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倘老天爷开恩，再增周瑜十年阳寿，整个汉末历史的走向都会有所不同，天下三分也可能无从说起。 周泽雄/文 周瑜（字公瑾）是极品男人。他唯一的短板是寿命，寿命决于天意，非人力可致，而在人力可为之境，周瑜全方位做到了极致。倘老天爷开恩，再增周瑜十年阳寿，整个汉末历史的走向都会有所不同，天下三分也可能无从说起。 一 周瑜容貌大有可观，高大、壮美、洋溢着阳刚性感。典故“曲有误，周郎顾”，其实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强调周瑜出众的音乐素养，他端坐聆乐时，只要听出异样，就会转过身，在众多乐女中一下看出那个弹错弦的人，就像指挥家一下听出某个小提琴手拉错了音。第二层意思是说，有些企慕周瑜的乐女，为求周郎返身一瞥，常故意弹错。唐代诗人李端的小诗《听筝》，描绘了这幕风雅小景：“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古代妇女（尤以江东为最）素来不以情感主动、表达奔放著称，乐女频使此招，想必只有一个原因：俊美周郎，是一种不可抗力。 诚然，相貌无所谓伟大，再非凡的仪表也不会成就男子英名。可以肯定，周瑜仪容顶多有益于娇妻小乔，而与周瑜的事业无关。然八卦之心，人皆有之，八百年后的大诗人苏轼在“遥想公瑾当年”时，也忍不住先从“小乔初嫁了”说起。小乔与大乔，是当年名满天下的一对姐妹花，周瑜的铁哥们儿兼主公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一时风雅无双。 出众的音乐修养不同于天生蛮力，虽离不开天赋，更多地取决于环境。欲练就“曲有误，周郎顾”的绝技，必赖良好教养和相当的聆乐经验。的确，周瑜非苦寒出身，他隶属一个士族大家，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均曾官居太尉，父亲周异亦曾任洛阳令。孙坚早年讨伐董卓时，周瑜曾让出自家一处宅院供孙家居住；孙策举兵时，周瑜亦率自家部曲相迎。可见，周瑜家族提供的封建贵族式教育，给了他极大熏陶，并最终让他成长为一代儒将。 “儒将”是个美妙概念，也是个古典概念。按“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一望可知，其中并无文武壁垒，文武双修乃古典贵族教育的当然内涵。欧洲中世纪骑士也有所谓“六艺”，除箭术、骑术、游泳、狩猎外，还需研习棋艺和吟诗，同样含有文武双修的要求，至于古希腊、古罗马名将，几乎个个擅长演说，精于法律，娴于著述。职业军人乃近现代的产物，古人断然不至如此乏味。不过，儒将之“儒”并不以学术或文学成就为重，除赫赫战功外，还注重一种内在光华，周瑜虽无文章、书法传世，人们仍然依据他“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的超凡气度和绝世战功，确认其儒将身份。周瑜的继任者陆逊亦无作品传世（他的孙子陆机倒是一代文章大家，著有《文赋》），《三国演义》仍以一回“书生拜大将”的文字，浓墨重彩地渲染了陆逊的“儒将”特质。 归根结底，儒将地位决于战功。若依历代民众的熟悉度来排名，赤壁之战堪称古今第一战，“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周瑜是这场战争的指挥者，正如孙权是后勤保障者，鲁肃和诸葛亮是间接推动者，黄盖是马前卒，曹操则不幸地沦为周瑜声名的成全者。为了解周瑜，须从赤壁入手。名将期待沙场，沙场成就名将，乃不易之理。 二 人所共知的赤壁之战，其实是一场被误解最深的战役。误解来自两方面：一，曹操一封虚张声势的信；二，后人罗贯中的大师级虚构，笃信《三国演义》的读者，甚至会把功劳归于诸葛亮。赤壁功归周瑜，在罗贯中之前并无疑义，最雄辩的理由来自对手曹操。谁是赢家，输家说了算，曹操日后在一封写给孙权的信里，虽执意逞辩，仍以一句“横使周瑜成名”的断语，确认了周郎的赢家地位。 严格地说，苏轼“三国周郎赤壁”的说法有误，因赤壁之战发生时，魏蜀吴三国压根不存在，无论曹操还是孙权、周瑜、刘备，身份都是汉朝大官，他们都效忠于汉朝皇帝，至少口头上如此。理解这一点，就能界定赤壁之战的性质：它不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不是一场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若强调战争的正当性，该正当性不在孙权、周瑜一边，反而更多地倾向曹操。