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

泰州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从古到今，很少有谁能像这个人物一样值得玩味。他就是清代的郑板桥。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出生于公元1693年，即清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其貌不扬，人生坎坷的一个小人物，一个七品小县令，一个落拓不羁的穷画师，却能历久弥香，熠熠生辉，三百多年来，魅力永存？还是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走进历史，探询一下板桥先生吧。

郑板桥

一、情感人生

郑板桥出生于兴化城内的汪头。出生后父亲给他取名燮，字克柔，大约是希望他一生能和和顺顺的意思。板桥的家庭是书香世家，曾祖新万是庠生，祖父清之做儒官，父亲立本是廪生。庠生和廪生其实就是常说的秀才，唯一的区别就是廪生还可以领取一点生活补贴，但不足以养家糊口。到了板桥父亲的时候，家道已经日渐衰落，但靠父亲教书所得收入，生活还能够维持，与普通农家比，当可归入小康一类。按说，郑板桥应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命运偏偏与他作对，到了三岁那年，板桥的母亲汪氏夫人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板桥《七歌》有云：

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儿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随啼起。婉转噢抚儿熟眠，灯昏母咳寒窗里。呜呼二歌兮夜欲半，鸦栖不稳庭槐断！

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幕。母亲的去世，给板桥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小康之家也由此陷入困顿之中。

板桥母亲去世以后，立庵先生又续娶了郝氏。郝氏也是一位善良的女性，她像亲生母亲一样对待板桥，给他洗衣、喂饭，就是回娘家省亲也要带着他，但继母进入郑家仅十年便也去世。人生遭遇两次丧母之痛，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真正给板桥爱抚最多的不是板桥的亲生母亲，也不是继母郝氏，却是他的乳母费氏。

费氏乃是板桥祖母的侍婢，郑家这时因家道中落，已养不起仆人，费氏感主人之恩，依然到郑家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每日清晨，总是先背着小板桥出门，穿过一条大约两百步长的竹巷，到街上花上一文钱买个烧饼给板桥吃，之后再忙家务。偶尔有一点好吃的，也总是先让板桥吃，然后才轮到自己的孩子。后来，她自己儿子当上了八品官，请她回去享福，她仍宁可留在郑家吃苦。从板桥幼年起，费氏和板桥一起生活了三十四年，七十六岁去世。对于乳母费氏的抚育之恩，板桥终身难忘，中了进士以后，板桥抚今追昔，不仅生起了对乳母的深深怀念之情：

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随令惭恧久。黄泉路迂阔，白发人老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

板桥对乳母的敬重和深情由此可知。

板桥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同情弱小的种子；板桥又是幸运的，他在失去一份母爱以后，又得到了另外二份伟大的母爱，这博大无私的母爱，对板桥幼年的成长，对板桥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康熙五十四年，板桥23岁的时候，娶妻徐氏，结婚成家。板桥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独自直面社会的风浪了。

生活的困窘，没有了新婚燕尔的甜蜜，有的是患难与共的真情。徐氏从结婚到雍正九年——板桥中举的前一年去世，陪伴板桥凡一十六年。这是板桥一生中最穷愁潦倒的时期。先是真州（今仪征）“傍人门户度春秋”的四年教书生活，继而是“落拓扬州一敝裘”的十年卖画生涯。教书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卖画又因名微声低，卖不上好价钱。到了三十岁时，父亲去世，生活愈发窘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灶房里连烧饭用的柴火都没有了，讨债的人却围上门来，把破旧的屋门敲得山响。他的子女经常缺吃少穿，难得温饱。有时为了省吃一顿早饭，居然对孩子“诱以贪眠罢早起”。为了生活，他鼓足勇气出门去向朋友借，半道上就泄了气，见面好不容易说出了口，却又碰了钉子，忍气吞声回到家又不好意思告诉妻子。善解人意的妻子看出原委后，不仅不怪罪丈夫，反而温言相劝，慨然把自己的首饰和旧衣拿出去典当，买回些果饼“分饷诸儿饥”。也许是连活下去都变得艰难的日子，使板桥失却了生活的诗意和对美的发现和注意，板桥诗中很少有关徐氏容貌和二人夫妻感情的文字，但我们从他对这段生活的蘸满血泪的真切描写中，仍能感受到夫妻之间那种患难与共的真挚感情。以致于板桥在得知中举后这样写道：

