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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龙的传人”,也是“羊的传人”

 闲之寻味 2015-02-21
早在7000年前,羊就已被东亚大陆先民成功驯养,从北到南,从蒙古草原到东海之滨。它的形象常被绘在器物上,或是直接把器物做成羊形:西北地区的甘肃齐家文化,出土过玉羊首;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则出土了陶羊俑。


在中国先民的观念里,羊从史前时代开始就有了图腾意味。甚至有种观点认为,汉族以龙为图腾的同时,事实上也一直在沿用羊图腾。如远古华夏族祖先之一的炎帝,出自姜姓,姜姓是以“羊”为部落名和姓氏的古羌,羌为牧羊儿,姜为牧羊女。


 
 
这尊巨大精美的青铜器,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1954年,一个叫张欣如的年轻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仓库中发现它时,它看上去粗糙、破旧、颓败,仿佛随时都会垮掉。因为战乱,它碎成20余片,仅被简单粘合在一起。


之后两个月时间里,日后声名鹊起的文物修补大师张欣如将之细细修补,并将残缺重新铸造,它才又恢复了3000年前秀美而威严的样貌。


青铜器的尊口向外舒展,肩部盘绕着蛇身而有爪的龙,58.6厘米的高度、52.4厘米的边长和34.5公斤的重量,令人叹为观止。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腹部四角的四只大卷角羊——头伸出尊外,蹄踏在尊底,栩栩如生。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正因为这四只大卷角羊,它被专家命名为“四羊方尊”。经过考证,人们确定,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器物。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的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在这时进入高峰。


而四羊方尊并非最早将羊形制作于器物上的历史文物。


自中国史前时代开始,在先民的观念里,羊已是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源,更是敬献给祖先祈求吉庆的祭祀品。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塞,从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到甘肃齐家文化,早在羊被东亚大陆先民成功驯养后,其形态就常常被描绘至器物之上,或直接被做成器具。


这一传统流传了5000多年,从祭祀礼器,到墓葬明器,从彩绘墓砖,到水墨工笔画,这些材质和具象不尽相同的器物,令羊的形象有了图腾的意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倒不如说是“羊的传人”。



“龙中有羊,龙羊一体”



说起远古先民与羊的关系,“六畜”是绕不开的。根据自身生活的需要和对动物的认识程度,远古先民先后选择了马、牛、羊、鸡、狗和猪进行饲养驯化,它们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成为家畜。


《三字经·训诂》对这六种驯养的动物有着精辟的评述,“牛能耕田,马能负重致远,羊能供备祭器,鸡能司晨报晓,犬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速宾”。


从中可以看出,当先民在祭祀祖先的时候,羊被奉为第一祭品。在人们看来,性格温顺的羊是美与善、吉与祥的象征,他们视羊入梦境为吉兆喜示,甚至认为是王者之兆,自然会以羊祭祀,祈求吉庆。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殷墟中期文物——四羊首铜罍,就与四羊方尊一样,是一种盛酒礼器。罍是一种小口广肩、深腹圈足的器物,也是把羊首铸在器身肩部,羊的双角、两眼特别突出,醒目而传神。


同属殷墟中期文物的三羊铜鬲和羊首铜卣,则是在器身雕刻了生动鲜明的羊形浮雕。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大型祭祀坑中,一个制造于商朝晚期的“三鸟三羊铜尊”除了在肩部铸有三个羊首,器身上还遍布或直立、或向上卷曲的羊形纹饰和云纹。


根据专家的研究,在礼器上镌刻羊纹,或是铸造羊首,能增加器物庄重肃穆的感觉。除此之外,也有祈祷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意思,或是延伸到对于国家、家族兴旺的期盼。


由此,更引发出一些民族的原始图腾,如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族,就以羊为民族图腾,其崇羊的诸多风俗就延续到了今天。


更有观点认为,“龙中有羊,龙羊一体”,说华夏民族以龙为图腾,自称“龙的传人”,倒不如说是“羊的传人”。


远古华夏族祖先之一的炎帝就出自“姜姓”,以“羊”为部落名和姓氏的古羌部族。根据释义,羌为牧羊儿,姜为牧羊女,而炎帝所在的部族恰以羊为图腾。直到后来,炎、黄二帝所在部族与其他部族历经融合,“龙”这一聚集了多种动物形象的图腾,才慢慢形成。


甚至有研究者说,虽然象征宏伟和气魄的龙,与拥有友善、吉祥、纯洁、鲜美、公正、讲礼、和合、奉献品质的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两种性格,但羊本身,却也是两种性格兼备,柔和之外有刚毅。


