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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①彰焯地阐明了以诗为教，可以培养温柔敦厚情操的道理。 至于“温柔敦厚”的意旨究竟如何，唐孔颖达《正义》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恉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裴普贤先生申言之曰：“大家读了诗经，可以提高人品，养成温柔敦厚的性情。因为诗歌是感情的流露，诗教即本于性情，注重于纯真情思的表达，所以增进文学修养，就有陶冶性情的功能。”同时更进一步地指出：“这‘温柔敦厚’四字，也可说是《论语·八佾》篇‘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及《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两章综合的发展。”②徐复观先生在《释诗的温柔敦厚》一文中，则从根本指出，所谓的“温”，就是“不太冷，也不太热”。所谓的“柔”，指的是“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的柔和感情”。至于“敦厚”则是“富于深度、富有远意的感情。也可以说是有多层次，乃至无限层次的感情”③。我们都知道，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学者对于诗文意旨的说解，也有所不同，虽说作者与读者并非处于相同时空，作者抒发情绪的力量无法发挥及时的效应，读者无法领悟或掌握作者在表现语言行为时的情感、态度与思想，于是以自身的体悟与感受，重新赋予文学作品新的生命，使得读者之意不能与作者之意完全契合，于是出现了所谓“诗无达诂”的现象。④然而，尽管我们无法统一规范诗篇的意旨，但是每一首诗所呈现的都是“不太冷也不太热，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的柔和感情”，是“本于性情，注重于纯真情思的表达”，是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的感情。而这种感情的流露与呈现，正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 在典籍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推崇《诗经》、强调学习《诗经》必要性的言论，比如在《论语·阳货》篇里，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云：“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季氏》篇里，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又如《为政》篇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路》篇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礼记·经解》篇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当然也是孔子的见解。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等因素的移易，许多在孔子时代里相当重要的作用与价值，譬如：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事父事君、授政出使等，已经失去效用或不切实际了。因此便有学者以纯文学作品或历史遗迹的态度来研读《诗经》、赏析《诗经》。但是从徐复观先生《释诗的温柔敦厚》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经》所呈现的既然是一种不太冷也不太热，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而且富于深度、富有远意，多层次，乃至无限层次的柔和感情。当然它自身也必须具备有适度的、多层次的，易于为人所接受等特质。因此，编纂者、作序者或者援引诗篇作为教学素材者，因应当时的情势与需求，为诗篇作最为适切的说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因此，如果我们纯然以今人未尽深切的认识，对孔子推崇《诗经》、以《诗经》作教材等为不合时宜而进行批判，恐怕才是真正的未尽合宜。窃以为只有让“温柔敦厚”的诗篇，再度因着现今的时势背景与环境，重新绽放富于深意的多层次生命，才是客观、公允而且适切的做法。因此，或许我们可以顺着孔子的诗教理念，检讨并发扬孔子诗教理论的现代意义。同时探讨在21世纪的今日，有关诗教理论的实践问题。 二、诗序的撰著与意义 在讨论孔子的诗教理论之前，不能不先论述有关诗序问题。