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阴沉沉的冬天看威塞尔有关集中营的回忆录《夜》再合适不过，虽然窗外并没有书中那瘆人的纷飞大雪，但已经让我们可以发挥想象力稍微感受到一点，那些在大雪中在纳粹的皮鞭下几乎裸身前行的犹太人所遭受的折磨和苦难。虽然我这大半年来一直浸淫在各种有关大屠杀的书籍中，《夜》里的不少情节已经在别的书籍里从别的视角有过一些了解，但是这本书仍然以亲历者近距离的忠实描述令我震惊，两天之内我看完这本薄薄的书，我的脑海里又一次漂浮着一幅幅犹太人受难的群像：在火焰中身体逐渐蜷缩的婴孩；绞刑架上诅咒德国的波兰犹太人，他的高声诅咒被死亡切断；小提琴手于列克，他以灵魂作琴弓，最后的演奏献给了死去以及将要死去的犹太人；还有在奔跑的人流中被践踏而死的人，还有更多被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的人。太多死亡、太多苦难压迫着这本薄薄的书，使它变得沉重异常，但作为一个纳粹暴行亲历者和受害者的证词，沉重沉痛只能是它唯一的底色。
威塞尔的《夜》是一份证词，他自己在后记里写得清楚：“如果没有这本小书，我作为作家的生涯，或者说我短暂的一生都不会如现在这般：这是一个证人的一生，他相信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自己有义务阻止敌人抹去人类记忆中的罪恶，在死后赢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和一般的小说家不同，艺术性并不是威塞尔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对于威塞尔而言，萦绕于怀的始终是这份证词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我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眼见得语言变成了障碍。每写一句就会停下来对自己说：‘不是这样。’我重新开始。用别的词，别的画面，别的无声的泪水。但总是不对。”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顾虑，威塞尔平铺直叙，摒弃一切可能的修饰和结构上的花样。他从1944年春天写起，“树上花朵绽放”，威塞尔和家人还算平静地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小镇锡盖图。从俄罗斯前线不断传来好消息，德国眼见就要溃败，人们对近在眼前的威胁毫无预见，甚至于怀疑希特勒是否真的想要消灭犹太人，“几百万人啊！他如何能做到？而且这是在20世纪！”
书中写到威塞尔研习犹太经典《卡巴拉经》的导师莫谢执事，有关他的描写明显含有深意。在厄运降临锡盖图全体犹太人之前，莫谢和锡盖图其他的外籍犹太人被率先驱逐：“匈牙利警察将他们赶进运送牲口的车厢，他们挤作一团，默默哭泣。”随后，威塞尔罕见地用一种讽刺的笔调写道：“又过了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生活恢复正常。柔和的风吹进锡盖图的家家户户。商人勤恳地做生意，大学生待在书堆里，孩子则在大街上玩耍。”人们很快就忘了那些遭受苦难的犹太人，忘记了他人的苦难。一天，莫谢执事又回到锡盖图，他变了，不再谈论上帝或是《卡巴拉经》，他只讲述他所见到的一切：和他同行的那些犹太人在森林里被盖世太保屠杀，孩子们被抛向空中，成为机枪扫射的活靶子。那是1942年的事，可是尚在平静中生活的锡盖图犹太人不相信莫谢讲的故事，甚至拒绝再听。原本他们完全有时间逃脱厄运，可是莫谢执事一再的提醒根本没有引起重视，人们生活在自身的惯性里，直至撞上南墙。
威塞尔在写莫谢执事时一定想到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莫谢对于锡盖图的犹太人不正像威塞尔自己对于他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读者群。威塞尔从《夜》这本书开始，主动担当起揭露纳粹暴行的责任，他到美国各大学演讲，参加有关大屠杀的会议，撰写有关大屠杀的文章——一篇又一篇，直至因此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对于自己作为见证者的命运，威塞尔是持悲观态度的，他不止一次提到：证人早就清楚，正如他现在有时还明白，他的证词不会被接受；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在说这些话时，威塞尔一定在想家乡的那位絮絮叨叨的莫谢执事。