《诗经·召南》中就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传说在尧时期,主持刑狱事务的皋陶很敬重羊,身边跟随着一头能协助判案的神兽,名为獬豸,形似羊,黑毛,四足,头上有独角,能看出人是否有罪,分辨是非曲直。此外,无论雪山还是高地,羊都能紧跟着人类的脚步,人去不到的悬崖峭壁,羊也能去。藏羚羊、独角神羊(獬豸)更集中体现了羊之刚毅。


“龙中有羊,龙羊一体”的说法也在青铜礼器上有所体现。与羊有关的青铜礼器上,龙常常与羊结伴出现,如四羊方尊,就是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


另在唐传奇《柳毅传》中,本是祝福五谷丰登的羊则成为跟随龙布云播雨的神物:“柳毅路遇牧羊女,女子请他代传书信,并自言是洞庭龙君之女。柳毅同情龙女的不幸,又好奇地问:‘你既是龙女,牧羊何用?难道神灵也像人间一样,畜牧为了宰杀吗?’龙女答:‘这不是羊,是雨工。’柳毅问:‘何为雨工?’龙女答:‘雷霆之类也。’”这段描述中,龙女牧羊,而羊是雨工。



怎么分辨贵族?看墓葬里有没有“羊”



到了两汉时期,羊的“图腾”意味更加清晰而明确,它的形象也逐渐从单纯熔铸、雕刻于器物之上,转而变身为器物的最终形态,或进入贵族陵墓的壁画和彩绘中。


公元前117年秋,万里追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猝然而逝,年仅23岁。当时,汉武帝不胜悲伤,下令风光大葬霍去病,更为他修建了一座豪华坟墓,还从祁连山运来巨石块,雕成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牛、石象、怪兽吞羊、人抢熊及野猪等,排列在霍去病墓前,以彰其“马踏匈奴”的赫赫战功。


这些石人石兽,就是中国古代陵墓前最早的石像生。据《封氏见闻录》记载,石象生最初的作用是装饰和点缀陵寝,及作为墓主的仪仗銮驾。而石羊,则是銮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羊已不仅仅是“吉祥”的化身,更被赋予“瑞兽”的地位。在这个重厚葬的年代,稍微有点身份地位的人,都习惯在墓中陪葬各种“羊文物”,为家人及后世祈祝吉祥富贵。


除了之前所说的石羊,雕刻着羊的“摇钱树”算得上是贵族墓穴中最常出现,与羊有关的明器(即冥器)。它常常是一株饰满铜钱的铜质或陶质树,靠近根部的树座上,有各种动物的浮雕,除了蛤蟆、玉兔,羊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


其中最为精美者,或是藏于南京博物院的一株羊纹摇钱树座。1942年,这株“摇钱树”在四川彭山县的东汉崖墓中出土,高4.27厘米。铜质的摇钱树干插在人和羊首之间的羊背上,而树座顶部,赫然是一名面容清晰的骑羊者。


墓穴出土的羊形宫灯也有不少,它们不仅代表了吉祥辟邪,还有“具体用途”。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就出土了一盏卧姿铜羊灯。这只“羊”的设计算得上巧妙——羊腔内可盛灯油,背部是个活盖,羊脑后面装了一根活轴,通过颈后的弧形短柄与背盖相接。提动背盖尾端的小提钮,就可以让背盖翻起,顶在羊头上,成为灯盘。将灯油取出放在灯盘中,就可以点灯使用了。


当然,仅仅陪葬“羊文物”还是不足以彰显墓主的地位,这时候,兴起于西汉早期,流行于东汉的墓室壁画就成为许多贵族、高官或是地方豪强在修建陵墓时的选择。


根据资料,大多数汉墓中都有以羊为主题的壁画。


江苏徐州燕子埠的彭城相缪宇墓内,就发现了铭曰“福德羊”的石刻画——一只双角盘卷的羊看上去健壮有神,它的背上落着一直瑞鸟,右侧则是一只麒麟。整个画面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祈祝福祥、求得瑞应”。


四川乐山中区的肖坝、虎头湾等墓穴内壁上,刻的则是卧羊和羊头。卧羊体硕性温,双角盘卷,而羊头图则都是正面刻画,羊的双角曲成环状,线条抽象简洁——同样属于借羊表达吉祥之意。