了解学者各本己说对诗篇作出不同说解之后，学者大抵都可以体会董仲舒“诗无达诂”⑤的理念，应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即使是意旨较为明确的赋体，在说解上都可以出现很大的差异，透过比、兴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诗旨更是言人人殊；当然就诗文本身而言，究竟是赋，是比，还是兴？各家的说法也非一致。《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左传·襄公十四年》则云：“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采诗之官所以采诗的目的，明晰简直，那些被采以献闻于天子的诗歌，有所兴寄，可以反映社会情状，生民苦乐以及民心向背等作用，更是理所当然。 《虞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荀子·儒效》云：“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而《说文·言部》云：“诗，志也。从言寺声。訨，古文诗，省。”段注：“左从古文言，右从之，省寸。”《释名·释典艺》曰：“诗，之也，志之所之也。”由典籍的论述，可以得知所谓“诗”，必与心志之表现、向往，密切关联，所以《诗·大序》以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仅指出诗歌、音乐与舞蹈的三位一体，更说明了诗歌言志与抒情的特性。其实所谓“情”、“志”，二而一也，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云：“民有六志，其志无限，故人君为政审法，时之所宜，事之所类，以至民之六志，使之不过节也。……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也。”至于诗的形成，则如朱熹《诗经集传·序》所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矣。此诗之所以作也。”依情而发，由言而现，始而永歌韵律，终于手舞足蹈，诗歌就在情感自然流露下，创作完成。 诗歌的创作与形成，既然为“志”，为“志之所之”，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篇当中自然必须呈现作者所以创作诗歌的原意；而这情志的产生，当然就是有感于外在事物的结果了。生活苦乐的感触、儿女私情的悸动、社会情状的变化、国家政事的兴革，都能让诗人有所感而发言为诗；或毁或誉，或隐或显，在在皆足供施政者用以察考政事施行中失、风土民情良窳，因而诗篇之中当然存在政治与道德性质。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之后，《诗经》的地位除了更具实用性质之外，也由原先包含政治、道德的内涵，转变为政治、道德批判的标准与依据。而使得《诗经》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便是“诗序”了。 有关诗序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一个无法求得确诂的问题。虽然卫宏作序之说见于《后汉书·儒林传》，但王式以三百篇谏教昌邑王的故事，⑥却告诉我们诗序的“美”、“刺”观点与运用确属事实，而且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因此，诗序的产生与形成，应在后汉之前。至于诗序是否为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时所作，也因证据未尽充分而不能断言。但是我们却可以很肯定地说：诗序的产生一定和儒家的教化理念有关，也一定和孔子有关。《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顺阴阳而明教化，于六经之中，于仁义之中。”儒家既然以六经仁义来达到顺阴阳、明教化的目的，因此，自然必须赋予诗篇某种特定的意义与地位。换而言之，透过诗序传达美、刺观点，透过诗序使得诗篇更具教化功能的，应是儒家无疑。 在《论语》里，随处可以见到孔门富有深层意涵的对话。比如在《述而》篇中，子贡从孔子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的回答，推知孔子不赞同卫公子辄的与父争位；⑦又如《学而》篇中，子贡引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赞美之曰：“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⑧可知诗篇必须蕴涵多层意旨，方能令子贡有“告诸往而知来”的体会；也由于子贡具有多方解诗的功夫，故能从“伯夷叔齐求仁得仁而无怨”的故事，推知孔子的不与卫君。进一步地说，假设孔子不认为诗歌除字面意旨外，另有深层意涵，未曾多层次解诗，也不以读诗当深入一层的理念教导学生，师弟间如何进行这看似答非所问，却又深富哲理、完美无瑕的对答。因此，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即使诗序的作者不是孔子，也必须跟孔子有绝对密切的关系；也因此，有关透过诗序进行教化的观点，当然和孔子有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都有可能是由孔子的诗教理论推展出来的。 