忽闻泥金入破篱，举家欢乐又增悲。一枝桂影功名小，十载征途发达迟。何处宁亲惟哭墓，无人对镜懒窥帷。他年纵有毛公檄，捧入华堂却慰谁？（《得南闱捷音》）

多年的奔波劳累，相濡以沫，终于等到了功成名就这一天，却已妻亡子夭，即使金榜题名，又有什么意思呢？板桥心中多年的郁积第一次释放出来，欢喜乎？悲凉乎？歉疚乎？思念乎？也许兼而有之吧。

徐氏夫人死后，板桥续娶了郭氏夫人。从板桥写给堂弟郑墨的信来看，续娶郭氏似乎想要儿子的成分多一些，感情却是很淡漠的。

婚姻有时要讲一个“缘”字，“有缘千里来相会”，确实如此。记得唐朝诗人崔护有一次野外踏春，走过一个村子时，无意间看到一家院子里种着几棵桃树，桃花开得正艳，一个美丽的少女正依门而立，当少女发现有人在看她时，害羞地躲进了屋内。诗人看得傻了，长时间难以忘怀，等到第二年中举后再次来到那里时，这户人家已经搬走了，少女也不知去向。诗人追悔莫及，感慨之余，写诗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一段美好的姻缘终于没有作成。想不到若干年后，同样的故事竟然在板桥身上重演，并且变成了现实。乾隆十二年板桥在济南试院闲暇无事时，曾高兴地写下一篇《偶记》，记述了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扬州二月，花时也。板桥居士晨起，由傍花村过虹桥，直抵雷塘。问玉勾斜遗迹，去城盖十里许矣。树木丛茂，居民渐少，遥望文杏一株，在围墙竹树之间。叩门径入，徘徊花下。有一老媪，捧茶一瓯，延茅亭小坐。其壁间所贴，即板桥词也。问曰：“识此人乎？”答曰：“闻其名，不识其人。”告曰：“板桥即我也。”媪大喜，走相呼曰：“女儿子起来，女儿子起来，郑板桥先生在此也。”是刻已日上三竿矣，腹馁甚，媪具食。食罢，其女艳装出，再拜而谢曰：“久闻公名，读公词甚爱慕，闻有《道情》十首，能为妾一书乎？”板桥许诺。……问其姓，姓饶。问其年，十七岁矣。有五女，其四皆嫁，惟留此女为养老计，名五姑娘。又曰：“闻君失偶，何不纳此女为箕帚妾，亦不恶，且又慕君。”板桥曰：“仆寒士，何能得此丽人。”媪曰：“不求多金，但足养老妇人者可矣。”板桥许诺曰：“今年乙卯，来年丙辰计偕，后年丁巳，若成进士，必后年乃得妇，能待我乎？”媪与女皆曰：“能。”即以所赠词为订。明年，板桥成进士，留京师。饶氏益贫，……有富贵者，发七百金欲购五姑娘为妾，其母几动。女曰：“已与郑公约，背之不义七百两亦有了时耳。不过一年，彼必归，请待之。”（按：一说饶氏为北京人。）

有饶姑娘的忠贞不二，再加上后来程羽宸的义气相助，才子佳人终成眷属。我们在赞叹饶氏的坚贞和程羽宸的侠义的同时，不能不为板桥先生感到幸运和高兴。

郑板桥故居

有了饶氏相伴，再加上中进士后生活的明显改善，板桥度过了一段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饶氏天真活泼、俏皮艳丽的身影从此也不断闪现在板桥诗中，如：“小妇窃窥廊，红裙扬疏篱。黄精煨正熟，长跪奉进之”（《赠梁魏金国手》）；“小妇便为客，红袖对金尊”（《雨中》），《细君》中的描写则更为生动：

为折桃花屋角枝，红裙飘惹绿杨丝。无端又坐青莎上，远远张机捕雀儿。

真个是“人面桃花相映红”了，如果崔护还在世间，恐怕要妒火三丈，大叫上天不公了。

乾隆九年，板桥五十二岁的时候，饶氏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对于曾经有过殇子之痛的板桥来说，显然又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板桥给这个儿子取名麟儿，对他珍爱有加，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麟儿体质不好，又有点水土不服，经常生病，就让带回老家兴化抚养。板桥在山东做官期间，经常写信回家，除了关心他的饥饱寒暖之外，更关心的是对他的教育。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中写道：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需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飨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在《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中又写道：

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至于延师傅，待同学，不可不慎。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

郑板桥爱子而不溺子，教子而先教做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为官和为人。

今天的生活已远不是板桥时代所能比的了，小孩子们也过上了比麟儿富足得多的日子，然而，骄奢放纵、贪图享受、自私自利的思想不也在一些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吗？板桥先生的教子之道，值得引起当今父母们的深思。

