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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建筑特点
建筑设计大师张锦秋通过多年的努力，创作了一系列有着浓郁唐风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被评价为“新唐风”建筑的创造者。李大有先生提倡“大汉上林苑项目应在保留汉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创作‘新汉风’建筑”。
张锦秋师承梁思成先生建筑理念，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时空观和“和而不同”的创作观。要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汉风”建筑风格。则必须了解和纽带建筑。
一、汉代建筑的历史地位
封建社会早期—秦汉建筑，尤其是汉代的建筑风格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的基础，对后世建筑的影响广博而深远。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乃至封建社会早期的建筑，形象简单，现存的形象性资料仅有战国时期青铜器上很少的图象。现在见到的秦汉以前建筑的复原设计，都是一种推测和想象。汉代建筑，虽然其实物仅存几座汉代石阙，但大量的汉画像砖、明器等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建筑的形象性资料，对照汉代的文献资料，能够窥见汉代建筑比较真实的面貌。另外，中国古代的早期建，其变化是非常缓慢的。一种风格，前后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汉代建筑的形象，应该是包括汉代以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建筑形象。
跨越历史的长河去探究汉代的建筑时，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朝代的建筑特征，而是古代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过近3000年建筑发展的缩影。从龙山文化遗址中的高台建筑和版筑城池的雏形；从周初的陕西岐山周原凤雏村遗址中最早的四合院；从战国时的《周礼·考工记》；从秦王朝的阿房宫、骊山陵；一直到汉代的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和诸多的礼制建筑。在这一时期，政治上中央集权高度统一；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技上《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编著，造纸术、地动仪的发明，以及天文、历法、医学等一系列的成就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建筑的发展也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留下了千载以后仍为世人所仰叹的彪彰业绩。
二、建筑群体的风格
历史进入汉代后，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地文化的交流，为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建筑群体布局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在宫殿建筑群、礼制建筑群以及院落空间的组合布局时，开始运用中轴线。这种手法可以显示封建帝王端严方正至高无上的权势，一直被其后的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直至明清两代以北京城为代表达到颠峰。