由于《诗经》是“温柔敦厚”的，所能包含表达的意旨，当然也是有弹性、多层次的，而且更可以因为时代、背景以及运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说解；而且不论如何的说解与活用，总因诗的多层次特性而能恰如其分地达成任务。或者只是吟咏情性，或者用以表达心志、毁誉人物、刺时美政，或者如孔子般用以为教材而使之包罗万象。 三、孔子的诗教理论 由于《诗经》的“温柔敦厚”，因此可以用来美、刺，可以用来言志，也可以用来观风察俗，当然更可以用来当做教材。高师仲华认为孔子诗教，大抵“分析(1)兴观群怨四可，是从人的情志，来说明诗的功用。(2)君父二事是从人的伦理，来说明诗的功用。(3)鸟兽草木四名，是从人的智慧，来说明诗的作用”⑨。窃以为除此之外，思无邪的情感呈现应该也是诗教理论的重要功用之一，因此拟从以下几项，说明诗教理论的作用： (一)温柔敦厚 《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经》教也。”在绪言部分，我们曾经提过徐复观先生在《释诗的温柔敦厚》一文中指出，所谓的“温”，就是“不太冷，也不太热”。所谓的“柔”，指的是“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的柔和感情”。至于“敦厚”则是“富于深度、富有远意的感情。也可以说是有多层次，乃至无限层次的感情”。而这种“温柔敦厚”的感情表现，也可以说是孔子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中庸”之道。我们都知道“中庸”思想在中华文化里，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不管是汉学家将它解释为“记中和之为用也”⑩，还是宋学家将它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11)。事实上并无不同。因为所谓的“中和”便是“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的意思。《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无偏无颇”、“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都说明了无过与不及的精神与意义。而且《洪范》的这一段话，不只是为政者治理天下国家的重要法则，更是平民百姓为人处事的基本规范。换句话说，“无过与不及”的“中和”之道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髓。不躁进、不畏缩，凡事顺应中道而行，给人的感觉，自然是不太冷也不太热的恰到好处了。在《论语·八佾》篇里，孔子所提出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理论，正是中和之道的最佳阐释；除此之外，像《魏风·硕鼠》、《豳风·鸱鸮》一类软性的讽刺与哀求，怨而不怒、犯而不校的情感表现，也都是不太冷也不太热的“温”的情感表达，而这种含蕴委婉的情感表现与修养功夫，正是孔子诗教理论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至于“敦厚”，徐复观先生说：“若把‘敦厚’与‘浅薄’相对，便容易了解敦厚指的是富于深度、富有远意的感情，也可以说是有层次的，乃至于无限层次的感情。”(12)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菁华》篇里，提出了一个看似没有什么道理却是妙用无穷的“诗无达诂”理论。说它没有道理是因每一首诗应该都有一个它所要表达的意志或情感；说它妙用无穷则是它给了每一位说诗、解诗、读诗或是用诗者，一个绝对自由而且范围宽广无垠的想象空间。因此在《诗经》中，比兴各篇的意旨，虽不至于言人人殊；但在说解时却往往出现较大争议，甚至完全背逆的情形；即使是在意旨较为明确的赋体，往往也因说解者的立场、体认或用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左传·襄公十四年》亦云：“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采诗之官所以采诗的目的，明晰简直，那些被采以献闻于天子的诗歌，当然是有所兴寄的，不论是反映社会情状，生民苦乐或民心向背，都有他们所要表达的实质内涵。然而在《诗经》的那个时代里，歌功颂德的言论是否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我们不知道；反对政府、批评朝政的言论恐怕是绝对不被容许的。如果说平民百姓有了不平，却不能获得适切的抒发，那王者又将如何据以观风俗、知得失而自考正呢？《诗序》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所谓“主文谲谏”的意思便是当平民百姓对于人君或朝政有所不满却不能明说时，便用一种较为含蓄委婉的语句，拐弯抹角、兜个圈子地把心里的话给说了出来，由于不是直说明指，说话的人不会因此而获罪受罚，被讽刺规劝的人君或朝臣，也可以完全了解百姓的不平与建议，却因并非直斥其误而能保住面子。