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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但变革思潮引起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又一个异常繁荣阶段，大批文学、思想、学术领域人物层出不穷。 辜鸿铭（1857年—1928年），原名汤生，字鸿铭，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祖籍福建同安。他学贯中西，获13个博士学位，精通9种语言，被称“清末怪杰”。他是保皇派，是中国最后一根辫子，他的婚姻“茶壶茶碗理论”惊诧众人。  辜鸿铭一生传奇，他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介绍给西方，是清末民初精通西方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古典文学第一人，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接上半部分） 五 任职清廷 为衰败晚清呐喊 1905，辜鸿铭由于议约之功，被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派为上海黄浦江浚治局中方总办。 1907年8月，张之洞奉旨入阁并兼军机大臣，辜鸿铭奉调进京。1908年，宣统即位，在张之洞的提携下，辜鸿铭任外务部侍郎，一年后晋升为左丞（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助理），这是他这辈子最高的官衔。  1909年10月，张之洞在北京去世。辜鸿铭异常悲痛，毕竟最护佑他，对他褒扬有加的靠山没有了。 第二年，辜鸿铭写了纪念张之洞的文章《张文襄幕府纪闻》，回忆跟随“张香帅”二十年的种种往事。并辞去外务部任职，赴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监督（教务长）。  同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即《清流传》）在上海出版，也是为纪念张之洞而作。 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此书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目。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辜鸿铭却于10月25日写信给上海租界的《字林西报》，告诫西方报纸不要刊登排满文章，鼓动革命。 此事经各报转载，舆论哗然。辜鸿铭因此引起南洋公学学生的围攻，并以罢课方式要求驱逐他。辜鸿铭辩解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于是他又失去了在上海的公职。 1912年1月，辜鸿铭到青岛作短期的避居，一则因为他的儿子在青岛读书，二则那时青岛的德租界里，遗老云集，满洲皇族良弼、溥伟、铁良等正在组织旨在挽救清廷、反对革命的宗社党。  1912年3月，袁世凯逼清帝逊位，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辜鸿铭由于经常写文章攻击袁世凯，结识英文《北京日报》总编陈友仁（孙中山认为中国说英文最好的三个半人之一，另两个就是辜鸿铭和伍朝枢），并为之撰稿。 1913年，由于政府财政困难，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搞“善后大借款”。五国银行团请辜鸿铭做翻译，他来了个狮子大张口，要价月薪六千银元（当时顶级教授月薪也就400元左右）。不知道他最终以多少月薪成交，最后还是担任了五国银行团的翻译。 在聘期一到，临走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后来，这句话被收进了英国《大不列颠词典》（细想一下，这哥们说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儿！精辟）。 这一年，辜鸿铭与印度诗人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终泰戈尔获奖。他是中国获得诺奖题名的第一人（主要是他的文章在西方颇有知名度）。 六 《中国人的精神》 1915年4月，辜鸿铭著名的论作《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英文版出版。很快德文版也出版了，在一战及以后一段时间里，辜鸿铭几乎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东方人物。 《中国人的精神》的主旨，就是宣传中国文明的精神和价值。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拯救欧洲文明，才是拯救世界的灯塔。去年热播的《觉醒年代》中辜鸿铭的许多演讲词就出自这里。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 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但“这种温良绝不意味着懦弱或是软弱的服从，它意味着没有冷酷、过激、粗野和暴力。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是西方人不具备的一种品质。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生活在精神层面上。”（此处应该有掌声！点赞点赞！！）  辜鸿铭的这些见解，当时的国人都不以为然。但在国外，却深得俄国皇储、泰戈尔、托尔斯泰、伊藤博文、毛姆等人推崇，连圣雄甘地都称他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后来，辜鸿铭曾经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中国人的精神》。当时，“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的京戏门票只要一元二角，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两元，但仍然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可见西方人对他的推崇。  辜鸿铭是绝对的保皇派，可他对袁世凯却一直没有好感，对袁的复辟帝制非常不满，不断写文章去攻击他。民国以来，他把“怪诞”发挥的淋漓尽致。 他曾骂慈禧太后“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曾骂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为“出洋看洋画耳”。民国以来，骂声更是不绝于耳，他骂中国各省督抚“吹牛皮”误国；骂北洋政治“狗屁不通”；骂各地报馆的“烂报纸”与“出烂报纸之主笔”该被焚被坑；骂国人是“顽石不灵，神经错乱之民国华人”。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骂袁世凯为“贱种”。尤其是1916年6月，袁世凯在郁闷中死后，北洋政府规定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七 北大教授生涯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用人主张，允许各种思想、各种风格的学者在北大教书，一时创中国大学的空前繁荣鼎盛时期。 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过，十分了解他的学长辜鸿铭的作品在德国和西方国家受欢迎的程度。