生活在给予板桥些许慰籍以后，又总是在他心中划下深深的伤痕。郑板桥在经历了中年丧父、丧妻、丧子的人生伤痛之后，麟儿的夭亡，又让他品尝了老年丧子的人生大痛。想当年他心爱的儿子犉儿夭折的时候，他曾以凄婉哀绝的笔触写下了《哭犉儿五首》：

天荒食粥竟为长，惭对吾儿泪数行。今日一匙浇汝饭，可能呼起更重尝？（其一）

坟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胆怯风湍。荒途野鬼诛求惯，为诉家贫楮镪难。（其三）

这一次，除去摧肝折胆的伤痛之外，板桥又能写些什么呢？

悲哉，板桥！

痛哉，板桥！

二、仕宦人生

读书作官的科举道路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求出路的“正途”，如果不入封建统治者的“彀中”，则难以出人头地，出身寒儒世家的郑板桥也必不可避免地去钻这个时代的圈套。

板桥书法题款

复杂的考试方式赋予科举制严苛的竞争淘汰机制，要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要先后通过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分别取得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的资格，才能登天子堂，为人上人。其实，四级中的每一级要想通过，都是不容易的，进入进士科更是难上加难，封建社会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被卷入科举的激流中，而真正经科举入仕途的都是极少数。板桥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但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科举路上的成功者，都是仅仅迈出了第一步，便再也寸步难行。

板桥的父亲立庵先生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廪生，廪生，秀才的一种，与一般的生员相比，仅仅是落选的次数多一些而已，每月可以象征性地领取一点生活补贴，算作统治者对那些皓首穷经的读书人的一种安慰。是廪生，当然就能够做私塾先生了。立庵先生自己的人生理想不能实现，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板桥“幼随其父学”，三岁起就开始学字，五、六岁便能背诵诗句，六岁以后即涉猎《四书》、《五经》，八、九岁时，立庵先生便开始教板桥作文联对。除了随父亲攻读外，板桥的外祖父汪翊文和同乡名士陆种园对他的学业亦颇有影响。有了这些当地名师的指导，加上板桥“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的用功苦读，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大约于24岁时，板桥顺利通过了县试，中了秀才。父亲年老体衰，为生活所迫，年轻的郑板桥在26岁那年，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去真州江村设塾课徒。

板桥虽然落拓不羁，但却不愿意像他的父亲那样一辈子做个“锦绣秀才”，读书人“读书——科举——作官”的发达之路同样也是他心中孜孜追求的梦想，他多次对朋友们表白：“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与江宾谷、江禹九书》）后来在潍县任上时，板桥还在信中勉励堂弟郑墨要勤奋读书，并一再叮嘱：“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科举制度到了明清两代，以制艺取士，其僵化腐朽、摧残人性的一面日益显现出来，造成了不少人生悲剧。以诗、书、画卓绝当代的郑板桥在醉心科举上，与鲁迅笔下的范进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不屑于做一个乡下默默无闻的教书先生的，“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此种心迹在这两句诗中流露无遗。清净无聊的塾师生活似乎离自己的追求越来越远了，板桥心中甚至生出了“欲买扁舟从钓叟，一竿春雨一蓑烟”的消极情绪来。果然，大约不过三、四年光景，板桥便辞别真州，向扬州进发了。

板桥从三十岁后来到扬州，度过了大约十年的卖画生涯，这是板桥一生中穷愁潦倒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父亲穷困而死，儿子随后夭折，买画无人赏识，境遇之惨，几乎把板桥逼上绝路。失意消沉中，板桥“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落拓》），或逛逛青楼，或与和尚为伍，或借酒浇愁，但内心希望之火未灭，“凭寄语雪中兰蕙，春将不远，人间留得娇无恙，明珠未必终尘壤。”余秋雨在《十万进士》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待。等待期间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终暗藏着翻身的一天。……他们有世界上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板桥此时的景况和心情也大抵如此吧，表面上的狂怪和放纵，只不过是仕途碰壁后的愤激罢了，放纵之后呢？还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四书五经》自家又未尝时刻而稍忘”（《四子书真迹序》），继续背他的《四书五经》去。

当然，板桥读书自有他的路数。他主张读书要善于抓住要领，善于发掘书中的精义，不要死读书、读死书，必须“有主张”、“有特识”，要“自出眼孔，自树脊骨”、“自树旗帜”，万不可“为古人所束缚”，如此，则“心空明而理圆湛”。他还说：“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远多，徒多徒烂耳。”贪多不求精，就会“胸中撑塞如乱麻”。所有史书，“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所有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材”。他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 这自是板桥不同于一般腐儒的高明之处了。

