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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颖 记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国学和今天的国学？ 黄朴民：我们今天谈国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追溯和历史的复原。但历史不可能真正复原，国学也不可能完全回归当初。国学是一种历史，加入了很多后人主观的内容，经过了后人重新构造、重新解释，即使如司马迁那样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完全恢复历史。 霸王别姬的故事在《史记》中有非常生动的记载。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应和为：“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当时的场面司马迁是不可能看到的，然而英雄美人，面临生离死别，有悲歌慷慨的诀别一幕，在逻辑上是可以推论的。这就是逻辑上的真实，是可以成立的。 记者：我们今天学习和传承国学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黄朴民：我们今天研究国学，是要怀着忧患意识来反思传统，挖掘传统中好的东西。国学如同世间万物一样，也有软肋，也有局限性。在国学热的今天，我们更应看到国学的局限。实际上，国学不少内涵的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不能不加批判地完全继承。尤其是清末民初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有过激烈交锋，已经证明国学中有许多落后的、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思想；“蒙学”中“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内容；“24孝”中的“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都走向极端了，显然是国学中的糟粕。 此外，中国文化自古是有贵族精神、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人文关怀等内容的，但后来“兵行诡道”、“兵不厌诈”等观念大行其道。因此，一定要看到国学自身逻辑中导致“人心不古”的那一面。即使是国学中正面、积极的内容，随着时空变化、时过境迁，也会落后于形势，成为历史的惰性与包袱。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国学，是一种选择性行为。比如《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并不是其重点阐释的内容，但却是最符合当今和平年代发展趋势的，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大力学习和继承。 学习国学时，还要注意知行合一的问题。孔子认为社会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但是孔子也明白，这样的理想社会回不去了，所以他认为现实可行的是实现“小康”。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求全、求完美，往往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会患得患失、优柔寡断。“多则惑、少则明”，“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过犹不及”等生活智慧和国学智慧，才是真正有用和有益的。 记者：了解、认识国学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弘扬国学就更不容易了。 黄朴民：今天弘扬国学，我认为要做到“三纲九目”：一纲是要强调“三个回归”，即回归文本、回归主流、回归核心；一纲是要完成“三个沟通”，即沟通古今、沟通中外、沟通知行；一纲是要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文本、超越四部、超越国界。 应该提倡“大国学”、“新国学”，不能回到单纯的经史子集狭隘的范围里面，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是要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国学，理性研究国学，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文化家园之立场而非狭隘的汉族文化角度来理解与研究国学。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 记者：您能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国学的回归、沟通和超越吗？ 黄朴民：当然可以。“礼乐文明”是国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传统的“礼乐文明”，我个人认为，有四点或许应该成为比较普遍的基本共识。 一是“礼乐文明”作为前现代社会中一种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其发生与确立，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人类社会里具有共性意义，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西方社会所谓的骑士精神，体现的就是西方的礼治文化。 二是“礼乐文明”在中华民族成长壮大过程中，曾起到过凝聚人心、稳固秩序、和谐社会等多方面作用，“极高明而道中庸”，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是以“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为重要构成的，遂有“汉官威仪”、“礼仪之邦”等中华文明的显著象征。而泱泱大国的风采，说到底，就是彬彬有礼，让人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德治”与“礼治”是一物而两名，“礼治”是形式，“德治”是内涵。而这一点，早在《诗经》中即已发轫：“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记者：那么，用现代眼光来看，“礼乐文明”是不是也存在着明显不足，需要改造与创新呢？ 黄朴民：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后面两点。 三是要旗帜鲜明地承认“礼乐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一味强调贵贱尊卑，以维系等级差异为中心的伦理纲常为嚆矢，固然需要批评与反思，而“礼乐文明”所呈现的外在形式繁文缛节、烦琐细苛，同样令人困扰和嫌恶。当年墨子另起炉灶，很大程度上是受不了“礼乐文明”的繁文缛节：“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礼而用夏政。”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评论十分到位，认为儒家过分地拘束于“礼”，结果“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礼”的琐碎繁杂还只是小事，最为糟糕的是，在其炫目的光环下，经常会衍生出令人作呕的“虚伪”。这一点，早在先秦时代，睿哲如老子、庄子等人即有一针见血的批判。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说得更决绝：“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在他们眼中，“礼”是对自然规律的反动，对本色人性的扭曲，造成最大的虚伪，导致人性的异化，是天下祸乱的总源头。“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一些思想家更痛斥“礼教杀人”。 四是要对传统的“礼乐文化”富有“同情之理解”，持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展现最大的包容性。“礼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机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作用于往昔，而且伴随于今天，同时也影响于将来，人们没有选择的空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既然无法在主观上定取舍，那么态度也只能是“杂于利害”。今天的人们能够做的，无非是“爱其美而多少知其恶，用其长而尽可能避其短”。 记者：您这么一说，“礼乐文明”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就比较清楚了。举一反三，对国学其他内涵的传承与发展，也可以作如是观？ 黄朴民：是的。“礼乐文明”的优劣得失之评判标准是难以一概而论的。幻想用传统的“礼乐文明”应对现实的挑战，解决当前的问题，自然是天大的笑话；可是，企图荡涤“礼乐文明”的内涵，拒绝“礼乐文明”的影响，视其为阻碍社会进步、文明提升的绊脚石，同样是异想天开的思维误区。事实也已经证明，旧传统与新文明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关系。“礼失求诸野”，综观“东亚文明圈”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都曾引入并采纳中华古典礼乐文明的诸多因素，尊礼尚乐，并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 可见，对“礼乐文明”和整个国学文化体系心存一份“同情之理解”，既不自大，又不自卑，这就是最大的文化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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