其次是重要建筑入口前均设阙，李白在《忆秦娥·思秋》中写到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首词里所提到的“阙”音确，是我国古代在城门、宫殿、祠庙、陵墓前用以记官爵、功绩的建筑物，用木或石雕砌而成。汉代阙广泛运用在宫殿建筑、园林及陵墓建筑中。外观大体分为阙座、阙身与阙檐三部分。阙身依数量有单出、双出与三出（仅天子可用三出），古时“缺”字和“阙”字通用，两阙之间空缺作为道路。阙的用途表示大门，城阙还可以登临瞭望，因此也有把“阙”称为“观”的。有时在两阙之间联以短檐，以强调其出入口的效果。文献中有关阙的记载颇多，汉宫中有关长乐、未央、建章诸宫阙之叙述更是早已为人所尽知。另外在画像砖、画像石、建筑明器中的形象也有不少。
而后是建筑的形式、结构、型制都较前代成熟与完备，建筑组群的轮廓线生动而丰富，组合形式多样，既有高台以低小的次要房屋，纵横参差的屋顶，以及门窗上的雨塔，衬托中央主要部份，使整个组群呈现有主有从，富于变化的轮廓。
最后是明堂辟雍的出现。“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两种含义的名称，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三、单体建筑的风格
汉代木结构的工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从西汉初期主要以高台建筑为主，而到了西汉末年楼阁建筑大量出现的历史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汉代建筑在结构上，不仅台梁、穿斗、井干三种水平木制结构形式已基本形成，而且竖向构架形式也开始出现并奠定了以后1000多年高层木构建筑的基础。
汉代建筑在立面上通常分三段式划分，包括台基、屋身、屋顶三部分。台基多为夯土夯实，外包花纹砖。高台建筑台基很高，西汉早年有几十米高的，以后逐渐降低。据文献记载，未央宫前殿
“疏龙首山以为殿台”；“重轩三阶”。
汉代屋顶的形式已很完备，有四阿、歇山、悬山、攒尖、平顶等，除此之外，还有重檐、台阶式屋面的做法。早期建筑屋面的高度很小，坡度平缓；屋面多直坡而下，很少反宇；檐口、脊多是直线，很少看到曲脊和起翘的例子。屋顶瓦当均为全圆瓦当，纹样很丰富。有动物纹：四灵（青龙、白虎、玄武、朱雀）、龙、凤等，文字纹样多为“汉并天下”这类吉祥文字，另外还有一些描绘自然现象的云纹、火焰纹等纹样。
汉代建筑在色彩方面，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的传统并加以发展，如宫殿的柱涂丹色；斗拱、梁架、天花施彩绘；墙壁界以青紫或绘以壁画；官署则用黄色；雕花的地砖和屋顶瓦件等也都因材施色。
四、皇家宫苑的建筑风格
汉代建筑特征之分析[1]
阶基为中国建筑三大部分之一。其在汉代，未央宫前殿，“疏龙首山以为殿台”；“重轩三阶”，文献可稽。川康诸阙亦有下以阶基承托，阶基四周刻作若干矮柱及斗者。画像石中，厅堂及阙下亦多有阶基，亦用矮柱以承阶面，柱与柱之间刻水平横线，殆以表示砖缝。直至唐五代，此法尚极通行。
柱及础彭山崖墓中柱多八角形，间亦有方者，均肥短而收杀急。柱之高者，其高仅及柱下径之三点三六倍，短者仅一点四倍。柱上或施斗拱，或仅施大斗，柱下之础石多方形，雕琢均极粗鲁。孝堂山石室正中亦立一八角柱，高为径之三点一四倍，上下同径无收杀。其上施大斗一枚，其下以同形之斗覆置为础。出土汉墓砖中亦有上有斗下有斗形础之圆柱或八角柱，殆即此类柱之砖制者；但较为修长，其高可及径之五六倍。画像石中所见柱，难以判其为方为圆，柱下之础石，似有向上凸起而将柱底凹入，使相卯合者。汉代若果有此法，虽可使柱稳定，然若上面重量过大或重心偏倚，则易使柱破裂，故后代无用此法者。
门窗门之实物存者唯墓门。彭山墓门门框均方头，其上及两侧均起线两层。石门扇亦有出土者，均极厚而短，盖材料使然也。门上刻铺首，作饕餮衔环图案，明器所示，则门框多极清晰，门扇亦有作铺首者。函谷关东门画石，则门之两侧，有腰枋及余塞板，门扉双合，扉各有铺首门环。明清所常见之门制，大体至汉代已形成矣。
窗之形状见于明器者，以长方形为多，间亦有三角，圆形或它种形状者。窗棂以斜方格为最普通，间有窗棂另作成如笼，扣于窗外者。彭山崖墓中有窗一处，为唯一之实例，其窗棂则为垂直密列之直棂。
平坐与栏干画像石与明器中之楼阁，均多有栏干，多设于平坐之上。而平坐之下，或用斗拱承托，或直接与腰檐承接。后世所通用之平坐，在汉代确已形成。栏干样式以矮柱及横木构成者最普通，亦有用连环，或其它几何形者。函谷关东门图所见，则已近乎后世之做法与权衡矣。