可是话说回来，莫谢的执着也影响了威塞尔，他甚至用几十年的余生在撰写证词提出警告，他不愿自己的过去成为现在年轻人的未来，因为正如威塞尔在《夜》的后记里所言：“遗忘意味着危险和侮辱。忘记死去的人相当于再一次杀了他们。”如果说当年锡盖图的犹太人因为这遗忘立刻受到了惩罚，那么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聪明那么一点？他们会真正地记取过去的教训吗？以避免人类重蹈覆辙，让悲剧重新上演；而不是等悲剧真的降临时在那里错愕：“现在是21世纪呵，现在是22世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忽视莫谢执事的警告，锡盖图的犹太人在侥幸心理的诱惑下最终栽进漩涡。纳粹在高度组织下按部就班地，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运送进诸如奥斯维辛这样的杀人工厂。威塞尔和他的家人则在凄惶慌乱的背景中被送入其中的某一列火车的某一个车厢里，所有这些车厢都拥挤不堪，缺水缺食物，酷热难耐，许多人因此而精神崩溃，几位有过集中营经历的作家——莱维、博罗夫斯基、凯尔泰兹——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这些。车厢里的惨状正是他们未来集中营生活的写照，如果他们能够逃脱到站后第一次筛选的话，被选中的妇幼病残会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和焚尸炉。
威塞尔献出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着重写了一位他之前认识的查希特夫人，“五十岁左右，带着十来岁的儿子，蜷缩在车厢一角”，这位平素性情温和的女人彻底失去了理智，在火车上她呻吟不断，第三天夜里，一声尖厉的叫喊划破了寂静：“火！我看见了火！”原来是查希特夫人指着窗外在尖叫，人们对她的态度逐渐从同情转为厌烦，几个年轻人捆住她，给她嘴里塞上东西，甚至为了让她闭嘴，狠揍她的头，“简直要了她的命”。从这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威塞尔证词的复杂性，他没有把集中营的世界简化为邪恶的纳粹和无辜受害的犹太人这两个极端，事实上在这份严酷的证词里，他数度将批评审视的矛头指向犹太人自身，甚至指向他自己。这种自省恰好也说明他追求真实所达到的程度。任何事物，只要我们把探寻的眼睛靠近，都会发现其中泾渭分明的那道界限在模糊在扩大，有关大屠杀的研究也不能幸免。
威塞尔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准确的不变形的描述）并不自信，因为这种不自信，在从集中营获救后的数年内，他都不曾触碰这生命中最深的痛。直到他作为特拉维夫一份报纸的记者去采访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大作家莫里亚克，当莫里亚克谈起他夫人看到的奥斯维辛火车站装满犹太孩子的车厢时，威塞尔对莫里亚克说：“我就是其中一个。”威塞尔开始谈起自己的集中营经历，莫里亚克深受感动，“泪水流淌下他的脸，而他没有作任何动作来止住它们，把它们擦干”。当莫里亚克问起有关威塞尔的父母和家庭，威塞尔拒绝了。最后，莫里亚克在送年轻的威塞尔上电梯时，莫里亚克用一种庄重的肃穆的语调忠告威塞尔：“我想你错了。你不说话是错误的，听我这样的老人一句：一个人必须说出来——一个人也必须说出来。”一年以后威塞尔寄给莫里亚克《夜》的手稿，并在他的帮助和推荐下终于出版了此书。
实事求是地说，在对语言的操控能力方面，在对艺术的敏感度方面，威塞尔确实不如莱维、博罗夫斯基和凯尔泰兹；就文学价值而言，威塞尔的书也不如那几位作家，但是威塞尔的文字里自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热情，有一种热烈的拥抱真实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外露的，并没有因为要顾及到艺术效果而有所收敛。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威塞尔的文字获得了另一种感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来自于道德（这也可以说明，威塞尔最终获得的为什么是诺贝尔和平奖），至少在这本书里，道德似乎可以短暂地脱离美学而独立存在。或者也可以说，威塞尔文字里包含的道德热情弥补了他的文字在美学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威塞尔对真实的渴望，驱使他跨入对事实本身的复杂性的描述，尽管他的描写稍显笨拙，但是道义毕竟在此和美学的轨道艰难咬合在一起。
