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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著錄的信受與借鑒 燾 如 在中國，從古代到今天的藝術門類中，書法和繪畫是兩枝綻放不衰的奇葩。舉凡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能以文字的書寫而成為藝術的，不算稀罕，但能將這種藝術上升變為法的，進而又成為一種可以單獨研究的學問——書法，它演變出的真、草、篆、隸，是為吾國所獨有；用水、墨和顏料經過勾勒、暈染、皴擦等手段施展在縑素楮紙之上，畫出萬里山河、寫狀人間百態的中國繪畫，卻又因其材質和方法異於世界諸國，亦可稱之為一絕。這兩項藝術對世界文化的發展和貢獻，人們有目共睹。就中國書法和中國式的繪畫來說，它展現給世人的不僅僅是一種神奇，而是體現了中國人對精神的追求，對藝術的理解，對生活的看法。唐代著名理論家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就曾這樣說過：“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可見，古人對藝術的認知也不是閒情逸致，也不是旁科小道，而是在有形的空間內，探索積極的人生意義。 吾國藝術的發端，肇始於三代，拓宇乎兩漢。作為書法，從先秦的甲骨文、金文至秦代的小篆、秦隸，再到後來漢代的隸書、草書、楷書等，中國書法的各體面貌，大抵到漢末悉備，後經魏晉隋唐的發展完善，至唐而登上頂端，此後則不復變矣。作為繪畫，自新石器時代的巌畫、彩陶上的紋飾，到戰國時期的漆畫、帛畫，秦漢時期的帛畫、壁畫，嗣後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以降，得諸大匠巧手妙裁，發展至宋時，中國的繪畫已經巍峨如高山峻嶺，即便是今天，也令我們有高山仰止的感歎。 歷代存而至今的書法繪畫作品，可謂汗牛充棟。作為藝術品的書與畫，古往今來不論是皇家內府還是達官貴人，除了品賞之外，便是收藏，而在收藏的過程中，為了便於查找，明辨真偽，一些有心之人便將自己收藏或者是曾經過眼的書畫作品做了細緻的記錄，按年代排序，撰寫成書。在今天我們看來，這些書畫著錄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古代書畫的編目，還因為著錄中的書畫作品是屬於“傳承有序”的記載，從而為我們的鑒定工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因此，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如果不暇思索地講出書畫著錄的巨著，大概不外《宣和畫譜》《宣和書譜》《石渠寶笈》《秘殿珠林》。 《宣和畫譜》記錄了宋徽宗宮廷所藏曆代畫家231人的作品共6396件。分為十門：道釋49人，人物33人，宮室4人，番族5人，龍魚8人，山水41人，畜獸27人，花鳥46人，墨竹12人，蔬果6人。每門先作敘論，次為畫家評傳，傳後則列畫目和件數。《筆塵》認為：“《畫譜》采苓諸家記錄，或臣下撰述，不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此書中論述的作品大都由米芾所鑒別。但因蔡京執政，頗多書畫名家被黜，對畫家評論，亦有失當之處。然在官家著錄中，仍不失為一部畫家傳記較完備的巨著。 《宣和書譜》舊有二說：一為宋代蔡京、蔡卞兄弟和米芾所共撰，見《四庫提要》；一為元吳文貴編錄，見元人鄭杓《衍極》劉有定注。此書記宋徽宗時內府所藏諸帖，分為歷代諸帝王書，以及篆、隸、正、行、草、八分、制誥等八門。每門之前有敘論，又各於作品之前繋以書家小傳，品評風格源流，敘論詳明，為重要法書匯錄和論著。 《石渠寶笈》是一套中國書畫著錄書。清代乾隆皇帝命張照、梁詩正等人編纂。成書於乾隆十年（1745）。後又命董誥、阮元等編纂續編，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後又經清代嘉慶皇帝命英和、吳其彥、胡敬等編纂三編，成書於嘉慶二十一年。清代內府所藏書畫可謂一網打盡。各編分書冊、畫冊、書畫合冊；書卷、畫卷、書畫合卷；書軸、畫軸、書畫合軸九類。每類分上、次兩等，上等著錄紙絹、尺寸、款識、印記、題詠、跋尾等一一詳列，悉志無遺；次等則甚簡略。 那麽，在這些記錄了古代書法繪畫的著錄中，如何纔能做到信受與借鑒呢？在談到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說說作為書畫鑒定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作為鑒定工作的主要方面，它包括時代特點和個人風格。簡言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格。