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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如何讲述现实
2015年01月31日 来源：齐鲁晚报 □余华
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是没有方程式的,是近还是远,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不同和写作的不同。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也不同,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一直以来,在《兄弟》之前,我就有一种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又要控制篇幅。我1996年开始写《兄弟》,在当年来看,当时的中国和“文革”时变化大得已经难以想象,而2012年和2013年比2005年、2006年更加荒诞,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2006年写完《兄弟》下部的时候,有人说小说是虚假的,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第七天》写的全是熟悉的事情,又有很多人说是瞎编的。我就是想在不大的篇幅里,寻找一些具有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事情,把今天的中国放进去。所谓的社会事件,我只写了很少,因为进入某种叙述的时候,要按照叙述语境来。现实里荒诞的东西,我放得并不多。 荒诞小说和写实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和现实的关系,写实小说走的是康庄大道,荒诞小说是抄近路,是为了更快而不是慢慢地抵达现实。我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把我们时代中那么多荒诞的事情集中起来。用《许三观卖血记》的方式,用《活着》的方式,只能写一件事情。而我对新闻不是那么热衷,没有兴趣集中精力写一个人上访或拆迁。那么,当年为什么写《许三观卖血记》?因为卖血只是一个由头,我主要是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吸引了我。当我写《第七天》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我是把现实世界作为倒影来写的,其实重点不在现实世界,是在死亡的世界。 我发现有些人关注现实,是看电视或者网络才知道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两年以后,河南的艾滋村事件才被媒体曝光,而我写的卖血在中国已经存在半个世纪。再比如弃婴事件,我是在医院长大的,上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就见过很多,只不过现在慢慢被媒体曝光,其实存在也已经有快半个世纪。强拆事件起码有二十年了,从有房地产开始。这些事件都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不是说媒体没报道就没有这回事。今日中国的现实常常以荒诞的面貌出现。一位叫陈砚书的网友到我的微博上说:“《第七天》争议大的根源是民众对荒诞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乃至见怪不怪,对荒诞的纵容使荒诞化为平常。”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八十年代末我写过关于威廉·福克纳的文章,威廉·福克纳证明文学高于现实是不可能的,在福克纳时代的作家都做不到,更不要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表达现实的文学意义在哪里?我是用“死无葬身之地”来表达的,用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样一个角度来写我们的现实世界。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了很多当时哥伦比亚报纸上的事件和话题,他说他走到街上,就有读者对他说:你写得太真实了。《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独》比,马尔克斯写下的是一百年的孤独,我只是写下七天的孤独,而且一百年的孤独只用了二十多万字,而我七天就花费了十三万字。我深感惭愧。 (本文摘自余华新书《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标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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