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面对面时，会有怎样的期许？近日网上对火遍中国的美国洋教师雷夫的热炒，反映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读者对于媒体所塑造的名师那种既期待又怀疑的矛盾心态。 近日出版的《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面对面》（高靓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书启示我们，无论雷夫，还是国家年度教师，他们都不过是普通教师中的一员，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变革教育的万能良药。从他们的困惑和努力中，我们可以汲取的是来自内心的自信与力量。■本报记者 高靓 在美国，基础教育界有一项延续了60多年的传统——每年四五月份，从全国教师中选出最优秀的一名代表，到白宫接受总统亲自颁发的“国家年度教师奖”，并且到国内外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巡游。 美国有公立学校教师300万人，而每年只选一人，这会是一种怎样的优秀？就是这样一个最直观的问题，带我走进了美国最优秀教师的世界。从2006年到2013年，从编译美国媒体对他们的采访报道，到面对面聆听他们的心路历程，在我从事教育新闻报道工作的8年时间里，每年一位优秀的美国教师总能带给我一些惊喜、一些感悟。 平凡工作中的热情和创造力 其实，美国教师自己也希望找出好老师的共同点。赴华盛顿参加颁奖仪式的年度教师们曾自发组织起来，讨论优秀教师的共同品质。头脑风暴的结果，排在最前面的两个词是“热情”和“创造力”。 在热情和创造力的驱使下，每位年度教师都练就了自己的“绝招”。例如，2012年获奖的英语教师丽贝卡·米沃奇展现出中年女教师少有的对幽默的兴趣。她会把枯燥的作业转化成“让学生眼前一亮的任务”——制作一本“书”，设计一个网页，甚至她还设计了一种“故事魔方”，里面事先设计一些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然后让学生像抽奖一样随机组合，并根据这些要素进行创作。 2008年获奖的科学教师盖森是一位半路改行做教师的护林员，他能够将一周的学习要点编成说唱音乐，在课上弹奏吉他，组织科学之夜，让枯燥的科学课变得“好玩”。还有2010年获奖的沙拉·韦斯林，她的课堂被誉为“没有一天令人厌倦”。她对新媒体的利用令人印象深刻，把简短乏味的作文评语变成一对一的视频点评，给学生面授机宜，让每个孩子都感到老师在关注自己，连家长都觉得老师的指导意见对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有帮助。 还有些热情和创造力带来了令人为之一振的“大动作”。2007年获奖的安德烈娅·彼得森，把没什么地位的音乐课与数学、语文等统考科目相融合，和学生一起把阅读课上的小说改编成音乐剧，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感受，同时也使音乐课从边缘走向核心。2011年获奖的谢尔把高难度的科学和数学课转化为手语，让聋哑孩子走进了科学世界。在盖森的带领下，师生一起动手，把日渐凋敝的校园整理成了集展示、休闲、教学于一身的户外科学实验室。 的确，热情和创造力是优秀教师成长的不竭动力，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力也得用对了方向。如果将之加诸对分数的追求和应试训练，那真可谓“毁人不倦”了。在这些美国教师身上，我们看到，给热情和创造力定向的是他们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2013年获奖教师杰夫认为，学生第一，教学内容还在其次。盖森也一直强调，“我不是为了培养几个科学家，而是整整一代人”。 在对年度教师的采访中，总听到他们在说“对学生的高期望”、“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习的兴趣”、“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诸如此类的概念对中国教师来说早已耳熟能详，甚至写起论文也可以洋洋洒洒一大篇，困扰在于实践。 恰好，在美国年度教师那里，这些教育改革中至关重要的理念从空泛说辞变成了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做法、故事和案例。这也许会让我们走出对“理念”的审美疲劳，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有些会让人觉得原来如此，有些和自己英雄所见略同，甚至有些似乎可以马上付诸实践。 自信是教师的珍贵礼物 听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讲自己的故事，你会发现，里面很少有“苦情”戏份儿。他们展现出的往往是积极进取、想方设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教书育人，并且充分享受着当老师的快乐和满足。我们树立的教师典型一定“可敬”，而大洋彼岸的教师典型似乎更加“可学”。 不可否认，国情、文化、发展程度等都会对教师职业产生影响。然而，即便在美国，教师的处境也远非看上去那样乐观。 杰夫·沙博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时，这所地处美国西北角的农村高中十分闭塞，大半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即便当选年度教师之际，他拿的工资据说比六年前还低，因为经济危机，教育预算减少。在媒体对他充满激情的报道下面，总能看到其他老师留言中的不平，为当前公立学校的经费状况感到担忧，或对教师职业感到失望。 安德烈娅·彼得森满怀期待准备开启自己的音乐教育之路时，发现在数学、语文等全州统一的标准化考试科目面前，音乐是如此可有可无，学区从来没有专门用于音乐课的经费，学校的教学设备也只有20多台录音机和少得可怜的破旧乐器。 被认为“天生适合当老师”的金伯利·奥利弗所在的学校有90%的孩子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午餐，75%的家长不会讲英语，流动人口超过30%。