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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若干年来，我听到的一个最多的批评是，诗歌缺乏社会担当，进而呼吁诗人要勇于担当。有担当的诗歌，就是有良知的诗歌；没有担当的诗歌呢？你就自己羞愧去吧！ 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现象，偌大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小说界、美术界、音乐界……都并不存在这么一个话题，唯独诗歌界发明了这样一个说法，并在声调上一再地飙高，难道诗人们应当是、或者果真是一个高于作家、画家们的特殊群体？但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在全国各专业文学艺术机构里，基本上是专业作家、专业画家的天下，专业诗人则凤毛麟角。我所了解的诗人，分布在这个社会的各个职业位置，包括出门打工人群中的星星点点，都是以各自的具体职业，而非诗人的职业来生存的。社会既没有授予他们以特别的身份，也没有赋予他们以特别的权利与义务，显然，也就谈不上高人一等或低人一头。 的确，在我们置身的这个常规化时代，诗人的身份及其自我意识早已常规化。在此之前的很长时期内，郭小川式的以“党的文艺战士”为前提的诗人身份，这一身份潜在授权中“时代代言人”的使命感，再加上被我们简单化、符号化了的楚大夫屈原式的忧世嫉俗，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真理代言人形象——也就是诗人之作为“时代重器”或“国家重器”的形象，曾是我们之于诗人概念的最高想象。因此，对诗人寄予更高的期待，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一广泛的群体并非那一标本性的特殊个体，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走动的诗人的身体，又何以长出一个国之重器的大脑？ 至于担当的问题，显然是针对这个时代的现实而言的。那么，到底要诗人担当什么呢？是批评这个时代的各种弊端诸种弊病呢，还是讴歌它抗震抗洪中万众一心的国家意志，或者经济建设的非凡成果？是要诗人深入揭示底层民众的疾苦呢，还是要他们表现遍及全国的城乡广场上，大叔大姨小媳妇们的扇子舞、秧歌队、健美操？如果是，那么，在多元化、分层化的时代写作形态中，这样的诗歌并非不存在（对此，我将在后面专门谈论）；如果不是，你说的担当究竟是什么？ 而从这些“好日子”伴奏中快乐的城乡广场，我们应该已经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大众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需要诗歌；再从当今各大电视频道“好声音”的播出现场，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地明白，以中青年为主体的更年轻的人民大众，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需要诗歌。对此，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显然早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读诗，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诗。”尤其是被我们念念不忘的人民大众，只要不在他们中间强行复制一个小靳庄诗歌运动，那么，这种时尚化的大众广场文艺，就是他们天然的选择。这也正是所谓“诗歌边缘化”在本时代的真相之一。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诗歌在这个时代的大面积失据，而是常规化时代对于事物基本规律和正常形态的返还。我所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经过时代之手的深度洗牌，原先那种广场幻影式的庞大诗歌人群，早已各归其流地抽身撤离，随着诗歌核心人群的水落石出，及其艺术更新中诗歌魅力的纵深拓展与昭示，更具文化感受力的一代，又不断地汇入其中。也就是说，历经价值取向切换的震荡，当下诗坛的人群结构，已经实现了一次首先是“去伪存真”，继而是“去粗取精”的吐故纳新。具体地说，在诗歌的虚幻社会光环消失之后而选择诗歌者，必然缘之于其真实的内心需求和相应的文化自觉。他们需要通过阅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更需要通过书写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当下诗歌现场，很少再有单纯的读者、传统意义上的读者；绝大部分的读者，都是具有相应能力的书写者，并以本时代新兴的网络媒介为主要载体，进入诗歌写作。因此，事情的本质，并不是当下的诗歌失去了读者，而是广大具有表达渴求和表达能力的读者，变身成了写作者，并与既有的诗人一起，构成了一个诗歌共同体。当读者变身为诗歌创作的参与者，它首先确凿无疑地表明，以诗歌共同体形态而存在的当下诗歌人群，已实现了整体质量的升级换代。 诗歌共同体的形态特征，就是在它的外部，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几乎已经消失；在它的内部，随着网络诗歌大军的汇入，原先面孔清晰的诗人群体则变得暧昧含混。也正是这一特征，导致了舆论家们所诟病的两个话题：其一，诗歌失去了读者，诗人的作品只能在诗界内部自产自销；其二，诗人的形象模糊混乱，网络诗歌写作无难度、垃圾化。第一个诟病从表象上说的大致不错，但却曲解了本质。当诗歌的读者大都变身成了写作者，当然再极少有那种专门供你去指点、去教化的额外读者；至于诗人作品在诗界内部的自产自销，正是诗歌在有效人群中的有效传播。