板桥确实不是死读书的那种人，读书之外，他又收拾行囊，北上燕京，疏通关络，主动寻找进身之阶了。

算起来，这应该是板桥的第二次燕京之行。第一次是他二十三岁的时候，也即他结婚的前一年，目的应该离不开科举二字，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这一次同样是无功而返。试想，一个执著于科举的知识青年，满怀人生的宏愿，乘兴北行，想在天子脚下打开一扇晋身的窗子，但“满目风尘，何知花月；连宵梦寐，似越关河”（《花品跋》），前途渺茫，何处是路？板桥有些落寞，甚至有些发怒了：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沁园春·恨》）

面对人生的窘境，板桥陷入了深刻的思想矛盾当中。在矛盾中，他对历史、对现实、对自己进行痛苦的反思，作于这个时期的《道情十首》等诗中甚至流露出道家超然出世的思想来，可见内心斗争之激烈。积极入世遇到挫折，遭受打击，却又自负节气，不肯向现实屈服，转而以消极避世，甚至狂狷的方式相抗议，来抵抗时代的压力，掩护自己受到伤害的生命，这是古代不少知识分子都出现过的心理惯性。阮籍的特立独行，陶渊明的田园归隐，蒲松龄的谈狐说怪等等，都可归入这一类，内心入世的激情也许从来不曾泯灭，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李白失意时，给人们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一旦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又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莱人”。板桥亦越不出这些先贤的思想轨迹，和李白一样，他不是“蓬莱人”，当然也不会真的去过他所描写的老渔翁、老樵夫、老头陀、老道人、老书生、小乞儿的生活。经过一番矛盾的斗争和自我反思之后，板桥还是冷静下来，背起被卷，到天宁寺里坐下来，摊开书本，继续他的科举之旅了。

兰石图

这一次，老天没有辜负板桥。雍正十年，板桥四十岁上赴南京乡试，得中举人。封建社会读书人为金榜题名这一天，往往熬白了少年头，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一朝中举，心中的惊异和狂喜可想而知。唐代的孟郊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似乎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姚合是“喜过还疑梦，狂来不是儒”，读书人的斯文也不要了；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年过五十，考了二十多次，次次落榜，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竟使他疯了：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着“中了！中了！”被岳父胡屠户打了几个耳刮子才清醒过来。我们的板桥先生呢？我想他一定是呆呆地站在那里，兴奋是有的，毕竟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但那仅仅是短短的一瞬，他想起了40年的困顿落拓，世态炎凉，想起了已经人鬼相隔的父母妻儿，“何处宁亲惟哭墓，无人对镜懒窥帷。他年纵有毛公檄，捧入华堂却慰谁？”（《得南闱捷音》）眼中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板桥是个进取心极强的人，中举并非他的最终目标，雍正十三年，他选择了风景优美的镇江焦山，在此借宿苦读，来为第二年的会试大比做准备。这时的板桥，已今非昔比，生活和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功底又扎实，读书不需耗费太大的精力，常常走出去纵览焦山一带的美景，或者会会从前的朋友故旧，丰富多彩的生活唤醒了板桥的青春活力，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正向他走来。

镇江焦山

乾隆元年二月，板桥赴京应试。放榜之日，在二甲第八十八名（倒数第三名）上 “郑板桥”三个大字赫然在目。他奔回寓所，研磨理纸，调色命笔，一幅《秋葵石笋图》一挥而就，并在上面题诗一首：

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这一次，板桥可真有点欣喜若狂了。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跨越三朝，路途漫漫，尽管“正果”成得晚一些，但与天下大部分读书人比，板桥无疑是幸运的。

中了进士，距离他“出而致君泽民”（《四子书真迹序》）的政治抱负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一步”，就是“做官”。

常言道：“朝里有人好做官。”对于出身于穷乡僻壤，没有靠山，没人引荐，没人扶持，没人帮助说话的郑板桥来说，想做官，谈何容易！

一开始，板桥可没这么想，他在京城四处干谒，找关系，走门子，忙活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终于没有得到丝毫起用的消息，只好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了扬州。转瞬三年过去了，做官的梦想还是非常渺茫，一直到了乾隆六年秋天，眼看已是五十岁的人了，还是宏图未展，在激愤和落寞中，无奈的板桥只好硬着头皮去京拜谒乾隆皇帝的叔叔允禧。这位皇帝叔叔很是钦佩板桥的才华，喜爱板桥的诗词书画，终于帮助板桥在中进士六年之后，收到了去山东范县任七品县令的委任书。

