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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于1801期《作家文摘》
在满清统治江河日下的20世纪初，知识阶层以剪辫子为时尚，甚至有些清朝宗室也开始剪辫子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章太炎在上海当众剪掉辫子，举国轰动。1902年以后，清政府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中也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群起而效之，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学校里的学生基本都剪了辫子。
同年，清末重臣爱新觉罗·载泽带队到西方考察宪政，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占了一半。而具讽刺意味的是，1908年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所拍摄的慈禧太后出殡的照片，新军士兵的脑后也看不到辫子了。可见在晚清，尤其是1900年“庚子之乱”后，清政府对辫子的纠结已经逐渐模糊了。当时社会各界关于“辫子”的议论也风起潮涌。当剪辫运动席卷全国时，革命军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宣讲团和“剪辫队”，不仅沿街盘查讲演，而且“服务上门”。有的地方为了迅速达到剪辫子的奇效，招术很雷人，譬如对于自愿剪掉辫子的同胞，奖励大肉面一碗。 
1900年后，中国城市里到处都是剪辫子的情景 1917年7月，张勋与康有为一伙人抬着溥仪搞的复辟闹剧中，皇室宣示了一个所谓的“九条大政”，它的第九条说：“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迫于形势，为了拉拢人心，清末皇室在原来的立国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妥协。
然而作为汉族人的张勋在复辟入见宣统时，据说是一边叩头痛哭流涕地表达忠心，一边“以手探脑后，挐尺余长之小辫，举以示之”，把瑾太妃感动得直抹眼泪，连连夸他为忠臣。
“自清祚鼎革后，稍有智识之士，无不剪发，即爱新觉罗氏之宗室子孙，毅然去辫者，亦复不少。”当复辟中的张勋见清朝皇室贵族溥伦也“自由断发”，就“大不为然，斥其非爱新觉罗氏之肖子”。两人遂互为攻讦。 
张勋 在张勋开列的复辟宣统朝廷的官员名单上“凡前清官僚，自亡国后，保存发辫而不服官于民国者为上选，可得内阁宰辅位次；有发辫而曾应民国之聘出山者为次选，可得尚书、侍郎之职；至若无发而又为民国官员者，虽有奇材异能，亦屏而不用。”在张勋看来，才华能力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有“辫子”。这样一来，“京师理发铺之假辫，售卖一空。”参与复辟的诸人“无不脑后有辫发垂垂”。
在复辟派中有一个人的辫子很引人注目，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的“辫子”长只二十厘米左右，造型“蓬蓬如蒲草者然”。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自己一直逃命国外，自辛亥年后才回国，蓄辫子至今只五年。众人又问他为什么一回国就蓄发？他说，早就料到有今日之复辟。可惜没多久，复辟闹剧就寿终正寝。
吊诡的是，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向光绪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呼吁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装，给国民做个榜样。他甚至还“高瞻远瞩”地把工业时代与辫子联系到了一起，“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折子写得振振有辞，时过19年，到了复辟时，康有为就不再谈他以前的调子了。 
辜鸿铭先生 满清灭亡后，学贯中西、个性张扬的大学者辜鸿铭依然留着长辫，穿长袍，有人戏称“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头上”。当辜鸿铭梳着小辫儿走进北京大学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先生很淡定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此言一出，素来狂傲激越的北大学生们鸦雀无声。
（摘自《看历史》2015年第1期 金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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