这种言者可以假装无心，闻者也可以故意装作不懂，但实际上却是完全掌握意旨的情形，是我们在研读《诗经》时所必须特别留意的笔法，而这样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中和之道的发挥。 徐复观先生以为：“太热与太冷的情感，不管多么强硬，常常只有一个层次。突破了这一层次，便空无所有。既温且柔的感情，其所以会由热与硬转化过来，乃是如前所说，在反省中发现了无数难以解脱的牵连，乃至于人伦中难言的隐痛。感情在牵连与隐痛中挣扎，在挣扎中融合凝集，便使它热不得，冷不掉，而自然归于温柔。”(13)情感的融合，必须克服难以解脱的牵连，必须面对无法挣扎的隐痛，文化的融合又何尝不是如此。必须放弃原有的文化特质，必须接受不同文化的洗礼；所承受的痛苦与冲击，何止千百倍于生活情状的改变或家国乱离的伤痛。因此，如何开展并实践传统文化的特长，赋予它足以从容应付幻化多端现代生活的生命，便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 (二)思无邪 《论语·为政》篇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学者在说解“思无邪”一语时，每多举《诗·鲁颂·駉》立论，复又依据朱熹《集传》所引程子的“思无邪者，诚也”为说。认为孔子以《诗》教人，为的就是要使人思想雅正。能使学子的思想纯正无偏，当然是重要的教育目的，但要达致这样的教育目标，似乎与《鲁颂·駉》篇的主旨无关。盖因《鲁颂·駉》四章以“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联举，而且依据上下文的意旨与说明，可以推知四句的意思分别是指良马御车“力大无穷”、“致远不疲”、“车行平稳”、“不倾不斜”；句中的“思”字为语辞，与“思想”、“思虑”都无关联。换言之，《鲁颂·駉》的“思无邪”，与所谓“思想雅正”或“鲁侯深谋远虑”全然无涉。 蒋伯潜先生《论语新解》云： “思无邪”，见诗经《鲁颂·駉》篇。朱注引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易文言云：“修辞立其诚。”诚即是真；文学以“真”为第一义，诗三百篇，大之美刺朝廷政治，小之抒写男女情感，皆能立其诚，故“思无邪”也。旧以“纯正”说“无邪”，则诗经中多写男女恋情之作，怎么可以说“思无邪”呢？(14) 蒋先生评论旧说是否得当我们不作讨论，他以“真”字作解，却是极其精当。三百篇的内容，有对盛世的颂美，有对圣君贤臣的礼赞，有对坏礼乖政的批驳，也有对暴民恶吏的控诉；诗中有上层社会贵族生活的描述，也有平民百姓家庭工作的记实。至于情感的表达，更是多层次的，或者庄严而肃穆，或者自然而平实；有时是痛苦与哀愁，有时则是轻快和愉悦。不论由什么事物所触发产生的情感，都必须是“真”的情感，才能产生兴、观、群、怨的效果，也唯有“真”的情感，才能真正地反映出现实生活的一切。因此当孔子以“思无邪”教导学生时，当然也会期盼学生能够以“思无邪”的精神与态度来学诗、论诗或用诗。 学者所以对“思无邪”产生疑义，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诗经》中搜录了许多记述男女恋爱的情歌；尤其在宋代部分经学家以“淫诗”来看待这些诗歌之后，反对“思无邪”的情形更是严重。其实，这里头除了解经观点的歧异之外，对于孔子诗教理论的不能完全掌握，也是重要的因素。《论语·八佾》篇云：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求偶未得，寤寐思服，辗转反侧；求之既得，琴瑟以友，钟鼓以乐，哀乐情感之表露，恰如其分而不过当，何“淫”之有？而且夫妇之道为人伦之始，男女相约相与，亦属常情，必以逾越礼俗而斥之以淫，恐有不识古义强作解人之疑。另外，由于《论语·卫灵公》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将郑声和佞人并列，加上《礼记·乐记》“郑音，好滥淫志”的论述，郑声总被误解作“郑国的靡靡之音”，或是“郑国的淫邪诗歌”。其实郑声淫原来指的只是郑国音乐不合音律，(15)或是郑国语言的音调与其他地方不同罢了，(16)并没有什么淫邪或委靡的意思，学者误解了思无邪的精义，复又作了不恰当的引申，将郑声和郑风联结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并不精确的淫诗说。《说文解字·水部》：“淫，浸淫随理也，一曰久雨曰淫。”可知淫字有过当之意，据此，将郑声淫解作郑国音乐太过繁复、太过浓艳皆无不可，但解作淫邪就有失之甚解的可能了。 孙克宽先生以为： 关于“思无邪”为中国诗教“温柔敦厚”的渊源所自。我们初学诗的人，误于袁子才与沈归愚论诗反对“温柔敦厚”之说，进而否定“诗言志”的作用。……深觉诗人的“思无邪”确是根本之论。因为艺术的基本精神，不外真善美，诗的作品能够传诸不朽，也必然是如此。不论写什么题目，诗人而不赋予看实的感情，与善良的意念，将只是“浮薄，儇巧”，不足以传远。李义山的诗以无题为最多，其题材多半男女情爱。但读到他“春蚕到死丝方尽”一联，诗人一副痛苦挣扎的面目毕现，岂不是投掷了整个的生命力量，这就是“无邪”的正释。