板桥印章

范县地处黄河北岸，荒凉偏僻，板桥初来乍到，衙门颇为清净。他无所事事，作画看花，饮酒解闷，不免引吭高歌。传到门外，引起衙役议论，被称作“狂官”。板桥的出身和经历，使他关心民间疾苦，常常深入民间和乡村，体察农民的疾苦，加深了他对农民的认识和感情，他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这是对封建等级观念的公然挑战！郑板桥，这个竟然能将《四书》默写得一字不差的人，其血管里流淌的主要是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包含着平等、人性的思想内涵。这正是板桥超越传统士人的价值之所在。

乾隆十一年（1746）,板桥五十四岁，离开范县，调到潍县当县令，连任七年。板桥刚上任，就赶上全县大旱，民不聊生，四出逃荒。板桥当机立断，开仓赈贷，救济灾民。同时，板桥又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收远近饥民做工就食，并令城内大户开厂煮粥，救活不少灾民。没想到因为这事得罪了上峰大吏和豪商富贾，朝廷到底以贪污中饱之嫌，罢去了板桥的官。

板桥与潍县父老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旦要离去，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板桥的心情也十分沉重，他分别画了竹、菊、留赠潍县的官绅士民。在画竹的题辞中，他表达了自己愤愤不平的心情：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三头驴子送着板桥南返。一头板桥骑着，装着简单的行李；一头驮着两夹板书，加一把阮咸（乐器名）；一头则是皂隶骑着，在前面引路。驴子到家了，板桥的仕途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板桥出仕抱定的宗旨是“立功天地，字养生民”。为官十二年，板桥确实这样做的。他注重调查研究，关心民间疾苦，崇尚无为而治，“慈惠简易，与民生息，人亦习而安之。”咸丰元年《重修兴化县志》载：板桥“官山东先后十二载，无留牍，亦无冤民”。足见板桥为官期间，多有惠政善举，深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戴。

十二载的为官生涯，使板桥进一步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同时，他为善亲民、淡泊名利的思想和艺术家旷达不羁的气质也难以使他与整个官场融为一体。他对污浊的官场是厌恶的，《青玉案·宦况》一词概括了板桥十多年枯燥无味的官场生涯：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在惆怅和苦闷中，他内心逐渐滋生了逃离官场、回归田园的念头。所以，当他罢官回家的时候，反倒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解脱与轻松。他在《罢官作》（其一）中写道：

老困乌纱十二年，游鱼此日纵深渊。春风荡荡春城阔，闲逐儿童放纸鸢。

那份恬淡，那份闲适，那份解脱的自由与逍遥，那份不杂一丝苦涩与无奈的陶醉与怡然，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

对于官场，板桥进入得艰难，去得倒十分潇洒。

三、艺术人生

扬州有一位文士李啸村，曾经送给郑板桥一副对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寥寥十字概括了郑板桥的一生。李啸村把“三绝诗书画”置于上，而把“一官归去来”置于下，内含着对板桥一生的评价，他的艺术人生是重过仕宦人生的。

仔细想来，也确实如此。

板桥大半生对科举孜孜以求，积极用世，竭力突入统治阶层，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和束缚。在此过程中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封建社会传统文人并无二致，他身上所具有的新旧思想杂陈、进步与落后因素并存的现象，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历史嬗变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的具体体现。板桥混迹官场十二载，尽管留下了良好的政声，但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真正能让板桥历经二百多年而不衰的，是他的艺术。在他的诗、书、画里，蕴藏着他卓尔不群的高尚而自由的灵魂，书写着板桥流芳百代的绝代风流。

板桥的艺术，以“怪”著称。但在今天看来，书法而外，诗与画实在看不出多少“怪”意来。常言道：“少见多怪。”板桥的“怪”，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

板桥有一方印，叫作“青藤门下牛马走”，“青藤”指的是明朝中后期书画家徐渭。无论是处世为人，还是书法绘画，徐渭都可谓特立独行，卓绝当代，郑板桥称自己是徐青藤门下“走狗”，正说明了他对徐渭艺术和为人的敬佩，由此也可以看出板桥艺术追求的渊源。

