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民初时有一位国学大师，因为当时无人理解其思想见识与行为，而被称为怪人。直到百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叹，我们错过了他一百年，错过了他深邃的思想内涵，忽视了他那些前瞻性的预言，这位怪人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1857年—1928年），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 辜鸿铭的一生可谓是清末民初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人，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辜鸿铭还是一位混血儿，他的父亲辜紫云是福建人，祖辈由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 
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先生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会说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辜鸿铭的母亲却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 作为混血儿的辜鸿铭，天资聪颖，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并指导他阅读莎士比亚、席勒、歌德等一批大文豪的作品。 1867年，布朗先生决定带着年仅十岁的辜鸿铭返回当时最强大的英国，在动身前，父亲辜紫云带着辜鸿铭去祠堂祭拜祖先，并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也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中国人！” 而布朗先生也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到砧板上，侵略者们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负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这位善良的英国绅士告诉辜鸿铭带他到欧洲求学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安上一副具有透视能力的眼镜，贯通中西，日后担负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并支持他学成东返。 
辜鸿铭穷其一生坚守着两位父亲的“回到东方来，做个中国人”、“学贯中西，教化欧美”的遗命。 辜鸿铭来到英国之后，在布朗先生的教导下，他学会了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日语等九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5年，辜鸿铭前往心中向往已久的祖国，他刚到中国时，在轮船上看到有洋人诋毁中国，便用多国语言与他们辩论，舌战众洋人而占尽上风。此幕恰好被广州候补知府杨玉刚看到，惊叹他的才华，便将他引荐给了湖广总督张之洞。 张之洞只和辜鸿铭交谈了一次，即委任他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于是，辜鸿铭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将我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文、德文，刊行于国外，反响巨大。 晚清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连续入侵而屡次战败，造成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形象被海内外严重扭曲、误解。 1915年，辜鸿铭到北大任教时，刊行《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一时轰动西方，后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该书充分阐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华文明的内涵，彰显了中国传统的独特价值，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 辜鸿铭的学术活动很受西方的重视，他是我国最早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13年惜败于印度诗人泰戈尔）；声名远播海外的辜鸿铭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向辜鸿铭请教孔学。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和来华的泰戈尔 辜鸿铭居住在北京期间，果然有很多洋人慕名来访，一次，有位英国作家毛姆来访，抱怨他的油灯太过昏暗，辜鸿铭却说：“我们中国人讲求明心见性，其灯自亮，不像你们西洋人专务外表。” 辜鸿铭曾对北大学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写成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谕那些蛮夷之邦。” 辜鸿铭称西方为“蛮夷之邦”，而东方却是“明心见性”，当时被很多崇尚西洋文化的人视为夜郎自大，但是，百年后的今天，很多大家返回头看当初的辜鸿铭对东方文化的思想认知，才都惊叹其极大的预见性和深邃性！ 当辜鸿铭给祖先磕头供奉时，西方的传教士便嘲笑他：“你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 而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道：“你们在祖先的墓地上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么？”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比较出名的知识分子都有去西方留学的经历，并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他们基本成了在中国宣传西方思想的“工具”，因此，他们把辜鸿铭批评西方思想的行为看成是排外的表现。 但是，辜鸿铭却不这样看，他说：“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讨厌西方文明，我在这里公开申明一下，我讨厌的东西不是现代西方文明，而是今日的西方人士滥用他们的现代文明的利器这点。” 纵观辜鸿铭的一生，他给时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怪”字，因此，他被称为“文坛怪杰”，其中一怪就怪在他那留着看起来与“辛亥革命”后的时代格格不入的小辫子，以及一身长袍马褂。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期间，正是西风日盛之际，北大的教授多是西装革履，但辜鸿铭依旧是瓜皮小冒、长衫长辫，和固定接送他的长辫子黄包车夫，成为北大校门口一道守旧甚至是怪诞的风景。 当时，很多知名学者也非常不理解辜鸿铭，甚至还有人建议将其逐出北大，好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非常包容，说辜鸿铭是“一位学者、智者、贤者，应该包容”。 当年，辜鸿铭梳着辫子走进北大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而辜鸿铭却淡淡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话音一落，北大的骄子顿时一片静默。 
对于别人不理解他为何留辫子，辜鸿铭回应道：“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即系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曾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说道：“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的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根据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对于辜鸿铭爱国心切的行为，文学巨匠吴宓深表理解：“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仕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1928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重建山东大学后，本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不料身染感冒，请法国医生来治也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德国作家勃兰特夫人曾悲伤地感叹：“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还没出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