斗拱汉斗拱实物，见于崖墓，石阙及石室。彭山崖墓墓室内八角柱上，多有斗拱。柱头上施栌斗（即大斗），其上安拱，两头各施散斗一；拱心之上，出一小方块，如枋头。斗下或有皿板，为唐以后所不见，而在云冈石窟及日本飞鸟时代实物中则尚见之。拱之形有两种，或简单向上弯起，为圆和之曲线，或为斜杀之直线以相联，殆即后世分瓣卷杀之初型，如魏唐以后通常所见；或弯作两相对顶之S
字形，亦见于石阙，而为后世所不见，在真正木构上究否制成此形，尚待考也。川康诸石阙所刻斗拱，则均于栌斗下立短柱，施于额枋上。拱之形式亦有上述单弯与复弯两种；拱心之上或出小枋头，或不出。斗下皿板则不见。朱鲔石室残址尚存石斗拱一朵，乃以简单弯拱托两散斗者，与后世斗拱形制较为相近。
明器中有斗拱者甚多，每自墙壁出拱或梁以挑承栌斗，其上施拱，间亦有柱上施栌斗者。“一斗三升”颇常见。又有散斗之上，更施较长之拱一层者，即后世所谓重拱之制。散斗之上又有施替木者。其转角处则挑出角枋，上施斗拱，抹角斜置，并无角拱。
画像石中所见斗拱多极程式化，然其基本单位则清晰可稽。其组合有一斗二升或三升者，有单拱或重拱者；有出跳至三四跳者；其位置则有在柱头或补间者。
综观上述诸例，可知远在汉代，斗拱之形式确已形成，其结构当较后世简单。在转角处，两面斗拱如何交接，似尚未获圆满之解决法。至于后世以拱身之大小定建筑物全身比例之标准，则遗物之中尚无痕迹可寻也。
构架川康诸阙，在阙身以上，檐及斗拱以下，刻作多数交叠之枋头，可借以略知其用材之法。朱鲔墓址所遗残石一块，三角形，上刻叉手，叉手之上刻两斗。其原位置乃以承石室顶板者。日本京都法隆寺飞鸟时代回廊及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均用此式结构，汉代建筑内部结构之实物，仅此一例而已。
屋顶与瓦饰中国屋顶式样有四阿（清式称庑殿），九脊（清称歇山），不厦两头（清称悬山），硬山，攒尖五种。汉代五种均已备矣。四阿，不厦两头，硬山见于画像石及明器者甚多。攒尖则多见于望楼之顶。九脊顶较少见，唯纽约博物院藏明器一例，乃由不厦两头四周绕以腰檐合成。二者之间成阶级形，不似后世之前后合成一坡者。此式实例，至元代之山西霍县东福昌寺大殿尚如此，然极罕见也。重檐之制，见于墓砖，其实例则雅安高颐阙。汉代遗物之中，虽大多屋顶坡面及檐口均为直线，然屋坡反宇者，明器中亦偶见之。班固《西都赋》所谓“上反宇以盖载，激日景而纳光。”固以为汉代所通用之结构法也。嵩山太室石阙，将近角瓦陇微提高，是翘角之最古实例。
檐端结构石阙所示，由角梁及椽承托；椽之排列有与瓦陇平行者，有翼角展开者，椽之前端已有卷杀，如后世所常见。
屋顶两坡相交之缝，均用脊覆盖，脊多平直，但亦有两端翘起者。脊端以瓦当相叠为饰，或翘起，或伸出，正式鸱尾则未见也。
汉瓦有筒瓦、板瓦两种，石阙及明器所示多二者并用，如后世所常见，汉瓦无釉，而有涂石灰地以着色之法。瓦当圆形者多，间亦有半圆者。瓦当纹饰有文字，动物，植物三种，当于雕饰题下论之。
砖作汉代用砖实例，均见于墓中。墓壁砌法，或以卧立层相间，或立砖一层，卧砖二三层；而各层之间，丁砖与顺砖又相间砌，以保持联络。用画像砖之墓，则如近代用“面砖”之法，以画像之面向外。
墓室顶部穹窿之结构，有以平砌之砖逐层叠涩者，亦有真正发券者，前者多见于辽东高丽，后者则中原及巴蜀所常见也。
砖之种类：有普通砖，通常砌墙之用；发券砖，上大而下小；地砖大抵均方形，空心砖则制成柱梁等各种形状，并长方条，长方块，三角块等等，其用途殆亦砌作墓室者也。
雕饰崖墓门上，石阙檐下斗拱枋柱间，石室内壁面，为建筑雕饰实例所在，其它出土工艺品如铜器漆器等，亦可略窥其装饰之一般。建筑雕饰可分为三大类，雕刻，绘画及镶嵌。四川石阙斗拱间之人兽，阙身之四神，枋角之角神，及墓门上各种鱼兽人物之浮雕，属于第一类。绘画装饰，史籍所载甚多，石室内壁之“画像”，殆即以雕刻代表绘画者，其图案与色彩，则于出土漆器上可略得其印象。至于第三类则如古籍所谓“饰以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之类，以金玉珍异为饰者也。
雕饰之题材，则可分为人物，动物，植物，文字，几何纹，云气等。
人物或用结构部分之装饰，如石阙之角神，但石室壁面，则多以叙史纪功，武氏祠画像，图案多程式化，朱鲔祠则极自然写实。动物以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最常见，川康诸阙有高度写生而强劲有力之龙虎、四神瓦当传世者亦多。此外如马，鹿，鱼等皆汉人喜用之装饰母题也。植物纹有藻纹，莲花，葡萄，卷草，蕨纹，树木等，或画之壁，或印之瓦当。文字多用于砖瓦铭刻，汉瓦当之以文字为饰者尤多。几何纹则有锯齿纹，波纹，钱纹，绳纹，菱纹，S