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看，向来有“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分流，有墨守陈规与创新发展的不同取向。明代后期，以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为代表，遁避于艺术一隅，在象牙之塔中独抒自己的性灵；以黄道周古朴劲健的风格为代表，直面现实人生。到了清朝初年，康熙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帝则喜欢赵孟頫，对于艺术的发展来说，本是件好事，可如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以之为标准，作为馆阁规范，来约束读书人，时间一长，就难免走向平庸和刻板，失去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行书七律诗轴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称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官样字体，如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都没有达到像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隘趣味和馆阁体的刻板僵化，傅青主、八大山人等一批遗民书家则不苟流俗，继承了明末劲健朴拙的书风，卓然成家，以自己的人品书风影响着书坛。

到了乾隆时期，在商业经济繁荣的扬州，一个艺术群落异军突起，以自觉的态度，标新立异，用自己的艺术成就，主动向赵、董挑战，为沉闷的时代带来了一道清新靓丽的风景。它，就是震烁古今的“扬州八怪”，而郑板桥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板桥为博取功名，早年难免长期学写馆阁体，着意于楷书和草书，欧阳询、王羲之、黄庭坚、怀素的书体都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而对其书法影响最大的，则是汉隶、魏碑，他在《诗钞·署中示舍弟墨》中说：“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但他学古而不泥古，力图在继承的基础上，独辟蹊径，自树一帜。

天宁寺读书阶段，是板桥书法风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读书之暇，板桥与学友通过默写比赛对《四书》、《五经》的熟练程度，“日默三五纸，或一二纸，或兴之所至，间可三二十纸。不两月而竣工。虽字有真草讹减之不齐，而语句之间，实无毫厘错谬。”正是这种游戏笔墨，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决定了他一生书法创作的道路。

板桥四十四岁中进士后，生活渐次安定，景况大大改善，艺术上的追求变得开阔和自由起来，在融合各体中，努力创造一种倔强、绝忿、怒不同人的氛围。他书于四十五岁时的《道情十首》长卷基本属行草，但用笔狂放纵恣，结字奇险跌宕，章法上已初具“乱石铺街”的特点，尤其是在行草中参进隶笔，与以前的书体大不相同。板桥四十八岁那年，应人之索，临了一段怀素的《自叙帖》，看起来字体亦篆、亦隶、亦楷、亦行、亦草，篆隶楷行草合而为一，而又以隶为骨架，完全是“自出己意”之作，板桥体——“六分半书”的特点开始全方位地展示出来。板桥罢官回家后，精神上更加放松，“板桥体”挥洒得更加自由，艺术渐臻化境。六十七岁应拙公和尚嘱书写的《润格》是板桥对世俗势利之徒发出的挑战。作者情之所至，不假思索，以目空四海的态度，奋笔疾书，信手挥洒，气势磅礴，不可遏止，撕下了假道统羞于言钱的假面具，使那些势利无赖之徒望而生畏。他还将绘画用笔融合到书法中去，“纠”字的一竖，为画竹竿的一笔，两个“也”字，前者一撇尤短，用画竹叶之法，后者一笔特长，简直就是兰花的叶子。清代戏曲作家、文学家蒋士铨诗云：“板桥写字如作兰，波磔奇古形翩翻。”点出了板桥“书中有画”的特点。

板桥愈老，“怒”气愈盛，风格也愈加恣肆老辣。他在《刘柳村册子》中写道：“庄生谓：‘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古人又云‘草木怒生’。然则万事万物何可无怒哉？板桥以汉八分杂入楷行草，以颜鲁公《座位稿》为行款，亦是怒不同人之意。”耿介、倔强、卑视流俗的老板桥，很容易让人想起弯曲瘦硬的古藤，想起突兀崚嶒的山石，真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了。

板桥的书法经历了一个不断融合创新的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了足可横绝古今的“六分半书”——板桥体。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以楷、隶为主。糅合楷、草、隶、篆各体，并用作画的方法来写，融入兰竹笔意，其用笔方法变化多样，撇捺或带隶书的波磔，或如兰叶飘逸，或似竹叶挺劲，横竖点画或楷或隶、或草或竹，挥洒自然而不失法度；结体扁形，又多夸张；章法别致，疏密相间，正斜相揖，错落有致，主次有别，浓淡并用，如“乱石铺街”。

板桥自书诗

板桥称自己的字为“震电惊雷之字”，总能给人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别开生面，前无古人，被人称之为“怪”，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有人所言：

“欣赏板桥之六分半书，让人觉得此人毛椎所蘸的是酒，而不是水。试看他笔下墨痕，歪歪倒倒，左左右右，大大小小，粗粗细细，放放收收，但又醉而不倒，迷而不乱，宛如醉汉夜归，有酒意，有酒气，却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走错家门，是一种倚酒三分醉的醉态。”（丁家桐《扬州八怪》）

