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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郁达夫往事：对王映霞一见钟情数年后反目离婚》 1927年初，已婚才子作家郁达夫在上海偶遇杭州美女王映霞，从而对其疯狂追求。王映霞在经过犹豫、困惑、烦恼，以及兴奋和举棋不定后，终于扛不住郁达夫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与之结为秦晋之好。但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在诗人柳亚子眼里的“富春江上神仙侣”，数年后却反目离婚，上海从此徒留下对这双才子佳人爱恨情怨的怅然回忆。 尚贤坊一见钟情 1927年1月14日，32岁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前往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孙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孙家的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年18岁的王映霞，不由对其一见倾心，就此展开疯狂追求。郁达夫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是日到尚贤坊孙君家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那天孙百刚对郁达夫的表现，也感到有点奇怪。比如，郁请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叫汽车？他打算请大家去什么大饭店？再说即使坐汽车，大家一起出去，街口就是汽车行，为什么一定要把车叫进来，弄得排场十足？尤其是孙还回想起，“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吃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譬如说：他向来是见陌生女人，常会露出局促不安的腼腆的样子；可是今天掌华（孙百刚妻子）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似乎很是熟络。再譬如：达夫向来用钱，虽不是吝啬，但处处地方不肯做‘洋盘’，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内行，不愿给人家刨去一点点的黄瓜皮。如对黄包车夫还价，在未坐上车之前，一两个铜子他也要青筋錾起和车夫争论，宁愿拉到后再加给他，而不乐意在事先吃亏的。然则今天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即后来的长江剧场）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坐上黄包车，一络大派，不讲价钱。种种情形，在我看来，似乎都有点异常”。 看罢电影，孙一方面看郁意犹未尽，另一方面也想还还情，便提出去南京路逛逛，晚上由他做东去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淘乐村”用晚餐。从“淘乐村”吃完出来，带着六七分醉意的郁达夫坐上汽车后突然用日语对孙百刚说的一番话，使孙百刚一下子意识到，郁达夫已经狂热地爱上了王映霞。当时郁用日语对孙说：“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日，前无去路，后无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请你告诉我！”带着微醉用王映霞听不懂的日语说出这番话，显然郁达夫是在试探孙百刚的态度。但孙百刚只是巧妙地回了句，“你是在做小说吗？”郁达夫说，“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也许是酒喝多了，车到尚贤坊，临分别时，郁声音打颤地说，“今天痛快极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再会再会！” 郁达夫果不食言，第二天下午，他在“卡尔登”出席了邵洵美与盛佩玉的婚礼后，于晚上以送还孙百刚放在他那里的译稿的名义到尚贤坊孙家，不仅得以与王映霞“再会再会”，而且把她约到四马路（今福州路）“泰丰酒馆”吃饭。郁当天日记记载：“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又云：“王映霞女士，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乐极了。我只希望这一回的事情能够成功。”此后郁达夫除了频频给王映霞写情书，更将自己为爱情燃烧的心境写入日记，其缠绵悱恻、露骨率真、点点滴滴、尽皆托出。 而据王映霞自述，郁达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回忆道，当时“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达夫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当时别说王映霞，就是孙百刚夫妇也没有意识到，郁达夫这天心情这么好，兴致这么高，多半竟是冲着他一见钟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后一连数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再会”王映霞。17日，约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毕送王回尚贤坊；18日郁日记记载，去尚贤坊访王映霞，王不在，郁等了约半小时，“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9日，郁晚饭后又去尚贤坊，邀王映霞她们外出看电影。看罢电影，又去吃夜宵。 神仙眷侣的甜蜜生活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却惬意。王映霞后来在《半生杂忆》中写道：“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囿于当时的政治因素，郁达夫和王映霞住在嘉禾里的地址没有向朋友们公开，信件均由书局转。当时王映霞已怀孕，她写道：“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郁达夫一度患上伤寒，后转黄疸。其间王映霞经常做营养食物给他调理，使郁得以尽快康复。郁的生活也上正常轨道，北新书局给他出的全集先后发行，拿到不少版税。加上平时再写些作品，也有稿费收入。经济有了起色，小日子过得越加有滋有味。后来亲朋好友知道这些，也很为他们高兴。郁飞、郁云出生后，孙百刚曾去嘉禾里看望过他们，王映霞还特地去买了菜，留孙百刚吃饭，孙也真切地感受了他们的甜蜜生活，并为他们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日记九种》不尽是缱绻缠绵的喁喁低语，同时也有郁达夫作为进步作家对时局所表白的立场和发出的声音。郁达夫从广州来到上海仅三个月，就迎来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占上海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但当他察觉这一革命成果有被异己者篡夺的危险时，即在这“方向转换的途中”写出政论《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发表于《洪水》半月刊。指出当前的革命已处于“一个危险过程中”，要大家警惕那些从革命队伍中产生出来的新军阀、新官僚和新资产阶级。他的一系列政治观点鲜明的文章的发表，也为他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但他并不动摇。尤其是1927年10月初，老友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上海，郁达夫更是喜出望外，从此他更是坚定地与鲁迅站在同一条战线。他和鲁迅联合创办的《奔流》月刊，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鼓舞很大。阅此一时期的《鲁迅日记》，不时可见郁达夫或一人或偕王映霞访鲁迅的记载。遗憾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活计多无疑义。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迁居后的郁达夫的心情似乎并不如王映霞达观。在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于是他干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看起来。这一看，顿时让郁达夫精神焕然，他“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战斗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给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里了。 郁达夫、王映霞的此后的情感里程，最后果然出现了谁也不愿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俩以一则“离婚启事”宣告了12年情缘的结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笔抗日的斗士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王映霞后来则以耄耊之年，在杭州“叶落归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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