战争的关键词是统一还是分裂，代表汉朝皇帝出战的曹操志在统一，意欲割据江东的孙权志在分裂，遂有此一战。换句话说，倘若孙权毫无裂土自立的行为，曹操师出无名，赤壁之战就不会发生，正如曹操不会无故向忠于汉朝的益州牧刘璋进攻一样。 依照当时的统治规则，拥有军队的地方诸侯有义务消除皇上顾虑，方法是“遣子入侍”。这类方法曾盛行于古代世界，古罗马人也曾借助该法求得帝国的安稳，日后造成罗马帝国极大动荡的匈奴人阿提拉，早年曾作为人质在罗马求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即要求马嵩（马超的父亲）“遣子入侍”，以确保皇上无忧。然而，当曹操借皇帝旨意要求孙权依惯例“遣子入朝随驾”时，孙权拒绝了。这份拒绝可以解读成图谋不轨、“闹独立”的信号。那么，谁在怂恿孙权呢？是周瑜。 周瑜与孙策的关系，友谊多于上下级因素，两人年岁相若，周瑜以兄礼敬待孙策，以自家部曲协助孙策。孙策死后，周瑜又以无懈可击的礼仪，尊重并效命小自己十来岁的孙权。孙权与周瑜得以建立双重关系：孙权既是周瑜的主公，又以兄礼敬重周瑜。在权力场上，这类涉及多重伦理的关系极易引发矛盾，周瑜却做得相当漂亮，既敢于担当，又全无僭越。在古人极为看重的友道和臣道两方面，皆堪称楷模。 周瑜具有强烈的效忠精神，但其效忠对象不是皇室，而是江东孙氏。周瑜和袁绍一样，不认为风雨飘摇的汉代江山值得挽救；周瑜和袁术一样，将朝廷之摇摇欲坠视为江山易姓、改朝换代的大好机缘。与袁术的区别仅在于，周瑜并无自立皇上的野心，他只想尽心尽力地辅佐孙权。当年，周瑜劝好友鲁肃投奔孙权，即以“汉室不可复兴”作为大势研判的前提，又结合所谓“先哲秘论”，断言“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结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赤裸裸地表达了推翻汉朝，靠孙权“结构帝基”的“打天下”计划。在周瑜、鲁肃成为孙权左膀右臂之后，孙权久蓄于心的帝王梦想，被点燃了。实际上，周瑜在赤壁战前声称“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时，曹操并无推翻汉朝的居心，由于别路豪强已被曹操一一剿灭，仓皇逃亡中的刘备尚无暇遐想自己的政治前途，当时真正觊觎皇位的，恰是孙权自己，周瑜只是用所谓“恶人先告状”的法子，丑化曹操，同时实施自己的战争动员而已。 所以，在孙权、周瑜、鲁肃三人结成秘而不宣的“结构帝基”同盟之后，孙权就将自己放在与曹操必有一战的位置上。就此而论，赤壁之战的初因来自孙权的异心，远因来自周瑜的志向和才能。孙权敢萌异心，端赖周公瑾。没有周瑜辅佐，孙权的帝王梦，终究是南柯一梦。 对曹操，赤壁之战是一场准备欠充分的战役。之前曹操挥师南下，初衷只是收拾刘表余部，将刘表治下蠢蠢欲动的荆州，重新纳入朝廷版图。这项军事征伐进展顺利，以刘琮束手，荆州归降，刘备亡命为标志。当曹操顺手整编了刘表手下的庞大水军，从节省军事成本的角度考虑，他自然地把目光移向了孙权盘踞的江东。我们知道，作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曹操兵士分布于广大的国土边陲，曹操本人又历来反对扩充兵员（理由是“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所以，他可资调配的兵员并不多。曹操在致孙权的劝降书里声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实质是一种战术性恐吓，冀希孙权未战先怯，放弃抵抗。作为一种策略，曹操的诈唬差点成功，孙权的江东小宫廷里一度沸腾着投降声浪，大量缺乏实战历练的江东老臣（以张昭为代表）都被曹操吓坏了，以为对抗曹操不啻以卵击石。若曹操幸而成功，这次诈唬将成为曹氏谋略的又一次经典表演。 三 曹操不曾料到周瑜的强势存在。周瑜冷冷一笑，不为所动。 周瑜不仅有坚定的意志，他还是明白人。之前随孙策转战江东，他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对于双方将要交战的那片战场，没有人比周瑜了解得更多。周瑜不是一位走南闯北的征伐型将军，而是家园的护卫者，他一次不曾介入当时以北方为战场、以骑兵、步兵为战术核心的战役，他精于训练并指挥水军。周瑜是长江水战的行家，与他相比，无论曹操还是其手下将领，无一不是外行。