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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下脊梁在上党 于 2012-8-26 13:07 编辑 长子鼓书调查研究 □ 王 亮 郭 成 长(读zhang)子鼓书系山西鼓书之一种,因过去流行于晋东南长子县而得名。现长子全县共有鼓书说唱团四十余个,从业人员四百余人,演出区域扩展至整个晋东南以及晋中、冀东、豫北部分地区,演出活动中已有了演出经纪人,并出现了专为鼓书演出搭建临时舞台的专业户。鼓书行业从业者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元。 这个在过去极为普通的民间曲种,怎么会在现代化进程加速之日,在许多民间音乐都呈现衰落迹象的今天,发展得如此兴盛?它在晋东南这片土地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晋东南这方沃土给予了它怎样的生存空间?长子鼓书经历了什么?又在经历着什么?为了解开这一个个谜团,笔者于2006年2月至10月,赴晋东南地区对长子鼓书的文化生态环境、发展状况、经济运行模式及收入状况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地调查。还有目的地调查了同一地区的其他鼓书品种,以作为比较研究。采访地区涉及晋东南两市12县;采访对象五十余人,包括《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晋东南曲种的撰稿人,当地说唱艺人、民间音乐研究专家、文化部门负责人,当地部分演出公司、音像公司以及音像制品销售商等。同时,选择了当地较为著名的“智燕说唱团”、“申虎威说唱团”以及曾在当地红极一时的“襄垣鼓书曲艺队”进行纵向深入的跟踪采访。 半年多的调查,使笔者对长子鼓书加深了了解,对民间音乐的保护和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一、民俗与鼓书——难以割舍的情结 晋东南,是一个说唱艺术较为繁荣的地区,鼓书尤盛。《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以下简称《集成》)收录的该地区14个说唱曲种中,鼓书类有8个,分别为潞安鼓书、襄垣鼓书、长子鼓书、高平鼓书、武乡鼓书、陵川钢板书、沁水鼓儿词和黎城鼓儿词,占《集成》鼓书品种的80%(《集成》中共收录鼓书10个)。 (一)特殊地域下的鼓书兴起 1.晋东南地区的自然环境 晋东南地处太行山腹地,北交晋中,南接河南,东与河北省为邻,西与山西临汾地区接壤。因地势高,“据太行山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也”,历史上也称“上党”。晋东南从地形地貌上看四面环山,内有长治盆地、晋城盆地,中间有三条较大河流由西至北为沁河、丹河、浊漳河。盆地周围的高山海拔约1500-2000米以上,将整个地区包裹其间。地下有丰富的煤、铁等矿藏。气候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季,温和适中,物产丰富,旱涝保收。人民的生活基本可以自给自足,素有“米粮川”之称。 但是,四面环山的地理环境,又使其交通闭塞,很难与外界交流。在这种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衣食无忧的晋东南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闭塞的山地交通环境之间的矛盾。我国古代,尤其是宋以后,戏曲和说唱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文化娱乐方式和民俗事象之一。但多山的地理环境,使得人员众多、舞台布景和道具庞杂的戏班,很难进入山区演出。同时,山区住户相对较少,尽管有些余钱,但还不足以负担正规大戏班高额的演出费用和为其提供几十人的接待场所。 这一系列的矛盾为说唱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作为说唱班社,其人员仅有5至7人(有时仅2至3人),行动灵活,费用低廉,住宿方便。因此,在当地农村受到广泛欢迎,成为最活跃的民间艺术形式。 2.晋东南地区鼓书产生的民俗根基 作家冯潞先生在《晋东南密码》一书中提出:小盆地与山岳混合的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使晋东南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山西其他地域文明的山地文明——农耕一士大夫的晋南文明、游牧一边塞文化的晋北文明、市井一大院文化的晋中文明。在这种文明中生活的人们,思想保守而性情刚烈,安于现状又勤劳朴实。由于大山阻隔,晋东南在历史上较少受到中央政权的足够控制,山民们所接受的礼仪教化很少。据当地地方志记载,上党人“性朴质”、“尚气节”、“人俗劲悍”。同时,人们对天地神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敬畏,这也与将生产“寄希望于自然条件”和“稳定的内部结构”的山地文化有很大关系。 晋东南是一个远古神话传说极为密集的地方。例如,关于炎帝的传说就有很多。在长治县羊头岭,还有多所祭祀炎帝的庙宇,至今每逢四月初八(炎帝生日),仍要举行为期三天的庙会,人们都会蒸面羊(当地传说祭祀炎帝用羊而不用牛)用以祭祀。当地很多地名和神话都与炎帝、女娲、后羿、愚公等有关。