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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分裂主义就是这么一个怪胎：它根本不问多数人的意志是否被尊重，也不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例如苏联解体，1991年3月17日苏联第一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的人主张保留联盟，也就是说，“苏联应该存续下去”是经过全民公决这一至高无上的民主程序授权认可的。可是，多数人的意志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根本没有被野心勃勃的分裂主义政客所尊重。在1991年12月，三个卑鄙的政客背着人民和合法选举产生的苏联总统，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中签署了苏联的死亡证明。既然苏联存续的合法性早已经过全民公决加以确认，那么要分解苏联就必须用另外一个全民公决予以否认。但分裂苏联并没有经过全民公决的认可，因此从法理上说，苏联解体是非法的。为此，俄罗斯议会（国家杜马）于1996年3月15日通过决议，宣布废除别洛韦日协定。但是此举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裁决，而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在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地区、中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和歧视，有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请问，民族分裂主义有什么地方符合民主的基本精神——“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呢？
民族分裂主义涉及到原有国界内有限资源的共享。几百年以前，由于人口稀少、工业不发达，我们的祖先还意识不到资源的重要性，因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成了常事，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甚至无兴趣去获取。但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和过度膨胀的人口，让人们意识到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哪怕是一些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都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寸领土和领海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民族分裂主义要求的是排他性的资源独享，这意味着侵犯了原有国界内其他民族共享资源的权利。
民族分裂主义不承认历史形成的边界和民族分布态势，并打算首先用暴力改变它。谁也无法确保民族分布的现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历史一定是令人愉快的。恰恰相反，人类只到了近代，伴随着人道主义与平等观念的出现，才学会了要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而在此之前的各民族交往史，如果深挖细翻，都可以挖掘出血海深仇。如果人类要和平共生，就只能抛弃这些历史旧账，而不是再次清算。谁也无法确保每一条边界都是恰如其分的，它往往反映的是若干年以前力量的对比。但边界是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形成的，如果要打破它，往往会付出新的代价。如果各民族之间能够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就如同捷克-斯洛伐克，那么也应该不存在问题。但是，不要忘记，20世纪90年代这么深的血海中，只有捷克这一块绿洲。无辜者付出的生命代价，谁人能够弥补？谁又有这个权力，让无辜者为民族分裂主义政客的野心买单？
民族分裂主义进行的不是军队对军队的正规战争，而是所谓“总体战”，换句话说，就是“全民战争”——这是这种战争最邪恶的特点。在这种战争中，很难区分军人与平民，因而平民往往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车臣战争里令世人谈虎色变的“黑寡妇”就是这样一种人：她们穿着平民的装束，而且还是令人同情的妇孺，混匿于平民之间；谁都不知道，她们在何时、会把何人炸得支离破碎。这种“全民战”并不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样，存在一条泾渭分明的战线；各民族混居的现状一旦被民族仇恨情绪取代，必然出现一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混战状态，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特殊的战争中，专门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和残酷的私刑替代了常规战争的敌我军队的交战，其目的是通过这些令人恐惧的罪行，迫使敌对方的居民离开原先的居住地（即“种族清洗”），尽量使得自己人与自己人的地盘连成一片，以达到己方军队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并尽可能地扩大本民族地盘的双重目的。而做出这种暴行的，不仅是军人，很多平民也参与其中。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波斯尼亚战争中，之所以存在那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原因就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类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类的暴行，并非仅存于塞尔维亚一方，在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方面，所作所为丝毫不比其逊色。据波黑塞族方面战后统计，死于波斯尼亚战争的塞族人之中，只有19％是军人，其余全部为平民；1996年，一名波黑穆斯林指挥员当着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的面承认，他亲手杀死了大约200名塞族居民，而一个穆斯林突击队则抓获了7000名塞尔维亚平民，并将他们全部杀死。即便是被作为塞族人最大暴行发生地的斯雷布雷尼察（波黑塞族军队在此屠杀了 7000名穆斯林战俘和兵役年龄男子，包括战斗死亡），不仅是穆斯林的坟墓，同时也是塞族人的坟场：自1992年波黑内战爆发至1995年7月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攻陷期间，整个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至少死亡3227名塞族居民，仅在该市市中心就有446名塞族人被虐杀，参与犯罪的穆族暴徒多达469人。而所有这些暴行，“都具备文字与影像等各种证据材料”。即使是在塞族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前夕，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守军仍旧在发动对附近塞族居民的偷袭，用“割头”方式处死多名塞族平民。血淋淋的事实证明：哪里存在分裂主义势力，哪里就潜伏着暴力和屠杀；分裂主义是种族屠杀、种族仇恨的制造者。分裂分子野心家、政客拿着各民族人民的生命与鲜血染红自己的官帽，他们得到的是“总统”、“总理”、“部长”与“司令”的头衔，而各民族人民付出的则是鲜血与生命、眼泪与痛苦的惨重代价。