但在吉祥之外,《杂五行书》曾记载:“悬羊头门上除盗贼。”《新言》则称:“初年悬羊头碟鸡头以求富余”,因而,墓穴中的羊头刻画,还有避除邪恶的意思。


相较于寓意强烈的这些羊瑞图,成都西郊曾家包东汉墓中的《农作·养老图》画象石,则更侧重于展示两汉时期农牧并举的庄园生活。这个墓穴的两侧高处,绘有一幅双羊图,两只卷曲盘角的绵羊,一前一后,昂首互视,举步走向一株牧草。



羊群兴则部族兴,羊的生殖能力很重要



在上下五千年历史之间,游牧民族对羊的重视和崇拜,催生了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羊文化。


对游牧狩猎者而言,他们驯羊的同时,也捕猎野羊。羊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羊群兴旺则部族兴旺,羊群凋零则部族凋零。


于是,几乎所有游牧先民留下的与羊有关的岩画,都包含了一个意思:羊为衣食之源,因此希望羊群繁衍,羊只增加。


新疆米泉县独山子的一幅岩画上显示的,是两个猎人分别将箭射入两只雌性山羊的臀部。这幅岩画透露着原始巫术的味道。古时,箭除了用作狩猎之外,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这幅岩画就是希望通过箭,将人的生殖力传递给羊,是人与羊的交感和互渗。


也有岩画会通过描绘怀孕的母羊,或刻画交媾中的羊来祈求羊只增加、羊群繁殖。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有一幅岩画,画面中四只山羊呈“井”字形排列,皆昂首挺立。其中一只鼓腹,显然是已怀孕的母羊。新疆托克逊县的一幅岩画上,刻有两只小羊和三只大羊。三只大羊糅合在一起,其中两只前后相向站立,前面那只前腿立地,后腿抬起,是正在与后面那只交合的情状。


有时候,为了夸赞羊的生殖能力,代表生育的阳具还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被刻画得异常粗大。


这与人类的生殖崇拜具有同样的意味。羊是胎生,每年可育一羔或双羔,这和人类很相似。所以游牧先民中,女性对羊很亲近。新疆温泉县的一幅岩画中,羊的双角盘成椭圆形双圈,中间还有一个三角形点,宛如女性生殖器符号。


当然,羊于游牧先民而言,不只是有生殖崇拜的意义。


北地的羊岩画中,还有母子同乐图、人羊共嬉图、双羊角力图,也有表现羊与羊之间亲昵、友好的对羊图。还有的岩画描绘了羊与草原上其他动物的关系,如羊与马、牛、鹿等动物共处一幅岩画中时,画面上充满了和平、安宁的气氛;而恶狼猛虎闯入羊群时,画面则显得紧张、动荡。


岩画整体风格质朴古拙、生动传神,不论是羊嬉戏时的快乐、悠闲,还是受惊时的慌张、恐惧,或是头羊的威风、神气,都栩栩如生。


游牧民族的先民们刻画的羊多为侧影,羊头和羊角是被重点表现的部位,特别是羊角。有的羊角弯曲成几个同心圆,有的则异常硕大,甚至延至尾部。这也和羊角是羊之力量所聚不无关系,每当雄羊发情争偶时,羊角就是最好的战斗工具,可以以角互抵,或是自卫。



当“南羊”遇见“北羊”



西晋末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随着异族的大举入侵中原,游牧民族带来的异质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着自两汉以来渐渐定型的中原农耕文明。


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江南水乡和东海之滨的“鱼文化”,与从漠北南下的“羊文化”发生了直面冲突。


两种文化本身,并没有高低之分。正如《洛阳伽蓝记》中所说,“夷人鲜卑,游牧民族之后裔,善习射、畜牧、狩猎,多食羊肉酪”。这就是所谓北方的“羊文化”,粗犷坚实、带有某种野性气氛,又因为常年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1970年代,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了一批牧畜图彩绘砖。


这是古人在砖上用线条和色彩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河西走廊西部出土的魏晋时期彩绘砖,内容丰富,色彩鲜艳,绘技高超,构成中国美术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牧畜图在一号墓,墓穴的壁画上,自右至左画着黑山羊3只,白山羊9只,白牛1只,右下方有一身着窄袖短袍的边境牧民,右手前伸作扬鞭状,正守护着一群羊和马前行。对于这幅画,美术史家曾称之“用笔简洁奔放,线条潇洒随意”。


这时期的北地羊文物,如墓室羊题材绘画等,在内容上注重写实,展示游牧生活和羊群图景,绘画风格则简洁粗犷,笔触洒脱不羁,呈现着一种朴实、自然的风格。


而江淮以南“中原甲姓,避难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民风所被,常食鱼饮茗”,这就是“鱼文化”。与之相伴的是育种、垂钓、温炖、米饭,所带来的联想,则是流水、草长、船舫、闲聊,从而形成细腻、柔软,带有某种温馨气氛的文化特质。