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地人对神的敬畏与原始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敬神的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晋东南地区,几乎村村都有庙宇,所敬神明繁多且来历、司职各不相同。历史上,逢年过节各地都会举行迎神赛社活动,逢各种神明的生日都会举办庙会。即使到了今天,各村镇每年至少也都会有两至三次庙会。而在敬神的民俗活动中,作为“娱神”的主要方式,请“八音会”,请人“唱大戏”、“说神书”则属必不可少。 民俗事象只有得到众人的认可和接受,才能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必须的文化财富。它通过多次经历,重复出现,形成惯例。人们渐渐对生活中的“惯例”采取了自然而然的遵循态度,形成共识,即所谓“约定俗成”。 晋东南的鼓书音乐始于何时,“说书”敬神的传统习俗从何时兴起,至今尚无定论,但从长治市沁县南里乡东庄村金墓出土的鼓书砖雕可以看出,在宋金时期晋东南的鼓书音乐就已经普及。 (二)民俗养成中的“行会”组织 在民俗养成和习俗化过程中,始终活跃着许许多多承载民俗的人。其中,以民俗为职业的人,是民俗活动中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在晋东南,“说书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着民俗和鼓书,逐渐形成了一个行业,出现了一些组织和机构。这些组织为从业者在技术、信息、行业公平竞争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使其能够“得其所哉”,同时也使盲艺人们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在良好的运转机制下,整个行业逐渐兴盛。 清初,在晋东南出现的“三皇会”就是“说书人”的一个“行会”组织。说书敬神在清代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其有着很大关系。当地专家田兆文、王德昌提供的调研资料称:最早的“三皇会”成立于清顺治十年(1653)潞安府(今长治市)沁州(今长治市沁县)。清乾隆三年(1738),潞安府盲艺人路占元、董祥五召集上党八县133名盲艺人,成立盲子队,后易名三皇总会。各县成立47个分会,每年一次年会,会期三天,主要内容有审案(本会人员是否违规,外人是否欺辱盲人)、考试(考察算卦本领)、说书(为“三皇爷”说唱长生书)。年会上最为重要和吸引人的就是给“三皇爷(天皇、地皇、人皇)”唱长生书,各分会摆台唱“对台戏”,艺人通过义演赢得观众,借以扬名。三皇会是盲人自发性组织,只负责机构管理和维护盲人权益;经济上,盲人自负盈亏。 由此可以看出,长期的“每年一次的年会”、“为三皇爷说书”等例行事项,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将其作为一种习惯延续下来,并逐渐形成一种群体的行为。而盲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说书卜卦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三皇会”的成立和例行的年会,使盲人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群体,他们以敬奉“天、地、君”为名,占卜算卦,求雨祈福,说书还愿。久而久之,成为了当地民间祭祀和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请人说书”也即成为晋东南地区民俗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鼓书的魅力 作为一个民俗事象的重要内容,鼓书本身也具有不同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的独特艺术魅力。 晋东南的鼓书曲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曲调优美,书目丰富;一人多角,转换自如;叙述抒情并重,剧情发展快慢缓急全由演员根据观众情绪现场发挥。因此,当地民间流传有一句老话:闭着眼听书,就像在听戏!比听戏还过瘾! 晋东南鼓书的音乐结构属板腔体,音乐形态同中有异。我国著名作曲家生茂先生早年看过一场襄垣鼓书的演出,被“风搅雪”的演唱和一人操作全套打击乐器的高超演奏技艺所震撼,称其为“中国的摇滚乐”。 每个鼓书品种都拥有一批在当地颇具影响的名艺人。例如,潞安鼓书艺人“铁嘴”高福树、“琉璃嘴”张银娥、“钢嘴”于书田、“小书田”焦天保,武乡鼓书艺人“成铁嘴”成光明等。高平鼓书艺人申富才在当地享有“金顺的戏,富才的书,走到一处红一处”的赞誉。长子鼓书艺人李先玲,当地群众称赞她是“先玲的样,先玲的调”,意思是人美,书说得也美。襄垣鼓书艺人董才元更是以“与剧团唱对台戏,说的戏台上下空无一人,观众演员齐看才元”而闻名于上党。 (四)特殊时代的角色转变 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进驻太行山之后,晋东南地区的说唱音乐开始进入了一个充当主流音乐文化的时期。由于说唱音乐在当地具有广泛的观众群和较大的影响力,加之他们人员少,可以深入到山区沟壑。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盲人们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各抗日政府都成立了“盲人抗日爱国宣传队”。随即,盲人们纷纷摒弃了卜卦、说神书,开始以“宣传进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创作主题,创编新书,在太行山区义演。