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坛中为数不多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想要建立一个完全的精英社会。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聪明的和有能力的人才能处于一个社会的顶端（而不是那些靠特权的，比如拥有上层社会的父母、和老板的关系好等等。）。（理论上来说，）整个西方社会，乃至所有西方政府的共同目标就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真正实力、并用功绩取代奢靡和愚昧的阶级制度，而不会在乎这些建立者的地位、年龄、种族或是性别。  精英理想已经给数百万人带来了机会。几百年来，那些绝顶聪明的人们就一直被固定的、极其严格的社会阶级制度所束缚。但现在，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有了自由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西方世界已基本翻过了阶级制度的篇章，但曾经那些西方政府中也充斥着愚蠢、病态的管理者。领主们无法管理他们的财产，指挥官们也不了解战争原则，农民们比他们的主人和女主人更聪明，比主人的情妇们知道的更多。背景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障碍。公平最终成为奖励分配中的一个考虑因素。  但是，在精英体制中不可避免的更为阴暗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心相信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或终有一天能够建城）所有的成功都是名至实归，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所有的失败也都是罪有应得。在一个精英时代，公平不仅渗入了财富的分配，也贫穷中。社会地位低下似乎不仅是令人悔恨的，同时也是活该如此。 当然，精英体制下的财务成功人士（没有继承或联系人）就好像赋予了他们一些旧时那些贵族的气质，他们的父亲留给他们大量财富和城堡，但他们从来都不觉得。但与此同时，那些财务结局的人就滋生出一些羞耻的感觉，让人觉得他们好似旧时代的农民，拒绝生活中所有的机会，并且感恩于自己的多余。在新精英社会时代，对于那些聪明的或有能力的却仍然贫穷的人来说，（对自己或别人来说）这个问题无疑更令人敏感和伤痛。  事实证明，乐意代表穷人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对于某些选区来说，那里的穷人很明显需要为自己的愚蠢和堕落负责（也许甚至有科学依据）。随着精英政治的崛起，在某些特定区域中，穷人已不再被形容为“不幸”，实际上慈善机构的关爱对象和爱心泛滥的有钱人的愧疚都被人称为“失败”。白手起家的人总对公平目标嗤之以鼻，他们拒绝为自己的豪宅感到羞耻或为他们之前离开的烂公死猫哭耗子。在更严苛的评论环境中，这种情形很容易在精英社会中滋生。社会阶级地位明确的反映出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地位已成为社会争论，如今这个社会已成为一个适者生存的天下--慈善、福利、再分配方式，甚至于同情的需求都在降低。 社会学家迈克尔·杨是第一个探索只相信社会制度的弊端。“今天，所有的人无论是否谦逊，都知道自己拥有一切机会。”他在《精英社会的崛起中》写到。“如果他们多次被标记为“傻瓜”，他们就无法自欺了…难道他们不能承认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不是像过去一样没有机会，而真的是自身条件差吗？”对于贫穷的伤痛来说，精英系统加入了对耻辱的侮辱。  这个年代的特点就是相信精英，所以基本无法解释我们的失败是源于“厄运”。虽然认为，运气只是理论上对职业生涯和人们的评价有所助益，但事实上，人们似乎应该对自己的人生传记负责一些。如果将一场胜利全部归于“好运”的确很不恰当（甚至令人起疑），然而这篇文章更想要表达的是，将可怜与失败全部归于“厄运”。赢家们为自己创造了好运，坚持着现代的颂歌：但这会让那些崇尚幸运女神的古罗马人疑惑不解。其实，要靠我们的社会地位解决所有的突发事件，还是很让人担忧的。在这样一个被理性观念充斥的世界中，人们基本都认为“厄运”等同于失败，只会让人们更难生存。 但是，这世上永远也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的精英体制，因为个体的“美德”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不能仅凭一个人的工作而定。那些对精英社会深信不疑的人无疑是在支持着一个疯狂并且极度傲慢的假设：普通的人们（雇员、顾客）现在可以灵巧的掌管着那些神圣的工作，而那些工作在过去都是神来主导，并有天使帮助。而这全部源自于审判日对人们灵魂的称重。  为了让我们自己从精英世界观的惩罚性副作用中解放出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停止对具有道德内涵的对工作和金钱随意分配的事物进行投资。并对人们所得和他们灵魂的真实样子的区别保持一定的传统的和谦虚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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