其实,南方原本也有养羊的传统。不过,当农耕社会愈发成熟,羊在南方人生活中的作用慢慢淡化了。它最终变成了古老的吉祥符?号。


几乎与魏晋墓彩绘砖同时出土的南方“羊文物”,是一件在安徽宣城发现的青瓷羊形水注。它与彩绘砖比起来,可谓是娟秀精致。


这件青灰色的青瓷水注,整体是一只高10厘米,最长11.6厘米、最宽6.8厘米的跪状小羊,直颈,鼓腹,羊首平视,羊角弯曲向后到耳后,背部有三个出水口,一高两底。尤其有趣的是,羊形水注的腹部,还刻划有双翅纹,也许,是想让羊跻身可腾空飞翔的天兽之列。


用羊的造型做文具,既为实用品,又为吉祥物,这正是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先民口耳相传的“羊者,祥也”的寓意。南方人定居农耕,牧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极少,在羊与人的直接生活关联淡去的同时,却也赋予了南朝羊文物更丰富而抽象的寓意和想象:吉祥、喜庆、和乐、腾飞……


于是,南北两方同为“羊文物”的器物,成为羊文化各自演进后,彼此差异性的集中体现。



“三羊开泰”的大一统



经历了三百年纷乱时世后,中国终于进入了隋唐大一统时代,而“羊文化”和“鱼文化”的差异弥合,早在乱世中就已开始,更随着中国南北一统,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被汉族完全同化,而趋向更深度的融合。


在这之后的“羊图腾”,则追随着大一统、民族融合的步伐,实现了南北合流。“三羊开泰”渐渐成为各种关于羊的文物表达最多的主题。


三羊开泰,其实是由《周易》的“三阳开泰”谐音而来。


依照字面来析,解释为三个太阳比较直观,即早阳、正阳、晚阳。朝阳启明,其台光荧;正阳中天,其台宣朗;夕阳辉照,其台腾射。这三种说法都有勃勃生机的意思。


“泰”是卦名,乾下坤上,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只要见到“泰”,就是大吉大利。开泰若是“求财”来算,就是大开财路;以“求婚”来算,就是大开爱门。


由于“阳羊”谐音,加上羊形象可爱,性情柔中有刚,易学家们就把“羊”借为“阳”的象征符号,“三阳开泰”也就渐渐在民间演变成“三羊开泰”,成了传统的吉祥语,并被描画成吉祥图案。


明清时期,可谓是三羊开泰图案最为频繁使用的年代了。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以它为主题的绘画,不仅民间画手青睐,甚至在宫廷中,一些皇帝也非常喜欢。


如今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三羊开泰图就是明宣宗朱瞻基所画。他可算得上是明朝最具艺术天分和才华的皇帝艺术家了。


画上呈现的,是一只母羊与两只乳羊,并以竹树与茶花搭配为衬景。“羊”与“阳”谐音,“竹”与“祝”谐音,所以这张画具有祝贺“三阳开泰”之意。


这幅三阳开泰图以水墨为主,略加淡彩,风格典雅自然,带有文人画笔墨的韵味。


在图上有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御笔戏写三阳开泰图”的署款,以及盖“广运之宝”御用玺印。


另一幅时常被人提及的画作,则是清高宗乾隆帝于1785年御制的水墨《三羊开泰图》。图上可见乾隆帝自书行书“开泰说”,讲述“三阳开泰”的由来:“羊交三而成泰。……泰者,通也,又安也。”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泰”的理解,认为君子,尤是一国之君,只有“终日乾乾”,才能达到“安而弗危”、“恒守其泰”之境?界。


三羊开泰的吉祥意味,经历明清后,在清末民初,直至当代依然广泛存在。在清末民初,大户人家里常可看见中堂正位太师椅条几上,摆放着一对绘有“三羊开泰”图案的粉彩瓷瓶。这类瓷瓶上的绘画,大多集中在同一个半面,另一面则是空白,摆放时总把三阳开泰、连升三级之类的图案朝外,以求给家族带来吉祥和好运。


到当代,三羊开泰这传统的吉祥图案,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广泛地呈现在各种艺术品中。也许是书画,也许是玉石,也许是景泰蓝,也许是鸡血石……


所谓“紫气东来吉祥多三羊开泰福瑞长”,这是当之无愧的汉民族首选吉祥图腾,而同样在被广泛使用的龙图腾,则显得过于霸气、宏大。亲切、喜庆的羊图腾,无疑更得民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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