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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14](P148)按照利科尔的分析，文本和口语形式的话语相比，至少包含以下特征：其一，永恒性。口语通常是转瞬即逝的，而文本却因为书写的固定而获得了某种永恒性。其二，简化性。口语通常与言说者的声音、姿态、现场气氛等情境因素相关，具有丰富性的特征，而文本却无法真实地再现这类因素，在对作者原意和事件的表达上具有简化性。其三，意义的不确定性。口语是由言说者针对特定的倾听对象或对话者发出的，其语境也是特定的，因此口语的意义一般是确定的，然而文本由于书写的固定而被简化，解除了本有的语境关系，个别的针对性的话语成了一般的普泛的文本，其意义也就变得不确定了。因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和特定的语境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本的语境是有待于重新建立的，其意义当然也就只是一种无限的意义可能性，尚需要在重新建立的语境中才能确立。 再次，为了强化文本的自主性，利科尔推进了伽达默尔的“距离”理论。在一般诠释学中，“距离”被看作达成正确理解的障碍而遭到流放，而伽达默尔则为“距离”作了理论平反，认为它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是理解过程中的建设性和生产性因素。利科尔也主张把距离看作生产性因素，认为人们正是在距离中并通过距离展开交流的。他分析了四种距离化形式：a)话语和话语所表达的事件之间的距离，尤其是被书写固定下来的话语即文本与所表达的事件之间的距离。事件原本是属于对象性的存在，但在话语中却与言说者或作者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表达而获得了一种对事件本身的超越性。b)作为作品的文本与它的作者之间的距离。文本因为脱离了作者创作时的特定语境，获得了一种自主性，从而使得文本的意义与作者的主观意图不尽一致。c)文本语境与日常口语语境之间的距离。文本脱离了口语形式的话语中特定的对话关系，作者和读者不再像对话者那样处于共同的时空关系中，而是由对话关系中特定的语境转化成一种待决的语境，一种有待于在不断变化的文本解读关系中重新建立的语境。d)文本意义与话语的直指指称之间的距离。日常话语的指称受到对话双方所处的言谈情境(包括特定的环境、手势、表情等)的直接限制，通常具有较为确定的含义，而以书写形式固定下来的文本却逸离了特定的言谈情境，摆脱了直接指称的限制，它的意义也从既定的对话关系中释放出来，转化成了一种有待于实现的可能性，并因此具有了不确定性。 最后，利科尔得出结论说，文本本身才应该是诠释学关注的主题，借助于对文本的关注可以克服先前两种诠释学路向的弊端。他指出：“因为，如果诠释学的主要关注不是揭示隐藏在文本之后的意图，而是展示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正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所想说的，乃是某种可以由‘文本的内容’所指导的东西。与文本世界的关系取代了与作者的主观性的关系，同时读者的主观性问题也被取代了。”[15](P467)这样，不仅真正属于文本自身的客观性得到了尊重，同时，读者的主观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充分认识利科尔的“文本中心论”思想的积极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为推进诠释学的发展作出了建设性的尝试，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涉及到文本、作者和读者诸要素之间的多重关系，而文本作为作者和读者发生超时空联系的中介，实际上处于理解活动的中心。一方面，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者主观心理期待的客观化作品；另一方面，文本又是读者理解活动指向的对象，正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读者才得以实现自身历史性与作者历史性之间的超时空交接，让有关过去的真理融入到现时态生活之中，创生出文本的当代意义。离开了文本这个“作品”，作者无从表达自身对生活的体验，也无从寄托自身的主观心理期待；同样，离开了文本这个“对象”，读者的理解活动也无从展开，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文本的当代意义的创生了。所以，文本的形成是作者主观意图赖以表达的客观化方式，文本的解读则是文本意义得以生成的必要前提，在作者 、文本和读者三者关系的展开中实现的理解活动是围绕着“文本”这个中心的。在这层 意义上看，“文本中心论”是言之有据的。 同时，从“文本中心论”出发，强化文本在理解中的中心地位，我们就可能克服以往的“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的片面性，进一步完善诠释学理论。强化文本的中心地位，有利于实现理解问题上本体论视角和认识论视角的统一，使诠释学的理解理论 更趋全面和完善；有助于克服以往“读者中心论”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弊端；有助于 克服“作者中心论”的绝对客观主义弊端。 总体而言，“文本中心论”为实现理解问题上绝对性和相对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辩证统一提供了依据。从“文本中心论”的思路来看，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文本”为中心实现了两个环节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统一：在文本的形成环节，作者意图的主观性和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之统一；在文本的解读环节，文本含义的客观性和读者视界的主观性之统一。作者和读者这两种主体性的存在物借助于文本的媒介作用而相互连接和沟通，传统得到延续，历史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2]殷鼎.理解的命运[M].北京：三联书店，1988. [3]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4]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5]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箴言[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6]潘德荣.诠释学导论[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 [7]帕尔默.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J].彭启福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3)：267. [8]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9]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0]伽达默尔.论理解的循环[A].严平.伽达默尔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11]伽达默尔.时间距离的诠释学意蕴[J].哲学译丛，1986，(3). [12]潘德荣，彭启福.当代诠释学中的间距概念[J].哲学研究，1994，(8). [13]利科尔.诠释学的任务[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 方出版社，2001. [14]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15]利科尔.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A].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C].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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