如書法，清人梁巘就說過：“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繪畫亦複如是，唐人自有唐人的風格，宋人自有宋人的格局。不論書法還是繪畫，限於時代、環境、風尚，絕無可能“逼真”。個人風格如趙孟頫之學王羲之，沈周、文徵明之學黃庭堅，不論如何學，趙孟頫終究是趙孟頫，文、沈終究還是文、沈。元人倪瓚仰慕董源、荊浩、關仝，黃公望繼承董源、巨然，然而得到的僅僅是前人的筆，歸到個人風格，倪瓚還是倪瓚、黃子久還是黃子久，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否則也就談不到什麽“元四家”了。這是指鑒定工作中的主要方面，另一個是鑒定工作中的輔助方面，直接關係到的就是我們說的書畫著錄。在鑒定工作中除了主要方面之外，輔助方面的就包括題跋、作者印章、收藏印章、書畫用絹用紙、著錄等。這五個方面，除了能看到作品直接鑒定之外，著錄是提供鑒定人參考比對時最為重要的一環。因為在前人的著錄中，已將前四個方面作了詳細的記錄，按圖索驥，在我們鑒定一件古代書法或者是繪畫的時候，就可以進行一一的比對，遇有稍與記錄不合的地方，即要暫時存疑，不能驟下結論，這是著錄給予我們的方便。關於此點，我們僅舉兩個例證作為說明。 清人吳榮光在《辛丑銷夏記》卷一中記載有《唐臨右軍二帖》翁方綱的跋，翁氏是這樣說的：“每觀趙文敏真跡，必驗其印，此‘趙氏子昂’紅文銅印，其上邊不甚平正，‘子’字篆圈之頂，其靠上銅邊，偏左偏右，皆有微凹入內之痕，方是真者。以此鑒定趙跡，萬無一失。今此印‘子’字篆圈上頂邊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處上平正未凹者，銅質用久則漸凹，此是其在前數年之跡也。歴驗趙跡如至大戊申率更帖跋，其印‘子’字篆圈頂邊左右皆微凹，則此跡又當在前。至大戊申子昂年五十五，則此是其少壯時作也……” 米芾《書史》中記載：“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皺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 這便是通過前人的著錄，得到人家的“心要”，進而讓鑒定工作省去很多麻煩的故實。當然，有人會說由於電腦技術的日新月異，造假者已經不再是當年的“後門造”、“蘇州片”，掃描技術會毫釐不差的“克隆”古人的印章。但是，鑒定工作是對作品全面的考量，所謂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作偽是行不通的。著錄中關於某件作品的尺寸、裝裱、題跋、印章等等，作偽者不可能一一精通，即便是今天使用的全幅掃描，也會因印刷和敷色在紙張上的不同顯現而有明顯區別，我們可以通過特殊手段的檢驗，看穿作偽者的伎倆。因此說，關於書畫著錄的書籍，在今天科學昌明的時代，依然有它的現實意義。 我們今天除了利用科學手段來鑒別古代書畫作品之外，對於古人書畫著錄也要有科學的信受態度。這就好似在陶瓷鑒定上，既要依靠目鑒，也要靠電子顯微鏡、熱釋光等科學手段。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古人的書畫著錄書籍並非一刀切的整齊準確，其可信程度大概要參考其收藏的內容和鑒別文物的眼力。 如清代安儀周的《墨緣匯觀》，即是很有分量的著錄書。《墨緣匯觀》成書於1743年（清代乾隆八年），共4卷，續2卷。安儀周素負精鑒之名，所藏亦富。慕名前來求其鑒別之人，多持罕見之本，安氏鑒別之餘，選擇其中精美者，匯錄於《墨緣匯觀》。《墨緣匯觀》卷一、二收錄法書，始於三國魏鍾繇《薦季直表》、西晉陸機《平復帖》，止於明代董其昌；《三希堂法帖》所刻，半見於此。卷三、四匯錄名畫，始自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隋代展子虔《遊春圖》，亦止於明代董其昌。正錄記敍紙絹、作品內容，凡名人題跋及收藏諸印、裱褙、騎縫、上下左右、塘心鈐記，一一畢舉，使後人得據以考查真偽。間作考訂，並論書法、畫法。 就安儀周的藏品來說，我們可以肯定他確為“一時之冠”，否則豈有清代皇家刻《三希堂法帖》，不光參考《墨緣匯觀》還要在選擇法帖時“半見於此”？這是說安儀周搜羅宏富，至於說到眼力精凖，就不能不談到《平復帖》。《平復帖》是西晉陸機墨蹟，晉人墨蹟彌足珍貴的恐怕一是陸機的《平復帖》，二是王珣的《伯遠帖》，而安氏卻能獨享其一，除了一定的財力，眼光犀利恐怕是一般收藏家所不能比肩的。這樣的書畫著錄，我們便可以相信。 次如《式古堂書畫匯考》，清代卞永譽編著。60卷。此書輯錄前人所記及其自藏、目見的清以前法書、名畫，分為書考、畫考，記載作品的款識、題跋，有時分列正文和外錄，或注明紙絹、尺寸、印記等。兩考之前，有《書評》、《書旨》及《論畫》，係採集前人之說。此書著錄頗富，雖也有舛誤之處，仍不失為考據精備，它與《江村銷夏錄》並名一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此書“登載既繁，引證又富，足資談藝家檢閱者，無過是編，固不以一二小疵，累其全體之宏博焉。” 