辜鸿铭自然而然地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主讲英国文学。  辜鸿铭于当年7月1日，刚参加了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丑剧，丑剧也仅仅维持了12天，便被段祺瑞马厂誓师一仗打垮，辜鸿铭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从此对当官心灰意冷，他眼中的北洋官场就是：以土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 在课堂上，辜鸿铭结合讲述英国文学的同时，宣扬中国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崇尚中国古典文化，反对废除文言文，与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大唱反调，双方在报刊杂志上经常展开唇枪舌战并互相攻击。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辜鸿铭就是《觉醒年代》中描述的那个老学究、老顽固，他用英文著文反对、责骂青年学生，可想而知，他遭到北大进步青年学生的围攻和质问。  由于不满学生被捕，蔡元培请辞校长，得到教师学生的一致挽留。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他曾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 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但他挽留的理由却非常奇葩，因为“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这哥们真够搞笑的，但他搞笑的故事何止这一件。最让他得意的是北洋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选票的故事：当时国会选举法有一项是：凡国立大学教授及有国外大学学位的都有投票权，于是有一政客来运动辜鸿铭投他一票。 辜鸿铭说：我的文凭早丢了，政客说：谁不认识您老人家？只要您来投票，不用看文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原本二百一票，最后四百成交，而且必须付现款，不要支票。 选举前一天，政客果然把钞票和入场证交给了辜鸿铭并再三叮咛明天务必到场。谁知政客一走，辜鸿铭马上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现大洋全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了。还美其名曰：你取之于民，我用之于民（这六十多的老先生真够洒脱的！佩服佩服啊！！）。 1920年，辨帅张勋过66岁寿诞。辜鸿铭“惺惺相惜”，送了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他巧妙地将清朝的大帽子比作“擎雨盖”，将他们的辫子比作“傲霜枝”。意思是大清没了，只有你我还保有忠君的精神啊！ 这位老先生留给我们最深的记忆就是他的辫子。胡适1919年曾在《每周评论》中讥讽过辜鸿铭，说他是“立异以为高”，因其早在英国留学时，就已剪掉辫子，西装革履，一副洋派。 后来人人谈论反清革命，他反而把辫子重新留了起来。辛亥革命时，辫子没养全，就带着假发辫，谈着“尊王大义”，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现在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辜鸿铭在北大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周作人曾有这样的描述：“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就是在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眼睛看得出神吧。” “ 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当北大的学生们嘲笑他的辫子时，就有了非常经典的这句话：“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 许多人嘲笑辜鸿铭是个顽固的“保皇派”，是个冥顽不化的老迂腐。 在他看来：这根辫子就是中华文化一条斩不断的根。它是一个象征，自己算是古老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终于，在他67 岁那年，辜鸿铭坚守之心感动了“末代皇帝”。1924年，早已退位的年轻溥仪在养心殿对辜鸿铭进行了个别会见，然后一起到御花园内吃午饭。 当辜鸿铭进入餐厅时，仍然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和一贯咄咄逼人、滔滔不绝的“辜疯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事。辜鸿铭把这次会见作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 八 最后的岁月 1923年，因不满教育体制，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4月，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一众文艺界大佬迎来送往，亲切交谈。 辜鸿铭与泰戈尔（前排） 1924—1927年，辜鸿铭应邀多次前往日本各地巡讲，宣扬中国文化。1927年从日本回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 同年，日本人推荐他做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身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 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待人如宾的影子，旋即不发一言，拂袖而去。 1928年春，奉系军阀张宗昌邀请辜鸿铭担任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由于身体欠佳，未能如愿。 眼见身体每况愈下，他略带调侃地总结自己的一生：“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陀。”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因肺炎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家中除书籍之外，别无长物，因家贫筹备无力，停柩崇文门外之法华寺，张作霖闻讯，从优抚恤其家属，已经搬离紫禁城的溥仪拨赏银为他治丧，直到5月19日家属才将其安葬。 辜鸿铭去世后，他的两个女儿削发为尼。其中大女儿辜珍东很是有名，她曾对求爱者说：“只要你用中、英、法、德、意、日等六种语言各写一封求爱信，我什么都依你。”一时名震京城。 究其一生，辜鸿铭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文化输出”第一人。抛开功过是非，对辜鸿铭的评价，或许可借用李大钊先生所言：“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种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本作品图文无侵权意图，如有雷同，告知删除。感谢您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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