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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学生也不时询问老师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我的回答总不能令他们满意。少年时读鲁迅的书，印象很深的是他认为写作的本领不能从“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中得来。自己当了大学老师后，也常将鲁迅的意思向学生说起。这首先因为我本赞成史无定法——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方法”，学会了即可在治史方面“点石成金”。
中国的传统似乎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其实要说方法也有，从补锅做家具到练武学写字，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作文作诗亦然。不过一般的手艺人以谋生为念，很少有武侠小说中人欲“光大门派”之想；而作文作诗作画的，就总思在临摹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便是这一学习方法的最好总结。多数人虽然很难越过前一阶段，但后一境界总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我也不时将这一“方法”告诉学生，劝其在今日中外史家中选一高手，先熟读其论著，自己研究时试着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觉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类高远的问题不迟。不过，以今日本科生课程安排的饱满程度，学生看“课外”读物的时间已不多，恐怕到毕业时还不一定找到临摹对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学习期限不长，要广读当世论著而择定摹仿目标，似亦非短期可成。
话说回来，我真是没有感觉到运用了什么“新方法”。如果要说有什么特点，或许是研究视野较宽，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外关系等都曾涉及，而以落实在思想、社会和学术层面的文化史为主。这使我研究的题目宽泛而不成章法，但好处是也能从他人不注意的方面发现很有价值的史料。我也曾略微尝试过外国史和先秦史的研究，在中国研究外国史和研究先秦史有一个共同点，即资料不算丰富，故治学者自然会细心斟酌能够获得的每一条史料。这或者帮助我形成读书较仔细的习惯，在进入资料相对丰富的近代史领域后，在希望发掘稀见史料的同时，更注重开发虽常见但为人视而不见的材料。
近代中国变化频繁而且剧烈。我自己过去的研究一向注重变的一面，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其实只有较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变与不变的两面之后，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我以为历史研究首先应注重史实的考订，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寻求对时代人物事件的理解。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注重人物事件的成长发展时，始终将其置于时空环境中进行考察。必先读具体史事的前后左右之材料，然后才能立论，趋近于章太炎所说的“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这一境界。
研究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会研究，对史学而言即学会从原始资料中发现问题并写成专业论文。我以为要会写先要会看，除了专业参考书外，要把过去十年的《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的论文通看一遍，在熟悉近十年研究现状的同时，注意观摩他们是否搜集和运用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怎样安排材料及怎样论证？作者如何利用、修正、和发展了既存研究成果？是否基本解决了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提示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对何为历史研究有了清楚的了解后，我希望学生能养成据资料以言事的表述习惯。我认为把事情本身说清楚应是史学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司马迁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现在有人鼓励学生发掘人与事的历史意义，意非不美，然若事情尚不清，又有多少意义可发掘呢？治史者如果忘记自己的学科特点，而去做本属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的事情，结果恐怕是理论未必成立，而距历史真相也更远。倘能习惯于据资料以言事，则用力既久，未必无“一旦豁然贯通”之日，则“历史意义”不求而自得，最为理想。即使不能达此境界，事不分大小，弄清一事便是一得，仍有实在的贡献。
现在不少学校要求给给本科学生开列“必读书目”，其实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不认为有谁能决定哪些书是“必读”。历史专业本科生的读书范围，不一定非集中在史学方面不可。我同意一个流传很久的看法：开卷有益。本科期间，读书或可以泛览为主，尽可能多读。尤其是中外小说，多读只有好处。
所谓专业书籍，很难确定何者当读，何者不当读。对研究历史未入门者，也许以读一些离我们时代较近的名家著作比较好一些。管见所及，下列诸人都是通人，他们的书至少翻阅一下为好：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鲁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钱穆、钱基博、陈垣、郭沫若、蒙文通、徐中舒。这些人的著作凡涉及史学时，多属古代史，而近现代史的著作稍难确定何者当读。因为对近现代史有意识地进行研究是本世纪的事，不过几十年；积累太浅，又恰处于传统断裂的时代，迄今未能出什么大家。
海外华裔学者的著作甚可参看，因其多受西学训练，而又具有中国传统的成分。可注意参看其注释中所引西人的史学及非史学著作，既可了解其接近何流派，也常常能得知哪些书籍曾经或正在影响外面史学的发展。
外国史家的著述，也是能多读最好。读西方史家著作，最好先了解西方当时或稍前流行的思潮，因为史学必然在大学术语境的影响之下。近几十年如社会学、结构主义、系统论、人类学等对史学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读外国史学著作最好是读其研究本国史的著作，那才是主流。至于其研究中国的论著，则在他们的学统内只是支流。读外国史家关于中国的论著，除了解国外的学术大语境外，还要先了解其史学的主流，然后才知道其论著之所欲言。
新世纪的史学必须是开放性的，史学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研究历史，当然也包括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都可能有助于研究者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多接触、了解和借鉴各类理论显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具体题目的研究上，则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特定的理论不可。因为任何具体的理论都自成“体系”，有其附带的框框，未必全适用于异时异地异学科的研究。若把“理论”定义为切入角度、认识立场和研究取向等，史学研究显然离不开理论。就具体的个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会科学那样先明确所运用的理论，然后按图索骥式地循理而论，当然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但是否必须如此，我也还有些存疑。