对周瑜来说，只要确保战役在江面上展开并在江面上解决，曹操拥有的那支训练有素的北方军队，就将失去用武之地，不管人数是七八万还是八十万。 一个极度鲜明的对照是，当时的孙权小宫廷里，只有周瑜和鲁肃持战争立场。周瑜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迥异他人。诚然，诸葛亮的判断与周瑜相同，但立场不同。对诸葛亮来说，主公刘备已臻日暮途穷之境，唆使孙权联刘抗曹，对孙权是一场豪赌，对刘备则谈不上，缺乏赌本的刘备，顶多只是在孙权的牌桌上跟进几张小钱。若孙权获胜，刘备得以分享战果；若孙权失败，刘备损失有限，大不了继续南下逃亡。何况，刘备原已做好了远赴广西梧州，投奔苍梧太守吴巨的准备。地位决定立场，实力决定身价，拥有全部赌本且承担全部责任的周瑜，才是至关重要的。 后人注意到，周瑜从未对胜利抱有些许怀疑。通常，运气总是战争的组成部分，曹操在战胜乌丸、袁绍以后，都曾暗叫侥幸，但令人惊奇的是，无论战前还是战后，周瑜均未流露过类似的庆幸，他自始至终将胜利视为囊中之物。有人认为，若非黄盖诈降、东南风助力，周瑜难成其功，唐诗人杜枚“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名句，就表达了这个见解。但周瑜并不认同，当他向孙权拍板时，他并不知道黄盖日后会献诈降之计，但他已然确信“操自送死”，认定“擒操，宜在今日”，且只需“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即可“保为将军（孙权）破之”。 罗贯中笔下的赤壁大战精彩绝伦，真实的赤壁之战怕是极为简单。由于曹操军营里突发疾疫，大量不惯南方水土的士兵接连倒下，故战事未开，曹操的有生力量已经大有折损。凭借有利的东南风，黄盖载满易燃物的诈降船靠近对岸的曹操水军，曹操的“蒙冲斗舰”着火了。在冷兵器时代，得到风神襄助的火势，极易演变成现代战争的骇人规模，再加曹军船只都用铁链绑在一起，遂呈“火烧连营”之势，损失立刻失控。曹操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伐吴无以为继，把心一横，主动烧掉了另外一些船，避免它们成为周瑜的战利品。然后，曹军撤退了。孙权、刘备的小股部队对曹军实施了追击，但作用有限，“华容道”云云，不过是小说家的笔墨噱头。曹操折损的，主要是原属刘表的水军，对于曹操以北方战事为重心的国家战略而言，那更像是身外之物，故损失不如预想的那么惨重。也许，比战略物资折损更重要的，是战略要地南郡的得而复失，以及曹操心气上的折损。终曹操一生，他再未兴起渡江伐吴之念。故经此一战，孙权的帝王梦，已具雏形。 和大多数帝王一样，孙权不是知恩图报的人，但他始终对周瑜存有感激。孙权拥有的江东基业，固然继承自英勇的父兄，然没有周瑜，这片基业将早早地向曹操交纳。 事后复盘，赤壁之战赢得简单，一把火而已，但确信本方必将获胜，则是一个极不简单的判断。据史书记载，周瑜分析了曹操的用兵四忌，他对孙权说： 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这些分析都很在理，但兵家胜负充满不可测因素，通常不取决于谁更能把话说得头头是道。以疾疫而论，它固然使北方士众“必生疾病”，却不能保证南方将士“必不生病”。实际上，当时中国疾疫流行，医圣张仲景即是周瑜同时代人，且生活在南方，正是目睹了当地大量疾疫，才促使他写下不朽经典《伤寒杂病论》。没有证据说明，生活在南方的士兵，会比北方士兵具有更多免疫力，东吴不少名将都曾死于疾疫，如吕蒙、甘宁、孙蛟、蒋钦等。周瑜本人日后突发疾病，一般说成箭疮复发，或许也与疾疫有关。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是在茶文化流行之后，才防止了很多肠道疾病，因饮茶带来了煮沸饮用水的好习惯。在周瑜所处时代，茶文化尚未盛行民间。 也许，周瑜最具实战价值的分析，是看出当时的“蒙冲斗舰”尚无力具备大规模渡江作战的能力。这个猜测可为如下事实所印证：赤壁战后，曹操及其后继者再无类似渡江作战计划，哪怕在魏吴实力对比出现更大悬殊之后，该计划也不再被采纳。日后西晋伐吴，所采方法是在长江上游造船屯兵，以战舰溯江而下、顺流而东的方式取得成功。两种方式牵涉到的环境因素及工程技术差异，笔者无力探讨，但差异显而易见。周瑜预睹先机，遂有此大捷。 赤壁之战形成了全新的帝国版图，孙权得以与曹操南北分峙，划江而治。就此，帝国的分裂格局再次形成。周瑜和诸葛亮一样，并不认为本方具备掀翻曹操的能力，在可见的将来，他只满足于替孙权打下半壁江山。