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使得晋东南地区各说唱曲种迅速成为了太行山地区最具影响力、最为流行的文艺形式。 随着抗日运动的日益高涨和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晋东南地区敬神等民俗活动渐渐停息。此时,鼓书艺人们的“说神书”也随着民俗活动的消失而消失了。但作为民俗事象中影响力较大的民俗角色,盲艺人们却仍然继续从事着说唱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由民俗养成中形成的受众及对鼓书接受程度,是鼓书在这一时期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而“角色,本来就具有身份的动态性质,有社会群体所期望的行为在内,所以,习俗环境的期望行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角色的规定性也有了不同的变数”。民间音乐有可能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发展。不仅是一定的环境孕育了它们,它们也会主动地选择新的环境,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自觉地调整转换。 说唱艺人们的角色转变使得说唱音乐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光彩仍存。 1949年后,晋东南地区各县的盲人宣传队更名为曲艺队;1960年开始,各县曲艺队陆续招收身体健全的年轻演员;1964年后,不断地有各种省、市级文艺汇演、比赛和各地县组织的下乡演出。这些事件都在客观上维系了说唱音乐在当地的影响,并培养了一批新的演员和观众。 (五)民俗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民俗意识开始逐渐回归,民俗活动在晋东南地区再次活跃起来,人们开始频频组织庙会,祈福许愿。说神书,也成为当地民俗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 案例一 演出时间;2006年8月15日,下午16:30分 演出地点:长治潞城市店上镇河湃村古佛庙 演出事由:庙会 表演团体、演出品种、演出具体位置(请注意位置反映着地位): 原建斌音乐艺术团,上党八音会,古佛庙北墙外; 高平上党梆子剧团,上党梆子,古佛庙东墙外; 流行音乐歌手,流行歇,古佛庙南门外西侧; 河南越调剧团,河南越调,古佛庙西500米处河湃村广场戏台; 长子县申虎威说唱团,长子鼓书,古佛庙内正对大殿的戏台上。 戏台观众人数:数十人 观众年龄:多为中老年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场合的说唱书目都是传统长篇,连续演出三天,一天两场,分别在下午和晚上。这期间人们的重点在于拜神,只是观念上认为这种场合应该有说书这种曲艺形式。演出过程中还有人在大殿前烧香跪拜,并不时地有人燃放鞭炮。但无论如何,说书在庙会中仍是必须的,演员也必须是当地最好的说书艺人。此外,说书还扩展到婚丧嫁娶、满月、周年祭,甚至孩子考上大学、村委会新班子上任都要请人说书。有的村子农闲时为了丰富村民们娱乐生活,也会请人说书。 案例二 演出时间12006年8月14日,下午16:30分 演出地点:长治市长子县岚水乡西马村 演出事由:村委会新班子上任 表演团体:长治县智燕说唱团 观众人数:100人以上 观众年龄:各年龄段均有,中老年占三分之二左右。 观看状态:人数由少及多,人们大都自带座椅,观众席没有明显区分;有部分外村人骑摩托或自行车赶来观看;观看过程中,很少有人交头接耳,演员演到滑稽处,台下会不时地发出笑声;人群直至演出结束才散去。 不论是祈雨还是拜神,过寿还是上任,“请说书”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都是首选的心愿表达方式。2006年7月至8月间,笔者在长治市区见到的说唱演出就有三十余场,仅农历七月初一一天,笔者就见到6家长子鼓书说唱团在市区演出。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多元文化或文化多样性需求的出现和不断增长,在当地喜爱说唱音乐的青年人数远远低于中老年人数。笔者曾随机采访了20位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的行人,结果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在现代音乐形式和传统音乐形式之间,大多数年轻人倾向于前者。但是,当进行民俗活动时,仍会沿袭旧的传统,表面上看是碍于情面,而究其本质,这仍是一种长期受传统影响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在整个习俗群体的影响和制约下,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从小就开始适应着这一习俗,并且养成了一种习惯,“作为习俗的’携带者’在任意所在的环境中无意识地传播着民俗事项,即使在现代化生活环境中也不例外”。所以,只要当地还存在民俗活动,说书就会是人们的首选之一,且不易被更改或取代。 二、经营之道——两种团体运作机制及运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晋东南地区的说唱音乐——包括省内外知名的潞安鼓书、襄垣鼓书在内——都呈现出衰落的迹象。