从治学的具体层面看，引进新方法其实不一定非落实在成体系的“理论”之上不可；很多时候，只要换个新的视角，就会拓宽我们的史学视野。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就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点，视角的转换可使人耳目一新，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些以前所未注意的历史面相，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导致研究者对许多早已重视的面相产生新的理解，从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立体性”认知。因题材和眼光的转移，不仅史家“处理”史料的能力会增强，实际上会有大量本来常见但过去视而不见的史料“涌现”在史家眼前。
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研究的对象为已逝的往昔这一点决定了史料永远是基础。中国近代史的特点是资料极其丰富，即使落实到很小的题目，史料的穷尽也几乎不可能，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对中国近代史而言，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仍极为不足，这是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应更加注重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史料的运用，尤其应重视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的个人记述。
由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异常丰富繁杂，其中颇有真伪难辨者。古代史研究者一向看重史料辨伪，这一风气在近代史领域尚不够流行，似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和更有力的提倡。在史料考辨之后仍需进一步考察的是：历史资料如何留存下来，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
不论 “历史真相”如何，当其被经由某种程序记录下来后，即使“第一手”的史料也的确可能带有“偏见”。有些后现代史家以为凡史料皆带有偏见，说虽过苛，也未必不通。然推广言之，史料既然可以皆有偏见，则无不具有某种特定之含义，因而也就无不具有研究之价值。“落花有意”是一句不断重复的老话，对史学而言却有非常实际的意义。落花既各有其意，则史料不论常见罕见，其中俱有“意”在，读者以意逆志，必有所得。既知其可能有“偏见”，则或尽量去其偏见而用之，或顺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过去、认识往昔。要平等对待史料，予以发言权，便能激活之而使其“说话”。
史学最忌主观，而近来学者又多已承认史学实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但不能客观未必就意味着主观，似乎还可以有一种顺乎当时当地当下社会文化风俗思想的“他观”。今人不能疏离于今世，故史家需要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怎样兼顾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年的概念工具，仍是值得史家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陈寅恪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故解释之愈简易者，亦愈近真谛。并须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
所谓“旁采史实人情”，正是前后左右治史的具体表述。特定的历史事件不一定都有明确的因果，不少事件或人物很可能是偶然成为“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但即使是偶发事件，其能达到引起时人及后之史家注意的程度，也必有其前后左右时势的作用，受其周围社会、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兼顾人与事前后左右的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应能获得一个更接近原状也更全面的动态历史形象。
而“不改原有之字”这一点尤其应当引起今日学者的重视。傅斯年在论证中国古代严格说“没有哲学”而只有“方术”时强调，“用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名词是当时有的，不是洋货”，乃“是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名词”。古代“方术论者”所讨论的问题“多是当年的问题”；若“把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他，不是割离，便是添加”，皆不能用。当我们将“现代化”或类似的“历史任务”加诸近代人物并据此观察他们之时，可能已经疏离于当时“习见之义”所反映的“当年的问题”了。
今日国内学术评估的主要标准一是课题的有无及是否重点，一是发表论著的刊物等级和数量。各大学应尽可能争取国家级的一般和重点课题，同时大力提倡教师在科研方面的努力。但从长远看,“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是不宜过分提倡的，至少应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提倡之。在相对长的时段里，一个学术团队的实力，仍是以高品质的学术成果来确立的。
对史学来说，尤其是对初入这一领域的年轻学人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千万不要只看到西方学者善于分析的长处，应注意别人写一篇论文的时间通常比我们要长许多许多。
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不仅要看得远，同时也意味着把握时代的脉搏，具有观察“世变”的能力。今日西方学界，史学家是否应主动介入“历史的制造”，已成为每一个史家面临的困惑。当然，任何门类的“学术”的社会价值之一，正在其与所处社会的距离感，史学如果走向社会，怎样保持其相对的“学术独立”? 怎样做到不随社会之波而逐社会之流? 把握这一分寸恐怕是史学界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但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将会比过去更密切，学者也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这方面的挑战。 沙之书读书会诚挚感谢您的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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