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晚年不寻常(上)(组图)

毛泽东和章士钊合影

1960年4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章士钊（前排右五）等人合影

　　身份特殊的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最终得以头顶“无党派人士”的桂冠。他一生交游甚广，识人甚多，特别是与毛泽东的交情，更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可以在最高领袖那里说上话，甚至是别人不便说的，他却可以说，而且似乎非常愿意说。这使得他几乎成为一个孤例“爱管闲事”，同时又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长者和老人。

　　章士钊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参与“倒清”、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后来，却与新文化运动作对，当上北洋政府的高官，压制学潮。

　　章士钊对女儿章含之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提到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将女儿的男友毛泽东介绍给自己时说“润之有雄心壮志”，是他在湖南时最有前途的两位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蔡和森），嘱咐如有机会，可以帮助一下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北京并找到章士钊，希望他能提供捐助。晚年，毛泽东曾对章含之回忆说，当时自己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彼时的章士钊呢，慷慨地为毛泽东募集了两万银圆。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全国胜利后一定要照价（其实是远远超出）还给章士钊。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章士钊痛定思痛，离开官场，从此以律师和著述为业。

　　1949年2月，章士钊与邵力子等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游说所谓“和平”。章士钊和江庸、邵力子等还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对当时的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广泛交换意见。章士钊后来对程潜等做工作，大力推崇毛泽东，劝说程潜打消顾虑，俟机起义。

　　4月1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最后一支“和平商谈代表团”，由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等为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组团前往北平。当时，毛泽东曾通过章士钊向代总统李宗仁要求刘仲容（中共秘密党员）来北平，而章士钊自己，后来则与蒋光鼐等一同宣告脱离南京政府，前往北平，周恩来、林伯渠等亲赴火车站迎接。

　　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宣布：“资政”宋庆龄以及“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等“被共方利用，甘心附逆，特予免职，以肃法纪”。不过，以章士钊的身份，此后他仍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因为这，海峡两岸在需要时，他就成了最合适的斡旋人。

　　肩负特殊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不过，根据已公开的材料，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的联系持续地保持着。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这次名义上是私人的探亲之行，其实是有特殊的使命，即持密信赴香港，会见国民党驻香港的宣传负责人许孝炎，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

　　此外，章士钊过去在上海时，曾与杜月笙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据章含之回忆：此行，“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即动员杜月笙回国”。虽然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未能成行，但章士钊开始执行大陆与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却由此启动了。

　　1957年，蒋介石派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弟弟）返大陆。同时，海外记者曹聚仁也在北京先后访问了章士钊以及周作人等，并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传达海峡两岸高层的信息。此后，每当章士钊出行之前，周恩来都会与章士钊商谈。章含之后来说：“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1958年8月，为了报复台湾对大陆沿海的破坏和渗透，同时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炮战打响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称道：“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读了之后，很是欣赏，但以为把台湾看做“南天”不太恰当，遂改为“南云”。1960年3月30日，周恩来与章士钊谈话，又提及台湾问题。两人分析之后，认为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最终搞不通,台湾则是能拖就拖的局面。在此前后，章士钊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介入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包括参与接待多次“北行”的记者曹聚仁。

　　从1956年到1964年，章士钊每两年赴香港“探亲”一次，每次都要住上半年。实际上，这是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可惜，就在1966年又该起程的时候，内陆“文革”爆发，章士钊固定的行程因此也被打断。

　　1973年5月25日，92岁的章士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带着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等，飞赴香港。这次仍然名为探亲，实质是来恢复大陆与台湾联系的。因此，章的此行成为当时震动海内外的一条重大新闻。据章含之回忆：当天，中国民航的包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时，“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着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到达香港后，章士钊“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也许是气候不适，以及过于劳累，章士钊不久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然而医疗队还没动身起程，章士钊已在香港去世了，那是7月1日。

　　章含之回忆说，就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台湾的张群和“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也已经到了香港。父亲曾嘱咐她：“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这竟成了章士钊的遗言。

　　作者：散木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