在周瑜的设计里，素无“三国”构想，倘天假以年，他甚至会把诸葛亮计划中的“三国梦”扼杀在摇篮中。 周瑜另一过人之处在于，他早早看出刘备的枭雄本色。在周瑜看来，诸葛亮所谓“联刘抗曹”乃是刘备的一厢情愿，周瑜本人既不在乎刘备那点兵力，更对刘备的野心抱有警惕。他曾数次提醒孙权除掉刘备，顶不济也要对刘备实施软禁，通过将孙权妹妹嫁给刘备这种温柔方式，把刘备长期扣押在东吴。类似方法，郭嘉早先曾向曹操建议过，亦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可惜，孙权也和曹操一样犯浑，使刘备再次得以蛟龙入海，猛虎归山。 作为天生的“大场面先生”，周瑜最厉害的一招棋，是觊觎西蜀。当时刘璋任益州牧，张鲁频频生事滋扰，而曹操新败，暂时不会对孙权兴兵，周瑜觑准了大好机缘，打算攻取益州，兼并张鲁，接援马超。此计若成，东吴的国土面积将大为扩充，人口将大为增加（人口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力量），东吴不仅获得与曹操长期抗衡的资本，一旦时移事易，曹操老去，北边中国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东吴还可能实施战略反攻，北吞中国。那完全是另一个历史走向。这条计划绝非纸上谈兵，因为，实力弱于孙权的刘备，在诸葛亮建议下，日后差不多复制了这条进攻线路，建立了蜀汉政权。 然而，就在周瑜紧锣密鼓地筹划伐蜀时，一场突发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年仅36岁。 四 在《三国演义》里，周瑜被描绘成诸葛亮的嫉妒者。将气度宽宏的周瑜写成小鸡肚肠，自是罗贯中的非凡创造，值得给予文学上的崇高敬意。但真相不可能如此，依照合乎情理的逻辑，两人的真实关系应该是这样的：诸葛亮首先感谢周瑜恰到好处地活着，其次庆幸周瑜恰到好处地死去。周瑜生龙活虎地出现在赤壁，才使刘备逃过一劫；周瑜壮志未酬地死去，才使刘备获得了宝贵的生存空间。周瑜不死，属于诸葛亮的伟大人生将如何展开呢？事实上，周瑜一死，孙权旋即放弃了攻占益州的计划，刘备也随之获得了自己的另类前程。不是孙权甘愿放弃，而是孙权找不到周瑜的继任者。不得不说，战乱时代，历史主要是个人创造的，它随个人之兴而兴，随个人之亡而亡。 死于盛年的周瑜，给孙权带来了无尽的失落和遗憾，给刘备带来了天赐转机，给后人带来了永恒谈资。撇开汉末乱局，单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角度看，周瑜早逝不算坏事，对名将来说，寿终正寝总有点乏味，何况，那将意味着“周郎”变成“周翁”，这几乎等于西施变形为东施。记住周郎，等于铭记一段优雅的沙场英气，铭记一场帅到极致的指点江山。转瞬即逝的煌煌战功，造就绵绵无尽的人生嗟叹，生时有无限英勇，死时含无限缠绵，周郎无愧“极品男人”。 英雄是民族的缩影，一个民族铭记什么样的英雄，总能反衬该民族的若干特性。在罗贯中于元末明初撰写《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与周瑜并非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两人的联袂存在，共同丰富了我们民族的英雄长廊，洋溢于周瑜身上的诗性英雄特质，至少反映了汉唐人的英雄观。当罗贯中以一道虚构的周瑜遗言“既生瑜，何生亮”在两人中作出择一弃一的选择时，也就意味着诗性英雄的气质逐渐远去，巫师妖道大行其道，尽管，真实的诸葛亮绝非这样一个人。这种选择，折射出英雄理想的倒退，审美倾向的软化，精神内涵的剥落，并导致民族气质日趋阴郁。因为，说周公瑾气量褊狭，本来就和说诸葛亮智力平平一样离谱。昔东吴老将程普，仗着三朝元老身份，对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公瑾天性豁达，不念旧恶，遂重演了一出三国版的“将相和”，致使程普慨然有叹：“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饮自醉。” 极品男人不可得，唯其不可得，反而易遭俗世曲解、玷污。一个绝顶美妙的诗性英雄，日后竟沦为被世人笑尽的小鸡肚肠，事后盘点，嗤笑者一无所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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