诚哉斯言！

对板桥书法的评价，历来臧否不一。客观地说，在灿烂的艺术长河中，板桥书法说不上是高峰，但他却无愧是一座奇峰。他敢于融会古今、标新立异、自成一体的创新精神，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下面再说一下板桥的画。

板桥酷爱绘画艺术，但究竟何时开始学画，却没有准确的年限。他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所作《竹石图轴》题诗道：

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这样算来，板桥学画大致始于二十五、六岁真州江村设塾课徒时期。板桥30岁后来到扬州，在此生活了约十年的时间。当时他穷愁潦倒，无路可走，为了生计，只好靠卖画糊口。他说：“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贫困，托名风雅。免谒当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风，门无车马。”他曾写诗道：

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

虽因地位低微，书画也不出名，行情不好，但专业的画师生涯，无疑为今后艺术的发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了进士以后，地位的上升使书画名气亦大增。在范县任职期间，公务之余，仍不忘吟诗作画，“时时作画，乱石秋苔；时时作字，古与媚皆；时时作诗，写乐鸣哀。”做潍县县令时作画更多，甚至还在乾隆东巡封禅时，去泰山做了几十天的书画使，说得上荣耀一时。

乾隆十八年（1753），板桥六十一岁，板桥罢官回到故乡兴化。他重操旧业，靠画竹卖文谋生，这时的板桥，已今非昔比，名气很大了。远近官绅士民，都向板桥索画，使他应接不暇。为了谋生，板桥不能不收酬金，而且毫不含糊，不让那些想占便宜者得逞。晚年，板桥年老体衰，更不愿在卖画酬金上与人纠缠，于是干脆标定价格，是谓润格：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封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帐。年老神倦，亦不必陪诸君子作无益语也。

又附一诗云：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兰竹图

简直有点认钱不认人的味道了。但退一步说，话虽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却也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对于那些想要画而又不想掏钱的人，如果不想自讨没趣，最好还是别张口地好，这无疑是一张谢绝骚扰的“免战牌”了。明明是俗不可耐的事，但出诸板桥，却毫无市侩之气，反倒成了人们口中的一段常谈常新的趣谈，这大概是因为板桥不同常人的坦诚和率真吧。

但是，板桥并不是见钱眼开，他用真情写画，不为贫寒以画谋利，作画决不“有求必应”。他说：“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有不少豪门富商，为了买弄风雅，点缀厅堂，求画于板桥，板桥都置之不理。有些富商，为了求画，竟几费周折，迂回周旋，用计骗赚，才得上手。而且板桥为人乐善好施，他卖画的钱很多给了那些贫穷的人，他晚年的生活依然是很清苦、很困窘的，他的小女儿要出嫁，他没有钱，只好画了幅春兰相送。他就是在这种卖画糊口中，艰难地度着自己的余生。

板桥所画，多为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走的是专攻求精一路。板桥画兰、竹，取法自然，但绝不是简单的再现，追求一种写真与写意的统一,体现了他的精神追求。板桥在谈书法的时候，常把书法与人品联系在一起，强调“书法与人品相表里”，板桥画兰竹，同样体现出画品与人品相统一的艺术追求。他写诗赞道：

四时花草最无穷，时到芬芳过便空。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

兰、竹不怕狂风骤雨、酷暑严冬，“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硬，任尔东西南北风”（《山石》）。这样的本性最适合表现板桥那种正直无私、不为俗屈的凌云豪气。

艺术贵贱，首在人品，人品不高，艺术亦无足观。这是古代相沿成习的一条艺术品鉴标准。板桥的兰竹能够独辟蹊径，受到人们的推崇，与此不无关系。

板桥绘画主张 “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反对受现成路数的限制，不泥古法，师法自然。在艺术手法上，主张“意在笔先”、“淡淡疏疏”，以少胜多。他的画，多以水墨写意，极少设色。

板桥画竹，有一竿竹、两竿竹、三竿竹、六竿竹……，有春竹、春夏之间竹、秋竹、冬竹、夜间竹……，有风中之竹、山中之竹、卧竹、新竹、老竹……，千变万化，千姿百态，趣味无穷。他欣赏苏轼的竹、文同的竹、石涛的竹，但他绝不雷同，他的竹是他自己的创造，他宣称：“画竹插天盖地来，翻云覆雨笔头栽。我今不肯从人法，写出龙须凤尾排。”

