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游牧民族来说，1793年实在算不上是个好年份。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是相当浪漫的。他们居无定所，带着自己的营帐东奔西走，逐水草而居；他们没有故乡——帐房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颇有点吉普赛人的意思。这种自由放浪的生活，现在仍是许多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的幻想；走着走着，不知在哪里的路上，便就捡到了一个自己中意的姑娘。 可是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啻于是一种灾难。 游牧民族太自由了——自由到他们见到了农耕民族的土地，便将这些肥沃的土地认作是自己的故乡。 在欧洲历史上，游牧民族曾无数次蹂躏过欧洲民族：哥特人与罗马人，匈人与西罗马人，阿拉伯人与西班牙人，奥斯曼人与斯拉夫人……无数次头破血流、尸横遍野。以至于“黄祸”的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欧洲人脆弱的心灵当中，直到现在都无法消解，导致如今的中国人时常无端中枪。 而在东亚，游牧民族的祸患从周朝便没有停下过；五胡十六国、宋金对峙，以至于后来蒙古人和满洲人先后在中原建立政权，汉族人的在面对游牧民族时，命运有时甚至比欧洲人更加悲惨。先不论元朝时，被压迫的汉人只能取诸如阿狗、八八这种有辱先人文化造诣的名字，到了清军入关后强制剃发，汉人简直比砍头还痛苦（而且早期的金钱鼠尾实在是毫无美感可言）。 到了1793年，从表面上看来，游牧民族对于中国北方的侵扰似乎是已经历史性地告一段落了：在北方，再没有对中原沃土虎视眈眈的“胡人”或者“鞑子”了；而清朝在平定了噶尔丹叛乱之后形成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这个形式看上去也挺和谐的。所以，写到这里，确乎是没什么东西可以写的了。 努尔哈赤 大清国的太祖努尔哈赤，原本是前朝汉人帝国——明朝的一个普通公务员。说是公务员倒也不是太恰当，说是官N代或许更加容易理解。明太祖北伐后，原本依附于元朝的东北的女真各部纷纷归附了新生的明朝。永乐年间在东北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今日东三省的几乎全部地界。当地的女真部落首领都被封了官，奴儿干都司的官职也都是被这些首领及其后代所世袭。其中便包括努尔哈赤的祖先。 尽管在奴儿干都司当差，可是女真人总归是女真。他们不像那些入关了以后融化在汉人社会里的前游牧民族；他们仍然是生活在自己的地方，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于是即便明朝是一个农耕文明，但是作为大明臣民的女真人，还是流着游牧民族的血的。 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地球经历了一次小冰期。全球的气候变得格外寒冷，居然连西湖都是年年结冰——所以张岱才能写得出《湖心亭看雪》这样的绝篇出来；放到现在，哪怕是下雪，也就是沾到地就融化，毫无雪景可看。 这样的气候，在当时来说，绝不是多穿几件衣服可以了事的：对于农耕文明来说，农业生产的平衡被打破，旱者更旱、涝者更涝，两京一十三省当中，至少有七八个省份连年闹饥荒，到了崇祯的时候，十七年间从未见过一年是风调雨顺的；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后果更加可怕——不长草了。 牛马要吃草，人要吃牛马。地不长草，人怎么活？ 因此到了努尔哈赤的时候，女真人起兵反了。 其实并不是要反，而是要吃饭。却没想到大明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以后，几番折腾下来，便轰然倒塌了。 孔尚任写得好，有明一朝，二百七十多年，整个就是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其实，就在李成梁修辽东长城的时候，这一道隔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墙，就不过是摇摇晃晃地用乱石块堆起来的；努尔哈赤在那边一推，李成梁这边就倒了。 在冷兵器为主导的时代，战争还是要靠肌肉来打的。农耕民族尚文，到了晚明这种风气更甚，年轻男子都流行走花美男风，穿得桃红柳绿，还敷粉点唇。这样的壮丁，和长胸毛的女真人没法比。虽然明国有火器，但是你没有量产的、高效率的狙击枪，只能靠鸟铳和火炮，装填一次要花上十多分钟，若是打野战，偌大的草甸子，没有任何遮挡，一马平川，你在装填的时候人家的马蹄早把你的脑袋踏扁了。除非是打巷战，小规模火器对马兵还是很有用的，就像1592年援朝抗倭的时候，祖大寿带一帮辽东铁骑大喇喇冲进平壤城去，结果被躲在建筑里的日本人用铁炮当活靶子狙击，只能仓惶逃走，还撒娇说你们朝鲜人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连敌人有多少都数不出来。