而关于网络诗人及诗歌，说它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固然是一个事实，说它涌动着新的活力、新的生机则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当下诗歌的实绩，也许还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本时代诗歌刊物的大幅度增加。 2001年，随着《诗刊·下半月刊》的正式出刊，《诗刊》这一中国头牌诗歌期刊开始了由一进二的扩容。不久，《诗选刊》《诗歌月刊》等知名诗刊相继跟进。诸如《诗探索》这一理论期刊，也增加了一个“诗歌作品卷”。当然不仅如此，21世纪以来，更相继出现了《中西诗歌》《诗歌与人》《中国诗歌》《汉诗》《诗江南》《诗建设》《诗歌EMS周刊》《读诗》《诗歌现场》等等，一大批容量超大、质量齐整、装帧精良、影响广泛的诗歌期刊。即使不再列举那些无法悉数统计的地方性诗刊和同仁诗刊，以上的诗歌期刊数量，也已数倍于此前。而支撑起如此多的诗刊的，当然是本时代的作品，并且是质地精良的作品。这种诗歌实体的沉实增长，正如同一片海底大陆架的渐次隆升。 以上谈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诗歌社会学范畴的问题。它也似乎就是诗歌战略家和舆论家们的思维框架中，诗歌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并没有谈到诗歌自身，没有谈到作为艺术范畴和美学范畴的诗歌，其自身的问题及本质功能。 作为一个资深的诗歌阅读者和前诗人，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也曾是一个诗歌社会学的信奉者，习惯于从社会工具功能来看待诗歌。而从“文革”后期开始的我最初的诗歌写作，就是和所有时代大任的臆想担当者们一样，整天书写着誓死捍卫什么或坚决打倒什么的诗歌，像被操纵着随时要去群殴。显然，所有在诗歌名义下出现的文字，并非都是诗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诗歌，在质地上也有天壤之别。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诗歌，在我们的人生中发生作用，发生过什么样的作用？它在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又发生着什么样的作用？ 就此我首先想表达的是，“国之重器”类的诗人固然重要，但却忽略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在我们这个民族漫长的诗歌文明史上，数量更为庞大的，则是那些不时游离于庙堂之外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们，比如李白、王维、李贺、孟浩然、苏东坡、陶渊明……这是一群历经失意的人生后又恍若再生的，天地奥妙中的秘密穿梭者、大地美色的捕风捉影者、沉迷于终极表述的职业言说者。 那仿佛是一场观察与言说的隔空比赛：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孟浩然夜宿建德江之所见。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眺望汉江如此说。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这样讲述他草堂外的景色。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登黄鹤楼如是慨叹。 这时候李白来了。自从见到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被称之为诗歌谪仙人的李白，就像感受到了一次职业能力的无声挑战，继而书写了一首《鹦鹉洲》以较短长。但诗成之后，他怎么看都自愧弗如，遂慨然一声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是一种多么折磨人的沮丧啊！沮丧到了什么地步呢？他在这两句的前边，居然上演了一出内心的“全武行”：“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比之“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行”的个人前程愤懑，这似乎是还要让他沮丧的愤懑。因之，诗仙尽管嘴上已经服了，但内心仍不甘罢休，直到此后又写了一首自觉还算满意的《登金陵凤凰台》，方才怅然作罢。 看啊！这是一群多么天真而骄傲的人，一群多么忠实于自己言说使命的人！他们创造了一种比庙堂远为伟大的东西，使江山发亮，人心润泽；也使千百年后的我们惊叹，语言竟能产生如此的奇迹！而这样的诗歌，正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发生作用的那种诗歌。它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进化史上，亘贯为一条智慧与文明的光带，使其族类获具了更为高级的思维系统和语言系统，以之发现和辨识天地之中的玄妙与美，进而穷尽其相地说出。 而这一切，都指向了这样的诗歌本质及功能： 它是思维的深度发现，是对于世界玄妙之物和玄秘之道的纵深辨识与言说； 它是审美的深度发现，是对于美的纵深察识与言说； 它是语言的深度发现，是对于语言表达边界的无限拓展，以及最富魅力的表达。 而一个民族一代又一代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诗歌影响和纵身加入中，深化着对于事物的感受力和审美感知力，也持续提升着自己的语言表达和艺术表现能力，提升着本民族的智慧。 是的，这才是诗歌的本质功能。未被我们认识的或者有意忽略了的、诗歌的本质功能。社会学功能固然是它的属性之一，但远非它的所有。至于工具的概念，则不配和它相提并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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