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精通九种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的清末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而能够把中国经典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人却少之又少。到了清末终于有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将《论语》、《中庸》和《大学》译成英文，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他就是学贯中西的清末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字汤生，号立诚，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辜鸿铭的祖辈早年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辜鸿铭少年时即赴英国留学，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此时辜鸿铭才刚刚二十一岁）。之后又将《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并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由此声名鹊起。回国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自此在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这样的一个大才仅被用为翻译，张之洞可谓是不识明珠）。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宣统帝即位后，任命其为外交部侍郎。

辜鸿铭与到访的泰戈尔合影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当时，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被提名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获奖)。1915年辜鸿铭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用英语教授《春秋大义》。而他当时的装束更是为人称异，在民国时期依旧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辫子，因而他常常被人们称为“怪杰”、“怪才”、“老怪物”，他的辫子是民国初年北大的一道“独特风景”。（辜鸿铭曾对嘲笑者言：‘我脑后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有形的辫子可以剪去，无形的辫子却消除不了！"）辜鸿铭是顽固的保皇派，他曾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还有一位就是同样脑后留着辫子的国学大师王国维)。”

他主张皇权，却骂慈禧太后，还作诗一首：“太后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是被辜鸿铭骂得最多的人，那是因为老袁是个“背主之臣”，袁世凯死后，全国哀悼3天，辜鸿铭却请来戏班子，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3天，以庆祝袁世凯之死。皇权、女人是辜鸿铭文化性格中的两根“软肋”，他不仅有妻而且有妾，不仅自己有妾而且公然撰文主张纳妾，还喜欢小脚女人（喜欢看还喜欢闻，可以说是一种怪癖了）。但辜鸿铭反对女人招夫，其理论根据是“茶壶理论”。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辜鸿铭不仅学问超群，作为北大的教授，他的课也深受学生欢迎，学生用汉语提问，他用英语作答，学生用英语提问，他又改用法语或汉语作答。他上课是不用教材的，即使有教材，那也是摆设。他对学生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都要先跟学生约法三章：（一）他一进教室，学生必须起立敬礼；下课后，他先离开，学生再走；（二）学生如果背不出书，不许坐，一直站到下课；（三）能够受得住约束的听课，不能的可趁早退堂。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后赴赴日本讲学三年，1928年4月，欲赴山东大学为校长时染病，在北京 病逝，时年七十岁。这位清末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国学大师的一生也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