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则说：“……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又说“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我认为静安此语，可作“思无邪”的傍解。(17)孙先生的论述，与蒋先生的见解若符一契，裴普贤先生在论文学作品的欣赏时，也强调要有“真”的反映，(18)可以见得这“思无邪”的真正意涵，指的应是真实无伪的情感呈现，而非什么思想纯正不淫邪一类的“教化”理念。 (三)兴观群怨 《论语·阳货》篇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和《诗经》的无达诂一样，学者在阐释这段文字时，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大体而言，总是相去不远的。譬如何晏《集解》和朱熹《集注》分别从文字的义疏和作用，说明四句的意旨为： 可以兴何注：“孔曰：引譬连类。” 朱注：“感发意志。” 可以观何注：“郑曰：观风俗之盛衰。” 朱注：“考见得失。” 可以群何注：“孔曰：群居相切磋。” 朱注：“和而不流。” 可以怨何注：“孔曰：怨刺上政。” 朱注：“怨而不怒。”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诗”是“志之所之”，因此，就“兴”而言，《诗经》当然可以扮演激发心志、启迪思想、促进联想力的发挥或造成感情的渲染；因此，说《诗经》“可以兴”。由于“诗”是“志之所之”，故而风俗民情、时政得失以及民心向背，皆可藉之而考见；观察事物的能力也可以藉此而培养，因此说《诗经》可以“观”。也由于“诗”是“志之所之”，因此在沟通大众情志与思想、培养合群质性以及互相启发的作用上，更是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说《诗经》可以“群”。更由于“诗”是“志之所之”，当遭遇挫折，有志难申，或是政治败坏、社会不宁时，如何抒发忧愤、透过讽喻怨刺以求改善，更是“诗”的重要功能，因此说《诗经》“可以怨”。也就是说：兴、观、群、怨原本就是任何“志之所之”的诗歌所应具备的功能，何况今天孔子用以教导学生的“诗”，是站在教化立场精挑细选的结果，(19)当然能够与兴观群怨的教化目标密切结合。 (四)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篇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孔子以“诗”与“礼”并列，可知其对《诗》之重视。在《阳货》篇里，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由正墙面而立也与。”更可看出孔子对于弟子必须学诗一事的重视。 所谓“无以言”，当然并非不会说话，而是强调《诗经》在语言运用中所居的重要地位。一来由于《诗经》的语言简练、生动，在沟通心志、抒发情感时能够充分显现应有的效果，因此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具有相当程度的帮助。再者诚如《论语·阳货》篇所云，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博物观点而言，所知事物既多，语言谈助所及必然益广，沟通情志、抒发性灵的能力，也将随之提升。此外，春秋时期，诸侯会盟，大夫酬对，一皆引诗明志，虽然其间每见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之弊，但如未能透过学诗的过程，多方设解的了解并练习此类对话，以求确切明了对方心志，或明确表达己意，更是另一层次的“无以言”。因此，孔子以《诗经》为教，自有其意义存在。 戴静山先生的《“不学诗无以言”演释》，把朱子对《季氏》篇的说解：“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以及对《子路》篇的注语：“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喻，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合起来看，认为这言字，不只是普通的言辞，而且是关乎政治得失的言辞。更由《阳货》篇“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效用，推论这达于政而能言，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喻的口才，是“谏诤的最好态度，故可用于事君。这虽不是事君的全部工作，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点。”并得出一个“主文而谲谏，是最和平而很有效的谏诤，学诗正是做从政事君的准备。孔子虽没说明说诗可以讽喻，而朱子的注，引申的煞好”。(20)戴先生的说解，无疑让“不学诗无以言”的含意，又往上提升了层次。 (五)经世致用 《论语·子路》篇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认为读诗并非能够背诵即可，必须付诸实践才能发挥政治、外交上的效用。因为三百篇既然是百姓生活情状、民心向背、政事得失的记述，熟读《诗经》自可深切了解其状况；但若只是了解状况而不能学以致用、因事制宜，在政事处理上，自当有其不足。朝聘会盟，赋诗见志，既为当时惯习，大夫出使进行酬对应答之际，又焉能于三百篇之所及，稍有不察？虽然为政、专对赋用的诗歌，每有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的问题，但就语言运用有其时代性质以及约定义涵的层面而言，似乎可以不必多虑。要而言之，孔子以《诗经》为教，就政治施行的实际效用而言，应是意义深远的。 另外，《论语·阳货》的“学夫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除了上述戴静山先生的谏诤态度之学习外，更点明了“诗”的致用效能。人伦为一切之始，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昆弟，而后有朋友，而后有君臣，是知夫妇之道为一切之始；《诗经》中有男女恋歌，有夫妇生活，有手足之情，有朋友之义，更有君臣之礼，故学诗而知事君父，亦可谓之顺理而成章。 四、孔子诗教理论的现代意义与实践 藉由以《诗经》作为教材，阐发《诗经》内容意旨的同时，孔子充分表达了他的教育理念。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施行教化的同时，孔子除了必须让《诗经》的意旨，切合个人的理念之外，还必须考虑并配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需求。因此在研读孔子阐释经义或说明经书效用时，虽然大抵皆能与之共鸣，但总有些许不易与现代生活密切结合的感觉。而这种不能与现代生活完全切合的现象，正是由于《诗经》的时代意义与背景转变所致。 “温柔敦厚”是孔子诗教理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孔子所要求与企盼的是一种不太冷也不太热、有弹性有吸引力、容易使人亲近、富于深度、富有远意而且多层次的柔和感情。换句话说，不会太过也不会有所不及的情感表现，不只是孔子中道思想的最佳阐释，更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最高境界。在现实生活中，行事躁急而败坏者所在多有，处事弛缓而致误者更是不计其数；待人接物过度热情可能令人生疑，言行懒散虚应故事必然一事无成。凡事期能恰到好处，不偏激、不固执、能多方设想、能左右逢源，则非发扬“温柔敦厚”精神不可。 真诚无伪的感情，是历久弥新的。在《诗经》里我们看到许多诚挚的感情表现，不论夫妇、手足、亲子、朋友或是君臣间之情谊，总是令人赞叹。在现实生活当中，夫妇、手足、亲子、朋友之情依然长存，君臣之情虽不如往昔，取而代之的主管与僚属关系，仍然需要感情的维系。因此，虽然世殊事异，秉持诚挚纯真之情来待人处事，当是亘古不变的常理。 时代已经移易，我们不可能再过孔子时代的生活；世事丕变，我们也不可能再遇到像孔子所面临的那般局面。但是，和孔子一样，在生活中，在待人处事时，在社会洪流里，在国家政事上，我们总会遇见一些可以激励心志、触发情感的事情；也总会面临必须进行情志沟通、忧怨抒发的情形；当然也可以借着流行的歌谣诗文来察考或讽喻时政的得失。这时，孔子的诗教理论便可以因时局的不同，而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借着现今风行热门的文学作品或事件，让我们的情感，来一次实质不一，精神却无不同的兴观群怨。 至于学《诗经》可以促进语文能力的提升，看似迂曲，其实也非全然无稽。以今日教育的普及与媒体的发达而言，博物之学确实不必依赖学《诗经》，然而如何精练语言、熟悉掌故，增加谈助语料，全然舍弃《诗经》而不论，则将有断层之虞。至于经世致用一节，虽然今日已经不再流行赋诗明志，但一如《诗经》之所涵盖，不论男女爱恋、生活情状、风土民情、政事得失，也都可以透过各体文学作品而呈现，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因势以利导，都是为政或服务大众者所当努力经营之事。 成惕轩先生在论《论语中的诗教》时以为：“因念今日世变日亟，人欲横流，我们想要拨乱图治，振敝起衰，除了积极注重科学建设，作为改善民生之急务外，其对社会道德的培养，必须屏除利己的功利主义，发扬大公的仁爱精神，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当前首要工作。”而要达成“正心厚俗”、为了“在社会上导致祥和之气，消除乖戾之风”，“希望大家能够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21)。裴普贤先生更是明白的告诉我们，孔子的诗教理论“至今还大多适合我们这时代”(22)。因此，如何弘扬孔子诗教理论，赋予完全切合时代需求与精神的生命，并且确实而又积极地推行，应是当务而不容偏废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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