然而,长子鼓书作为一个鼓书音乐中的小曲种,却在上党地区悄然崛起,成为晋东南最兴盛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为了对其发展有一个全面认识,笔者跟踪采访了几个民间长子鼓书说唱团;为了便于比较,同时采访了改革开放以前在晋东南极具影响的襄垣鼓书曲艺队。 (一)两种演出团体 襄垣鼓书曲艺队(以下简称“曲艺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晋东南地区各县的盲人爱国宣传队继续保留,更名为曲艺队,归由各县文化局管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属集体所有制单位,自负盈亏。襄垣鼓书曲艺队成立于1938年,至今已七十年,隶属襄垣县文化局,是襄垣县仅有的一个说唱演出团体。 长子鼓书说唱团(以下简称“说唱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长子县出现了很多民间说唱班社,班主都曾经是原长子县曲艺队的队员或学员。现今,长子县内有说唱团四十余个,均系民间组织。 (二)两种演出运作方式 两种演出团体的演出运作方式比较如下: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不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两种团体——曲艺队和说唱团,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营方式,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将以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况呈现在我们眼前。 (三)两种生存状况 1.曲艺队 襄垣鼓书曲艺队李杞队长介绍: 整体情况,80年代之前,很好;1983-1995年,一般;1995年至今,境况急转直下,令人堪忧。演出范围逐渐缩小,农村多于县城,并集中于西北较贫困地区。演出的形式和内容上,几乎没有变化,说唱的还是以前的曲目,有时候热心鼓书的王老师、范老师也义务给编几个小段,没钱请人写稿和排练。联系演出,1995年以前,多是被集体(如村委会)或个人邀请。1995年以后,个人很少请曲艺队演出,曲艺队员们常常集体下乡求各村里领导接纳,很多时候遭拒绝,有时还会遭到羞辱。有种“集体讨饭”的感觉。以往正月演出最旺,现在队员们腊月初就各自回家休息了,到正月二十左右才归队。为啥?没人请! 近二十年来,曲艺队员们的年收入基本没有变化,且在最近的几年内还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在2030年后,收入明显低于同一地区的农村人均水平(图中艺人收入状况由笔者调查所得,农民收入状况由襄垣县政府统计部门提供。图见下页)。 2.说唱团 长子县文化馆韩锦绣馆长介绍: 二十年来,长子鼓书发展得很好,说唱团现在仅长子县就有四十余个,前几年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多个,都是民间组织的,从业人员300-400人,年龄以30-40岁为主。流行区域已逐渐扩大至整个晋东南,以及晋中、河北东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演的都是传统长篇书,有改编的旧书,也有花钱请人编导的新历史书。有了与说唱团长期合作联系演出的经纪人以及搭舞台为生的个体户。说书一般都是一说三天,一天两场。演出可以一年到头,几乎天天演。 二十年来,说唱队员们的年收入呈上升趋势,并且高于所在地长子县在岗职工,在2000年后,甚至高于省城太原市的在岗职工(艺人收入状况由笔者调查所得,在岗职工收入状况由当地政府统计部门提供。图见下页)。 (四)现状分析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体制的鼓书团体在新时期下发展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反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民间音乐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作为民间音乐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曲艺队和说唱团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持有不同态度,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从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1.曲艺队 改革开放以前,曲艺队以政府文艺团体的形式存在,有政府作为依靠,定时定点下乡演出,各村委会负责接待食宿并支付报酬。这种演出运作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无疑是最为简单而有效的;并且对于都是盲人的曲艺队队员,政府在一定意义上还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作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而言,“演出队下乡”应该算得上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文艺演出形式了。 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媒体和各种外来艺术形式的冲击,使得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习惯与建国初的二十年相比,发生了大的改变。