纹等等。自然云气，见于武氏祠；董贤宅“柱壁皆画云气花卉”，殆此类也。
汉代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了中国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其深厚雄大的文化积累，成为皇家宫苑深入发展的前提。在园林风格上，西汉与秦有明显延续性。以山水资源为基础；以仿天象而立宫苑的主导意向继续发展。其中苑中苑的设计和一池三山的山水模式对后世园林影响极为深远。
皇家宫苑是西汉造园活动的主流，它继承秦代皇家宫苑传统，保持其基本特点而又有所发展、充实。“宫苑”是汉代皇家园林的普遍称谓。其中“宫”有连接、聚集的含义，通常指帝王住所、宗庙、神庙。“苑”原意为“养禽兽所也”，后多指帝王游猎场所。
汉代皇家园林的设计与宫殿设计紧密结合，互为表里。宫殿均基台崇伟，借山冈之势，居高临下，上起观宇。而在苑囿之中，或者建湖泊以行舟观鱼，或者建楼台以登临远眺。充满理想，欲近神仙。各宫殿之间，设阁道将基台彼此相连，绵亘连属，如长桥飞虹，互相通达，用以连接。元代李好问曾这样描述:“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何如？”这对于整个建筑的印象，可以说是一个深刻的描述。
汉长安城内外，史书记载比较详细的是长乐、未央、建章三宫。
长乐宫，建于秦，汉加以修缮。史书记载：宫周回二十里，在长安城内之东南部，其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序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除去两序，其修广略如今北京清宫太和殿。秦阿房宫殿前铜人十二，亦移列此殿前。宫成，适当叔孙通习礼成，诸侯群臣朝会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在现存的瓦当中也发现有“长乐万岁”及“长乐未央”的铭文。
未央宫，汉代新创之第一宫，《汉书·高帝纪》中记载：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萧何受命修建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内之西南部，根据现存门阙记载可以考证出名目的宫殿就有八十多座。未央宫后宫分为八区，其中皇后居住的椒房殿“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温而芬芳也”。温室殿“墙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尽显冬处之温暖。”清凉殿则是“以画石为床，文如锦，紫琉璃帐，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相洁。中夏含霜，夏居之则清凉也。”
建章宫，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前殿高度高于未央宫，宫殿东侧设凤阙高二十余丈；西面圈地数十里豢养虎豹等猛兽；北面围湖泊，名曰太液，湖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果，模仿海中神山、龟鱼的形象。建章宫与未央宫之间，则“跨玑池，作飞阁，构辇道以上下”。
建章宫南面正门称为阊阖，“玉堂璧门三层，台高三十五丈；玉堂内殿十二门，阶陛皆以玉为之。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楼屋上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门内列凤阙及宫之东阙，均高二十五丈，亦均以铜凤凰为饰。”
宫中另有神明台，是汉武帝命人建造用以求仙。“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其上又有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
五、现代古风建筑的借鉴