她到学校报到时，该校正因为学生成绩太低而被州政府警告要关门重组。 安东尼·马伦教的是全美国最具挑战的学生——这些被判定为“行为和情感障碍”的孩子，饱受酗酒、吸毒、打架甚至犯罪的困扰。挑战不仅来自于这些孩子本身，也来自于社区的排斥。由于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社区不愿再将房子租给学校，师生面临无处安身的困境。 …… 可见，美国老师和我们一样，都不可能生活在理想的真空状态下，都在当前的社会变迁、教育改革、自身职业发展中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困扰。可能是工资不高，可能是士气低落，可能面对无解的社会问题，可能是全心付出却得不到家长的理解和社会的认可。 然而，优秀者和普通人的区别就在于面对问题和挫折的态度。在年度教师那里，鲜有抱怨、沮丧和发泄情绪式的批评。他们所想的不是“我干不了什么”，而是“我能干些什么”。 于是，沙博诺给小镇的学生带去了机器人课程，并且发起了风靡全州的机器人挑战赛。彼得森把音乐课变成了学生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助燃剂。年轻的奥利弗创造性地推动着同事们集体备课、改作业，共同诊断学生的问题，教师之间互相听课，使学校走出了低谷。马伦和学生一起说服社区让学校留下来，还收获了写着自己名字的专属车位。 在和年度教师面对面的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自身的这种力量感。或许对整个社会而言，个体的力量的确有限，但是面对一个个具体的学生，他们都有一种担当，相信自己可以弥补孩子们的先天缺憾，奠定他们的人生起点，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丽贝卡的答案质朴简单：“身为教师，绝不允许我的学生离开学校时什么都没学会。” 马伦认为：“坚持不懈是教育各类孩子的必备素质。” 沙博诺则道出了这种力量的根源：“我很幸运，在小时候得到过一件别人没有的礼物，那就是自信。” 对于当下身处社会急速发展、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中国教师而言，不仅面临教育领域种种令人焦灼的问题，还要经受经济、文化和各种社会观念的裹挟。此时，我们虽然无法从美国年度教师那里寻求一剂治理教育的“万能良药”，却可以汲取他们身上自信和坚持的力量。 荣誉加身他们选择回到课堂 美国国家年度教师评选，至今已经持续了60多年。从开始由一家教育杂志发起的活动，到现在吸引全美各州各级教育部门参与层层选拔的重要奖项，为什么年度教师能够受到如此高的认同？我想，除了获奖教师的个人魅力，也与这个奖项所倡导的价值观密不可分。一个社会鼓励什么、表彰什么，折射出的正是这个社会对教育、对教师所持有的价值观。 年度教师奖评选官方网站给出的评选标准有四条，包括：激励所有背景和能力的学生学习；受到学生、家长和同事的尊重和认可；在社区中发挥和在学校中同样的积极、有效作用；泰然自若、表达清晰，能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下保持精力充沛。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今后打算继续活跃在教学岗位上”。也就是说，如果想借助奖项去谋个一官半职，那么你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在能够追踪的范围内，获奖教师的确兑现了这一承诺。有些人直接回到课堂，有些人半天教课、半天从事教师培训，还有些甚至主动要求到更加困难的学校任教。相信这样的例子，在美国载入史册的60多位国家年度教师中不在少数。 这些被高高捧起的教师，竟然不去当校长、学区负责人、各州和联邦教育部官员，或者干脆借助媒体当个“公知”。此举可谓明智，如果千挑万选出来的优秀教师都被政府“收编”，可能美国只多了一些碌碌无为的管理者，还会刺激着更多教师努力工作然后离开本职岗位。但是回到教师岗位，他们却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优势，培养更多学生，为同行树立榜样。 美国州立学校主管理事会负责人解释说，国家年度教师项目创建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更多人当老师。项目创立的1952年，美国正处于战后的婴儿潮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对教师需求的激增。多年来，提高教师地位的努力初衷从未改变。现在，美国关切的是，如何吸引更多出身名校、成绩优秀的年轻人到中小学去当教师。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奖来看，获奖者大多出自普通公立学校，甚至是薄弱学校。帮助弱势学生取得成功是许多人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国家年度教师奖不多的几条评价标准之一就是“激励所有背景和能力的学生学习”，而这也是美国教育界的共识。虽然美国目前开始强调考试与教师评价挂钩，但是你教出几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哈佛、耶鲁学生不算什么，如果你帮助弱势阶层的学生获得哪怕微小的进步，都会赢得鲜花和掌声，甚至来自总统的奖励。 就上述特点而言，了解年度教师项目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为教师提供三两个可以拿来用用的方法、举措，我也奢望着它能给我们的教育决策者、教育管理者带来些许思考——由于生源本身起点低而造成的学校表现不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而导致这类学校优秀教师资源的枯竭。这种枯竭既源于外部的抽取，又源于自身丧失动力。只有当教师从薄弱校流动到优质校不再是一种“向上”的流动，只有当获奖、写论文、读学位不再是为“向上流动”积累的一种资本，我们离师资均衡和教育公平才能更近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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