清人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雖然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的有“一二小疵”，但其“登載既繁，引證又富，足資談藝家檢閱者，無過是編”的宏博，還是得到鑒藏界的一致肯定，它不像與它“並名一時”的《江村銷夏錄》顯得虛偽，高士奇在清代是著名的鑒藏家，可他的做法卻很令人反感。張蔥玉先生曾在他的《怎樣鑒定書畫》中這樣評價：“高士奇在清代鑒藏家中也是數的上的，但羅振玉得到了他的秘本《江村書畫目》，發現把許多進呈給皇帝的假字畫記在上面。秘本底賬如此，雖不足異，但在他刊刻行世的著錄書《江村銷夏錄》中，竟也將偽物收入。”這是不是可怕了？所以說像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我們儘管不全信，但也可以接受，而高士奇就要另當別論了。 再有如近人龐元濟的《虛齋名畫錄》。書中收入自藏畫跡凡535件，起自唐代，止於清代，分列卷、軸、冊頁三類，按時代先後為序，每種都詳細記載了紙絹、尺寸、題跋、印章，凡題跋之高寬、鈐蓋印章的位置、文字損蝕或脫訛處，都依照原本一一記載。據龐元濟自序中說，凡購得手跡，無不潛心考核，寧慎勿濫，故入錄者頗多精品。 對於書畫鑒別的學問來說，信受與借鑒都不是盲目的。從唐代的《貞觀公私畫史》開始，大量的書畫著錄書籍出現在我們眼前，如果我們不加以善別，一概而論，恐怕這些書籍對我們鑒別書畫真偽的工作就是一種負擔。所以，信受與借鑒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近來，有些人認為在鑒定書畫一科中，再也用不着古人的書畫著錄了，或者只是據守一兩本靠得住的書畫著錄作為鑒藏秘笈。其實，不論是否定“古人書”還是抱殘守缺死守古人防線的做法，都是極其不科學的。這就好比我們初入社會，開始工作，經過一段歷練之後，纔知道好些東西並不是可以完全通過感覺認知的，纔知道做事情光有“熱情”是遠遠不夠的。還是要依賴書本，特別是鑒藏書畫的事，還是要通過文獻著錄搞清楚歷史上陳留的一些問題。有了這種知識補充、借鑒，我們的工作效率纔能提高。前面說過的《石渠寶笈》《宣和書譜》《宣和畫譜》以及《墨緣匯觀》《式古堂書畫匯考》《虛齋名畫錄》等，都是服務於我們工作的工具書，它不等於鑒定寶典，觀者應該在於會用。這就好比《淳化秘閣法帖》，編著者王著因為書學不深，每每令偽跡混入其中，標題亦存錯訛，但《淳化秘閣法帖》並未因此而泯滅光芒，特別是《閣帖》中留存的古人法書，賴此而流布於後世，功甚大焉。嗣後，到了清代王澍始有《淳化閣帖考證》一書行世，將原帖中存在的偽誤依託者，一一考訂翔實。之後，《淳化秘閣法帖》並未因此而“名譽掃地”，相反，卻被人們尊奉為“法帖之祖”，所以不能因人廢書。對於古代流傳至今的一些書畫著錄書籍，我們不應該因為它的某點錯誤，便要“連根鏟大王”。它已經成為歷史，作用也就自然形成，我們便要理所當然地予以正確的參究考訂，讓它起死回生，更何況這些書畫著錄在我們弄懂之後，還能起到正反兩方面的作用，所以亦不能因書廢事。 常言道：完全信書不如無書。這句話切不可斷章取義看其表面，而是要讀懂它的含義。其實，這句話是教會我們學習的方法，不是說你有了感覺，便可以棄古人書如敝屣。《三國演義》裏的馬謖，可謂自幼便熟讀兵書，可這兵書被他讀僵了，街亭一役，死守書本不知活用，結果是被諸葛亮揮淚而斬，留下死讀書的一段公案。相反，六祖慧能卻能因一句“因無所住而生其心”頓悟大道，成為千古美談。你說信書還是不信書？ 感謝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為我們編輯出版了《歷代書畫錄集刊》和《歷代書畫錄續編》。這讓研究書史、畫史的專門家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讓愛好書法繪畫的人們能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古代優秀作品，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人們通過書畫著錄這個橋樑，走進歷史回到今天，正像《蘭亭序》中說的：“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有繼承纔有發展，歷史總不能割斷，庶幾我們纔不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我想，這就是《歷代書畫錄辑刊》和《歷代書畫錄續編》出版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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