人们开始对新鲜的、流行的,甚至外来的艺术形式产生兴趣。同时,经济的增长,政治的开明,社会环境的宽松,信息与交通的便利,使得人们开始有条件追求新鲜事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曲艺队却依旧按建国初期的传统模式进行创作、演出活动。尤其是仍然以盲人坐唱为主,仍然以下乡摊派、各村委负责食宿和支付报酬作为主要的演出运作方式。这些都越来越与当代人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不协调,当地的村委和部分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开始拒绝,甚至反感这种演出方式。 曲艺队也曾经想过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改革措施,譬如:招收身体健全的青年演员,更新乐器,请专家编导新书等,但是由于资金得不到解决,因此只能维持现状。 而长子鼓书在这一时期却着手进行了全面的革新。 2.说唱团 (1)民间团体的建立。1980年之后,长子县出现了很多民间班社,班主都曾经是曲艺队队员或学员,他们自己投资购买乐器,招演员,做宣传,揽生意,开始把长子鼓书推向市场。这种演出团体的组织形式,在性质上已成为个体所有的非公有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所有者的积极性,为其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2)音乐的改革与创新。改革开放之后,晋东南地区的一些老习俗重新兴起,当地老百姓开始要求听传统书目。长子鼓书艺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广泛收集、整理、编排以及移植传统书目,如《五女兴唐传》、《回龙传》等,并邀请专家撰写、编排新长篇历史书目。在演出时,为了适应观众欣赏意趣的变化,唱词和道白趋向于通俗化、口语化、俚语化。 长子鼓书的唱腔音乐也有了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长子鼓书艺人申忠林(艺名:胖肉)认为以往的传统唱腔过于单调且不适于表现戏剧性的情节,开始对唱腔进行改革。他过去曾在县曲艺队学习过河南坠子,因此首先将长篇书目中的个别唱段改用河南坠子曲调演唱,并且开始教授徒弟。之后,当地艺人纷纷效仿并开始尝试夹唱其他剧种、曲种的唱腔,例如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豫剧、潞安鼓书、襄垣鼓书、襄垣秧歌、壶关秧歌、屯留道情等等。这种做法使长子鼓书具有了极其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在演绎长篇书目时,更加生动和贴近剧情。 (3)表演形式和演出场地的革新。随着为满足群众欣赏需求开始招收身体健全的女演员,长子鼓书的表演形式和演出场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盲艺人由表演者改为专门从事乐队伴奏,退至舞台一侧;女演员逐渐成为舞台的主角,并且变原来的坐唱为走唱说书,加入了模仿戏曲的身段表演。表演场地由原来的撂地式的露天场地改为临时搭建的小型舞台,舞台约20m2左右,一般是由两辆汽车的拖车相连而成。并且出现了长期与民间班社合作的专门以搭台为生的个体经营户。这种转变备受群众欢迎,调查中一位群众说:“长子鼓书在舞台上演,排场!演员个个都漂亮,比盲人说书好看多了。” (4)注重宣传和广告效应。长子鼓书之所以能够如此红火,与之大力度的宣传也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当各地鼓书仍主要以曲艺队下乡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时候,长子鼓书已经开始注重在民间进行广告宣传。当时,从县城到市区的路上,就经常会看到公路两旁的民居墙壁上、隧道的进出口等处,标有“长子鼓书——电话:8××××××”的字样。这可以看作是长子鼓书商业宣传的一种最初形式。在这种宣传的长期作用下,当地群众对“长子鼓书”有了一种熟知和认同感,久而久之,人们提到“鼓书”就会想起“长子”,提到“长子”也会想起“鼓书”。 然而,长子鼓书的艺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写小广告。在随后的十几年间,他们与当地的音像制品机构合作,开始大量出版音像制品。艺人们认识到:长治有寓意为“与天共党”的“上党”古名,且有上党梆子、上党落子、上党八音会等全国知名的音乐品种。所以,他们就在出版物上冠以“上党鼓书”的字样。在这种借“名牌”之力打开销路的运作方式下,长子鼓书艺人作为演唱者随之出名,在当地(乃至异地)有了自己的固定听众群。而名艺人往往又都是班主,为了扩大宣传,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班社,且将班社称为“说唱团”。如“申虎威说唱团”,就是以当地名艺人、班主申虎威的名字命名的。笔者2006年2月至8月间跟踪采访的“智燕说唱团”,则是结合班主付利智和王海燕夫妻名字中的“智”、“燕”来命名。继而,这些班社在当地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慕名而来。预约演出。 鼓书艺人的这种强烈的品牌意识和大力度的商业化宣传,使得长子鼓书迅速占领了当地的文艺演出市场,并越来越具影响,长子鼓书艺人也因此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据笔者采访的艺人王某透露,其所在的说唱团2005年演出场次为600场,每场500-600元(正月1000-2000元/场),团里最低收入者2000元/月,整体相当于山西省会太原市民的中高等收入。 (5)多方位拓展,扩大市场。近年来,专门录制、出版、销售民间音乐音像制品的音像公司应运而生。长子鼓书艺人适时主动与之合作,积极编排录制节目,拓展市场,增加收入。据长治市九久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李小龙先生介绍,鼓书类的音像制品在当地每部销售量少则两千余张,多则上万张。以“智燕说唱团”为例,近五年来,班主付利智、王海燕夫妇自己出资排演、录制、出版了60余部鼓书音像制品,其中仅《回龙传》(十碟装/套)一部销售已近四万套,2007年市场价格为50元/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鼓书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鼓书艺人的创业胆识和惊人智慧。 结语 通过调查,笔者为长子鼓书感到欣喜:其适时的自我革新、近似于产业化的演出运作方式、利用现代传媒扩大影响的宣传手段以及较强的品牌意识,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长子鼓书在新的社会体制中没有被淘汰,反而获得新生。 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笔者也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无论是曲艺队,还是说唱团,都存在同样一个影响其发展的重大隐患——后继乏人。作为曲艺队赚钱少,有此问题属意料之中;但是对于说唱团而言,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均年收入两万元以上的行当会如此不被当地人看好?通过调查,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1)传统行业观的影响。晋东南地区的鼓书音乐。历史上主要靠弱势群体(如盲人)来传承,从艺人员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条件稍微过得去的家庭,一般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从事这一职业。这种认识在1949年以后有所转变,但任何一种传统观念想要彻底改变绝非易事。在注重学历、地位、身份的今天,说书这一行当即使很赚钱,除非是家庭条件极差、学习成绩不理想又没有出路的年轻人,还是很少有人愿意学习它。 (2)现代社会下的行业竞争。一个鼓书艺人学成出师,一般要二至三年,学习周期长,技艺较难,在学徒期间没有收入,且演出场所不固定,走乡串户很辛苦。相比之下,诸如理发、按摩、服务员等行业,培训周期短(最多三个月),技术易学,管食宿,有的还发给一定的生活费,且有固定的从业场所。在这样的社会行业竞争下,鼓书演唱明显处于劣势,后备人才招收困难。 因此,从长远来看,长子鼓书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以,笔者认为当地政府特别是文化管理部门,对此状况应当采取多种积极有效的措施,诸如:落实为民间艺人评定专业职称,授予杰出艺人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称号;对走向市场的民间艺术团体给予政策倾斜;保障艺人及其行业的合法权益;改善和提升艺人及其行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加强社会择业观的教育等等。以保障长子鼓书健康、稳固、可持续地发展。 半年多的田野调查,面对内容丰富、板式多样的鼓书音乐,面对挚爱鼓书、敢于尝试的说唱班主,面对双目失明、生活窘困却依旧执著的曲艺队员,面对依旧喜爱听书的热心“书迷”们,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当代音乐人,对于传承和保护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那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传承和保护民间音乐,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的事情,也不能凭着一时的热情和几条规定来完成。这需要政府更加缜密、全面而细致的政策制定和工作安排,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关心和支持,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紧张、舒适的现代生活中,给予民间音乐多一次被聆听的机会! 作者附言:该文为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承担的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山西省民间音乐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分报告之一,发表时文字部分有改动并有新资料增加。 作者单位:王亮,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郭威,山西大学2004级硕士生,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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