丛竹图

板桥画兰，有香兰、幽兰、素心兰……，有一箭兰、数笔兰、半盆兰、两盆兰、八畹兰、九畹兰……，有未开之兰、半开之兰……，有峭壁兰、山腰兰、荆棘兰……，板桥笔下兰花，少而不疏，多而不乱，秀劲绝伦，兰香四溢。他的竹时称为“郑竹”，他的兰同样可称为“郑兰”。

板桥在总结自己画竹的经历时说：

始余画竹，能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又不能少。此层功力，最为难也。近六十外，始知减枝减叶之法。苏季子曰：“简炼以为揣摩。”文章绘事，岂有二道？

他在《题画·竹》中的一段画同样精彩：

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这不正是所有艺术创造的普遍法则吗？

兰  竹

最后说一下板桥的诗。

板桥诗歌，传承的是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诗风的形成，一方面是受杜甫、白居易、陆游等历史上现实主义诗人影响的结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出身使他亲历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对下层劳动人民有更深的了解，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这在他的诗中有明显表现，也是有别于一般封建文人、官僚的可贵之处。

板桥诗颇多苦难之词。在他的诗里，有许多同情民间疾苦、暴露封建社会黑暗的篇什。《悍吏》、《私刑恶》、《逃荒行》、《思归行》、《还家行》、《孤儿行》等诗直接描写了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读之凄切动人，颇有杜甫《三吏》、《三别》的遗风。板桥在许多诗中表达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如著名的画竹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竹枝词》）

情之真之切，令人怦然心动。

板桥还写了不少吊古伤怀的诗。《历览三首》、《钜鹿之战》、《念奴娇·金陵怀古》、《咏史》等诗，在对历史的冷静观照中，借古讽今、托物言志，反映出自己对现实、对人生的理性思索和独到见解。如《历览三首》（其三）：

历览前朝史笔殊，英才多少受怨诬！一人著述千人改，百日辛勤一日涂。忌讳本来无笔削，乞求何得有褒诛？唯余适口文堪读，惆怅新添者也乎。

这显然是针对清朝正在发生着的“文字狱”，讽喻的意味是很明显的，“惆怅新添者也乎”，诗人激愤难抑、欲言又止的情态跃然纸上。

板桥诗中有不少描画自然的诗，写得通俗易懂，清新自然。《潍县竹枝词》、《喜雨》、《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满江红·思家》、《渔父·本意》等诗就是其中的代表。

水流曲曲树重重，树里春山一两峰。茅屋深藏人不见，数声鸡犬夕阳中。

流水潺潺，绿树重重，青山隐隐，在若隐若现中，一座茅屋静卧在那里，不时传出几声鸡鸣，几声狗吠，也许还有一缕炊烟袅袅升起，真是一副绝美的山水画卷！虽然看不见茅屋的主人，但其“仙风道骨”是可以想见得到的。诗人身居官场之中，却写出这么恬淡透明的山水田园诗来，情感的取向是非常明显的。

板桥在对山水自然的勾画中，构筑起的是一个精神的“世外桃源”。诗人依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流连忘返，在讴歌自然中寻求苦难的解脱，栖息受伤的灵魂。

总之，板桥的诗歌，取道性情，有感而发，朴素平实，言之有物，清新流畅，意境深远。他讨厌拾古人之余唾，力主直抒血性为文章，笔墨之外有主张，不做奴才文章，只做主子文章。对于当时死气沉闷的诗坛来说，恰似吹进一股清新之风。有人评价板桥的诗歌，说是“空山雨雪，高人独立，秋林烟散，石骨自青，差足肖之”（郑方坤《郑燮小传》），是对板桥诗歌的生动注脚。

郑板桥的艺术作品往往是诗、书、画的综合体，有非凡的功力。后人称道说：“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又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高宗霍《书林藻鉴·松轩随笔》）这可称为板桥的知音。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七十三岁的板桥老人即将走到人生的终点。在客中，他画竹并题诗：

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脏私遍鲁东。

诗中蕴涵着他深沉的人生感慨。在诗的后面，他还特地写上：“板桥老人郑燮自赞又自嘲也。”就在这年冬天，板桥在贫困中溘然长逝，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

板桥去了，但他风骨长存，价值永在！

时至今日，板桥早已成为泰州人民的骄傲。人们建起郑板桥纪念馆来纪念他，举办板桥艺术节来宣传他，保护和修缮板桥故居，让他的英灵永远栖息在家乡的土地上。他的价值，随着岁月的磨砺，正日益放射出奇异的神采。

伟哉，板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