近年来，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建造了以特定历史为背景的古风建筑，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对古代建筑的理解。综合来看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是抓住建筑的风格特征及所要表现的文化特质。建筑由于所处的空间环境和表现内容的不同，其形式表现也不尽相同。曲阜的孔子研究院以浓重的汉风表现了儒家文化；三星堆博物馆以超现实的手法表现了浪漫、夸张的青铜器作品；而炎黄艺术馆和西汉南越王墓却以现代建筑风格为主流，加入古典的建筑语言，无声的传递出古老文化的信息。
其次为在建筑形式的处理上，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总体把握、重点处理，在建筑中融入现代的特征，使建筑充满生机和活力。例如贝聿铭Miho博物馆，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在跨度、大空间的营造、采光、通风等各技术层面满足现代功能使用要求，用现代结构形式表现古代建筑的特征。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古墓上的覆斗形屋顶、闾山风景区人口虚实变化的处理方式，用现代的形态处理表现古典体形。在西汉南越王墓的总体布局中，将传统的中轴对称、序列空间与现代庭院的有机空间、韵律序列空间、流通空间等相揉合，创造出一个丰富充满传统文化的现代空间。三星堆博物馆，用内部展品那浪漫的、非写实性的、个性强烈的手法来表现建筑，使其同展品一样，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神韵；炎黄艺术馆外观斗形母题的出现是依据展品的需要，进行剖面设计的结果。而展室的“簇群组织”更是博物馆功能设计的结果。
最后是追求整体和谐。从室内到室外，从细部到整体，古典形式与现代构图穿插运用，互相对比。注意建筑的风格与所要表现的内容一致，并与环境相谐调。从整体到局部，宜有浓有淡，有张有弛，才能给人以回昧和想象。如果古典的特征运用太多，反而容易削弱建筑的表现力，使其显得怪硬、没有生气。
六、大汉上林苑“新汉风”建筑的初步思考
大汉上林苑的“新汉风”建筑风格究竟该如何表现，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首先，“新汉风”建筑不同于仿古建筑，它应是现代功能技术与早期文化特征的和谐统一。例如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表现汉代的高台建筑，在跨度、大空间的营造、采光、通风等各技术层面满足内部空间的使用要求，使其成为展厅、浴场等功能性场所。建筑主材选择质朴大气的材料，同时配以玻璃、钢等现代建筑材料，打造“新汉风”而不做新古董，赋予古建筑以时代的气息。
其次，在表现汉代建筑文化的特有气质和内涵上，对建筑形式的处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将汉代建筑的符号特征经过艺术的加工，创造性的表现出来。在实际操作中我们需要深入的了解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汉代建筑特有的元素，例如平直、古朴的檐口，简洁、雄健的柱饰；高耸、气派的石阙等。将这些元素提炼、加工，运用现代的设计手法加以表现。在建筑细部上对传统人物、动物、植物、文字、几何纹、云气等纹样进行抽象再造。打造质朴、雄浑的建筑风格，通过门阙、楼阁等典型汉代建筑形制及建筑群体的组合，确立独特形象。不仅使现代建筑与传统文化取得文脉上的联系，而且也给古老的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新汉风”建筑就是要将古代的文化在现代建筑中表现出来。设计中可以在重点区域使用“方”、“圆”为母题组织平面布局，突现“明堂辟雍“的传统理念。色彩上以灰白色为主调，在檐口等重点部位使用红褐色加以点缀，典雅而醒目。几千年来，中国的古典建筑形式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所要表现的建筑的文化背景、时空环境及所要传递的文化信息，抓住汉代的文化特征，才能从总体上准确的表现出“新汉风”建筑特有的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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