡比较才能付出的东西。所以，两个人都已经背叛了自己的诺言，都已经有了生死观。 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人性随着局势的变化就会迸发出不同的火花。《尚书》中说“人心惟危”就是这个道理。当初草民一个，贱命一条，死或者不死，什么时候死，什么地方死，如果每天都考虑这些问题就别活了。每天都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知道哪天就会丢掉。所以这个时候容易诞生“刎颈之交”。而现在呢？成了将领，成了人物，生死的问题就立刻进入了意识，于是害怕死了，不愿意死了，对死开始斤斤计较了。其实，自从他们两个成为所谓的“人物”以后，刎颈之交早已经成了远古的图腾和尘封中的记忆，仅仅具有回忆的价值了，而一落到现实，窘态马上就会出现。 都是真的，没有什么是假的。我相信他们起誓的时候说的“同生死，共患难”之类的话时是真心的。但我想说，今天他们都为了死计较起来了，怕死也是真的。都是真的，不过情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初的真已经不是今天的真了。 如果一个男孩瞪着一双天真的大眼睛告诉一个女孩：我爱你！ 奉劝这个女孩，你一定要相信他！他说的确实是真的。 十年过去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吧！ 奉劝这个女人，你也一定要相信他，他说的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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