民族分裂主义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并不是说，某个民族激进地要独立，中央政府退缩了让它独立，麻烦就会过去。恰恰相反，因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连锁反应会不断持续下去，如果不被扼制，就会向瘟疫一样四处传播，到处引发分裂浪潮，以及如影相随的种族清洗和血腥屠杀。其他有分裂野心的民族，看到有成功的示范和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将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新一轮的分裂活动；即使是本已产生了认同感而没有独立打算的民族，也会萌生独立意识。苏联解体肇始于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它不仅造成了苏联解体，而且还在20世纪90年代威胁到俄罗斯联邦的生死存亡。1990年前后，原苏联将军、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头目焦哈尔·杜达耶夫就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分裂情绪感染，以及看到苏联中央政府的软弱的反应，萌生了车臣独立意识。而当时的苏军上校、后来的车臣分裂分子武装总参谋长、“车臣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原本不支持任何分裂苏联的企图，他看到波罗的海国家要求独立的狂热情绪，甚至还在私下里不解地与同事们讨论道：“我真想不通，他们（波罗的海国家分裂分子）究竟还想要什么呢？” 但是，因受分裂情绪的传染，他们两人终于一同将车臣带入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之路，不仅让车臣成了俄罗斯“流血的伤口”，而且车臣自身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报复，他们自己也全都死于战争之中。苏联解体前后，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车臣闹独立，而且鞑靼斯坦这个自治共和国也几乎走上了车臣那条不归路，甚至就连俄罗斯人聚居的乌拉尔地区、远东地区都有人策划要成立“乌拉尔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如果不是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报复吓破了明·沙米耶夫的胆，天知道鞑靼斯坦的局势会怎样发展。而南斯拉夫的分裂，再次印证了民族分裂主义的传染性。首先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接着传染到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再接着是科索沃，现在终于轮到了黑山。即便是局势一向平静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在科索沃战争后也出现了匈牙利人要求独立的呼声。这不正是 100多年以前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时所列举的当时大清帝国的种种危机——“瓜分豆剥，渐露肌芽”——的现实写照吗？
按照分裂动机而言，民族分裂主义一般可以分为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和丧失认同感型民族分裂主义，在某些条件下，前者可以转化为后者。一般而言，前者，也就是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是一种虽然自私，但比较理性和温和的分裂主义，目的是为本民族、本地区争取更多权益（无论这种要求是否正当）。俄罗斯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分裂主义就是典型。利益问题不难解决：赋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利，讨价还价，在中央政府足够强大的情况下给其以选择机会，它会衡量成本：是付出巨大牺牲，也未必争取到独立好，还是中央在经济上做出让步更好？理性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利益导向型民族分裂主义者会选择后者。但是，丧失心理认同的民族分裂主义却是非理性的：无论中央政府做出何种妥协和让步，分裂主义分子都不会妥协，车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拉拢车臣政府，叶利钦政府的让步已经到了养虎为患的地步，甚至将驻车臣部队的武器都让给了车臣方面，导致最后无步可让。但结局却是车臣不仅继续坚持独立要求，而且把俄罗斯看作一块肥肉，通过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犯罪行为贪婪地吸着俄罗斯的血；甚至在明知道与俄罗斯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时候，还要疯狂地主动挑起战争，这都不是理性行为。这种类型的分裂分子，并不会因争取到独立而对母国感恩戴德，反而认为母国统治了他们多少年，就亏欠了他们多少。即便是独立，他们也会把母国当作鱼肉，继续干危害母国的勾当。由于对母国的仇视，以及自身安全的需要而“输出分裂”，把自己变为新的分裂势力的大后方——正如同车臣对达吉斯坦的“输出分裂”和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输出分裂”一样。丧失认同感的分离主义无法用非暴力原则解决，因为它根本就是非理性的，无法给它选择。对于这种分离主义，要么母国允许国家四分五裂，要么只能采取暴力消灭它。并非母国不给分裂分子出路，而是分裂主义分子不给母国出路。如果得不到暴力的抑制，母国只能将像细菌裂变一样无限分裂下去，直到母国忍无可忍地采取暴力制止（像俄罗斯对车臣的报复），或者分裂成若干彼此仇恨、互相杀伐的小国（像南斯拉夫）。因此，对民族分离主义纵容、退让的软弱主张往往是暗藏危险的，等于是在玩火，是在用“愚蠢的仁慈”制造血海。
民族分裂主义这头怪物四处肆虐时，我们往往会看到西方大国的身影。我从不否认，在当今世界，西方大国走在维护人权、推进民主的最前列。但是，西方大国并非仁慈的上帝，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尽管多数情况下是人类文明列车的火车头，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流露出自私、伪善、不公和丑恶的一面，帝国主义的阴魂并未完全散去。甚至，它们在某些屠杀中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法国作为一个对卢旺达胡图族政府有深厚影响力的国家，不但没有对屠杀予以制止，反而向胡图族武装提供了武器弹药和大量补给；而装备精良、驻守在卢旺达的法军，对发生在眼前的图西族惨遭屠戮的事实无动于衷，有时甚至面对相隔仅几米远的被屠杀者凄惨的求救都不肯伸一下救援之手——这种袖手旁观、任其自生自灭的冷漠态度更鼓励了胡图族极端分子，使得他们越发肆无忌惮进行大屠杀。在南斯拉夫冲突中，西方大国再次扮演了一个极其丑恶的角色：当分裂主义蠢蠢欲动时予以鼓励怂恿；当分裂分子单方面宣布独立时迫不及待地予以承认；战争一开始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南斯拉夫予以全面制裁；在塞尔维亚人取得军事优势时又赶忙划定“安全区”。而这些所谓的“安全区”，成了穆斯林武装无忧无虑的的军事据点：穆斯林军队从这里出发袭击塞族军队，而当塞族军队反攻到“安全区”界限时，却慑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溃不成军的敌人脱逃；然后，穆斯林军队在安全区内休整、补充，再对塞族军队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被这种奇怪的游戏规则一次次的愚弄，哪怕心里素质再好的人也会被整得神经错乱。最终，无比愤怒的塞尔维亚人丧失了理智，不再承认这些“安全区”的地位，直接导致了1995年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这正中西方大国们的下怀，于是以“救世主”形象们出现的北约出动空军对塞尔维亚人狂轰滥炸，实施所谓“正义的惩罚”，导致了塞族彻底的军事失败。一切正如1991年7月，即南斯拉夫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希腊《论坛报》所评论的那样：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华盛顿、柏林、伦敦、巴黎和罗马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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