当战场是受到局限的狭窄空间的时候，才显出步兵对马兵的优势之处来。 可惜到后来女真人造反的时候，辽东几乎都是在野外打仗的，明朝的步兵没有优势，马兵更敌不过一出生就在马背上的女真人。于是熊廷弼在辽东搞了坚壁清野，想要拖住游牧民族的进军。这就是典型的农耕思维，以为丢给你一个千里无鸡鸣的辽东，没粮食了你就没戏唱了，你打下辽东也没用，自然就会退回去了。其实这样的辽东对于游牧民族是最好的：女真人就是要找长草的地方来喂马喂牛，你反正撤走了不种地了，荒草长出来了，马牛有的吃了，人也就有的吃了。正好。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明朝灭就灭在不知彼上了，对农民军和女真人一无所知，想出法子来自己觉得很牛逼，但其实对敌人来说这种法子根本不值一提。于是正面对上女真人，背后又有农民军捅刀子，前后上下几百个窟窿。
但我们讲的是1793年，所以还是把话题转回到这个时候来。 这个时候，原本的游牧民族——女真人，早已经改名成为满洲人，并彻底扫除了明朝的汉人王室，建立起了一个（从外表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巨大帝国。满洲人是知道自己不足的，那就是他们起于白山黑水，远离发达的文化中心，其实在治国方略上并非拥有太大优势。所以，清朝在建立以后，采取的是全盘照搬明朝制度的方法。然而其实明朝的制度也已经是近三百年前太祖和成祖时候的制度了，到了晚明时候已经吃力地跟不上国内的各种文化和经济上的进化，所以才会有隆万时期的大改革，企图治疗身体发育跟不上大脑发育所导致的精神紊乱症状。但是游牧民族一棒子打回来，休克疗法，醒来以后又变回三百年前的样子了。 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在战争上，对农耕民族一直是存有优势的。冷兵器的战斗力大小，取决于速度、力量、决断和勇气。 如果我们翻开中国的古代战争史就会发现，中原民族对游牧民族，几乎是没有优势的。中原农耕文化尚文，认为文人，尤其是做官的文人是最高等级的人类；因此在中原文明的男性审美上，总是会反复流行阴柔外貌，甚至流行男人穿着女装。我们在形容一个人文弱时，常用“手无缚鸡之力”、“文弱书生”等词；我们很难想象，披金戴银、穿着艳丽服饰的明末子弟能够与力能扛鼎的、举着弯刀骑着马杀将过来的女真人分庭抗礼。 现在有研究表明，游牧民族杀入中原进行劫掠，甚至入主中原成为汉人的帝王，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密不可分的。五胡乱华、蒙元建立与满清入关，无一不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在气候变冷的情况下，游牧民族原本的牧场荒芜，无家可归的游牧民破釜沉舟，反正不是饿死就是战死，战了还有几率活下去，何不战一战呢？而农耕民族则不是这样；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断然不肯把土地拱手让人，而自己的锄头却又敌不过游牧民的刀剑。 但是到了热兵器时代就不一样了。 在热兵器时代，火器的杀伤力和杀伤范围明显增强，战斗距离也较以前增大。就远距离攻击武器而言，弓箭需要一根一根制作，而火炮和火铳使用炮弹和火药量产起来比弓箭效率高得多。阵地战当中打掩护的时候，杀伤范围极大的火炮的威力大大高于弓箭；而近距离的遭遇战，火铳手也能够用极快的速度进行一次杀伤，而一次杀伤的杀伤力，甚至可以比刀砍斧劈还要大——更重要的是，火铳手可以躲起来，暗地里打你。 所以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到了18世纪，在火器在全世界范围都成为了主要的战斗武器之后，游牧民族的战斗优势不再。可以说，18世纪，游牧民族已经开始退出历史的主要舞台，游牧民族对战农耕文明的绝对优势，已经完全消失。 现在，把视角聚焦到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在18世纪仍然健在的游牧民族大帝国身上——准噶尔。 准噶尔人是卫拉特蒙古人的一支，居住在天山南北。他们的活动范围西起巴尔喀什湖，北越阿尔泰山，东到吐鲁番，南至楚河、塔拉斯河流域，除了蒙古人以外，还统治着居住在天山附近的哈萨克人。没错，准噶尔人和唐朝时的西突厥人的活动范围，有那么一点点重合。 准噶尔人在1670年时，迎来了一个篡位的头人，我们都熟悉他的名字，他叫作噶尔丹。1678年，西藏五世达赖赐予噶尔丹以可汗称号，这也意味着准噶尔成为了一个汗国。蒙古人噶尔丹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 他要更大的地盘。 于是，1678年，在接受了可汗称号以后，噶尔丹出兵南征，占领叶尔羌汗国，统治了维吾尔族。10年以后，噶尔丹北征，翻越杭爱山，进攻喀尔喀蒙古，迫使喀尔喀蒙古南迁逃命，并在其纯洁的心灵当中留下了不可逆的毁伤。 这时候，康熙帝站了出来。 1690年，康熙帝亲征准噶尔，在乌兰布通大战当中击溃噶尔丹，噶尔丹向北逃亡。 噶尔丹逃跑后，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据了原来噶尔丹的势力范围；噶尔丹只得滞留在科布多，纠结残部休养生息。不断在边地对当时的大清国边民进行骚扰。