奥斯维辛的日子似乎千篇一律：早上是黑咖啡，中午是汤，下午6点钟点名，然后是面包和别的食物，9点钟上床。夹杂其间的则是苦役、虐待、疾病、恐惧和死亡。威塞尔写到犹太人之间的倾轧，写到他亲眼目睹的绞刑，写到犹太新年前夜上万人参加的祈祷，在这次祈祷中，威塞尔质疑了上帝：“而现在，我不再祈求。不再会发出哀鸣。恰恰相反，我觉得自己非常强大。我是原告。被告是：上帝。我睁开了眼睛，我很孤独，在这尘世中孤独得可怕。没有上帝，没有同类，没有爱情也没有怜悯。我只是一撮灰烬，却比无所不能的上帝更强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的生命一直为他所捆缚。”天国会从焚尸炉和万人坑中升起吗？这样的安慰多少显得有点轻浮了。威塞尔还写到他经历的一次筛选——筛选体弱的犹太人直接送进焚尸炉。据说，到1944年威塞尔他们进集中营时，条件已有所改善，大概是因为纳粹在战场上的失败，使他们更需要干活的苦力。早几年，奥斯维辛每天必须送一定数量的囚犯去死，每个星期都有所谓的筛选。死亡的威胁求生的渴望摧毁了许多东西。有儿子为了摆脱年迈父亲的累赘而故意和他走失，而面对自己的父亲，威塞尔“也没有经受住考验。——我感觉自己并不是很情愿把汤让给病重的父亲”。
1945年一月中旬，威塞尔的脚冻肿了，不能着地。集中营医生给他做了手术。“在医务室呆着一点儿也不坏：有新鲜面包吃，还有浓汤喝。没有钟声、点名和体力活。”集中营里的医生、手术、还算仔细的照料，这些都和人们对集中营的惯常想象相背离，让人惊异，凯尔泰兹在《无形的命运》中也有类似的描述——主人公哲尔吉在蔡茨集中营因为劳累和缺少食物病倒了，竟然也受到细致的医疗和照顾，直至康复。这些事例说明集中营是一个典型的科层制控制下的杀人机构，秩序井然而刻板，如果生病的囚犯也能得到这样的医治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当它们发挥其杀人机器的威力时，其效率也是惊人的——事实上，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600万犹太人在纳粹的各个集中营被有条不紊的杀害。因此可以这样说，所有从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都是小概率下得以生还的幸运儿。
威塞尔手术后的腿两星期后就可以完全康复，但随着战线的逼近，已经没有时间给威塞尔从容康复了。几天后，集中营开始大撤离，犹太人被押往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威塞尔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经历还算是一种粗线条勾勒，对于这最后的撤离则给予了更多的笔墨更细致的描述。这最后的旅程充满死亡和艰辛，一月寒天里纷飞的大雪则更增添了一种凄凉悲壮的气氛。在刺骨的寒风中，衣衫褴褛的犹太人在荷枪实弹的数百名党卫军看管下被迫急行军，落下的人立刻被党卫军枪毙，摔倒的人则被奔跑的人流践踏致死。他们一天跑了七十公里，许多人倒毙途中，到达格莱维茨后呆了三天，三天没吃没喝，幸存者也都徘徊在死亡边缘。第三天深夜，火车终于到了，那是“一列长得看不到尽头的火车”，一列开往地狱的火车，挂着运送牲畜的车厢，没有顶棚，每节车厢塞进一百来人。没有任何食物，人们靠雪活了下来，人们蜷缩在一起，一言不发，“我们只是冻僵的躯体，闭着眼睛，等着再一次停下来清理的死人”。偶尔当火车停下来，路经车站的德国工人会向车厢里扔进一片面包，然后兴致盎然地欣赏几十个饿鬼为了这片面包扭打在一起。
火车上的最后一夜，刮起了可怕的狂风，雪一直在下，所有车厢里的人都感觉末日不远了。突然，车厢里响起一声号叫，很快每个人都开始号叫，那浸透着怨恨的哀鸣，悲苦的号叫声穿透了风雪。当火车终于在当夜抵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只有十二人活了下来，其中就包括威塞尔父子。但是经过这地狱般的旅程，威塞尔的父亲已是奄奄一息。在书的末尾，威塞尔就父亲之死做了残酷的自省，当父亲遭到党卫军官的虐打，“我没有动。我害怕，害怕自己也挨上一下”。当父亲弥留之际叫唤威塞尔的名字，“而我，没有回应”，这种自省极为残忍，但那是真实的一枚印章，从另一个方向再次证实威塞尔有关纳粹暴行的真实性。威塞尔在整本书里持续地逼视着自己的内心，他对把苦难变为一种抽象的观念非常警惕，“就像把它变成一件宣传工具一样可恶”。这苦难不是理论，不是漫画，也不是优雅的艺术品，它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令人惊悚，唤起人们心底善的情感，以使那列开往地狱的火车永远不再回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