于是1696、1697年，康熙帝第二次、第三次亲征准格尔，基本将噶尔丹的势力清剿完毕，噶尔丹也在绝望中自杀。 经过两次亲征，准噶尔平静了下来。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名正言顺地继任准格尔部的头人。你看，就从名字的汉译来看，当时中原的文人是有多仇恨这个人呀。策妄阿拉布坦心思十分活跃，招兵买马，准备对大清国发动进宫。准噶尔部又重新强大起来，甚至进入西藏，占领拉萨。清军由青海入藏与之交战，却遭遇了全军覆没。 1755年春，乾隆帝下令再度进剿准格尔部，五万大军分西路和北路进军伊犁，用两年功夫，全线击溃了准噶尔武装，头人阿睦尔撒纳逃亡俄罗斯。 1759年，乾隆帝下令再次进军新疆，剿灭支持阿睦尔撒纳的大小和卓兄弟——波罗尼都和霍集占所发起的叛乱。很快，清军摧毁了大小和卓的叛乱企图，平定天山南路，完全控制了今日的新疆地区，并在随后的小股军事行动中彻底剿除了准噶尔的反叛势力。 清军的这次清剿行动是如此之凶狠，以至于魏源在《圣武记》里记述道： “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而昭槤在《啸亭杂录》中记述道： “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 四成准噶尔人因瘟疫而死，两成准噶尔人逃亡沙俄和天山北方的哈萨克地方，三成准噶尔人死于战乱——在清军进剿后，尚存的准噶尔人竟然只有一成：被清军杀得是数千里都看不见一个准噶尔人的蒙古包。而准噶尔人所遗留下来的地盘，由大量移民填充，迁来的主要是哈萨克人。而直到今日，在这片土地上活跃的，也大多是哈萨克同胞。 这一战，除了平定新疆以外，更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惊觉牛逼，成为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国。 为什么清军能够如此迅速地吊打准噶尔人——这个凶悍的游牧民族？ 答案就是火器。 早在明朝天启年间，经过宁远、宁锦两战。满洲人就已经对明军的热兵器装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皇太极即位后，大力发展火器的使用，建立了“乌真超哈”，即使用火器的重装步兵。清朝统一全国后，还邀请西方传教士帮助改进火器，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但是，清军仍然更侧重于熟习弓马骑射，并没有完全理解热兵器的重要性；同时，火器只准八旗专用，汉人的绿营不得配备。因此，清朝的火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逐渐落后于纷纷开始工业革命的西方。但是对于平定准噶尔这种还从未见过火器的游牧民来说，现有的火器已经足够了。 最后回到1793年。 1793年，确实对于曾经的游牧民族——事实上他们一直没有忘记游牧民族的根缘——满洲人来说，确实是个不太好的年份。因为在这年，曾从征准噶尔的名将海兰察病逝了。 海兰察1755年随军入疆，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时候立下大功，升任头等侍卫大臣。随后，“面铁色、生有神力”的海兰察四海征战，出征过缅甸、四川、甘肃、青海、台湾、西藏，为清朝的国土统一和完整立下过赫赫功勋，封爵至一等超勇公。乾隆对其喜爱有加，特准腿有宿疾的海兰察乘轿——而按照规制，武将是不能乘轿的。1793年，53岁海兰察在出征西藏凯旋后数月病逝在北京家中，在历朝历代的名将当中，倒也算是个运气好而得善终的。海兰察去世后，乾隆大为悲恸，特批其加恩入祀只有阵亡方能入祀的昭忠祠，以表其不世战功。 海兰察本人倒不算是正宗的游牧民族出身。杜拉尔·海兰察是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鄂温克人，是游猎民出身。游猎民和游牧民不太一样，游牧民畜养家畜来放牧，而游猎民则很少畜养，全靠打猎。因此游猎民的嗅觉和感觉是非常灵敏的，他们在战场上也更加敏锐和睿智。因此鄂温克人有这么一句话，“清朝文是达斡尔，武是鄂温克”。不过既然鄂温克人被编入了满八旗，那么我们就将其大致归于游牧民族一道看待好了。 海兰察活跃的年代是一个主导兵器由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变的大时代。我们无法获知海兰察本人对于火器的态度，但是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海兰察做战士时的作战，大部分还是使用的冷兵器。他曾是一名骑手，用游牧民族最自豪的方式，背着弓箭、腰挎弯刀作战。 在火器的助威下，海兰察用弓箭和刀剑所向披靡；但在他身后，五十年之后，这个由自豪的游牧民族在马背上、用弓箭和弯刀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将会被他们曾经所不以为意的火器轰开紧闭的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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