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三十一）——我的博士论文|黄煌教授医话

2000年，我在日本出版了《中医传统流派系谱》一书，这是我在日本出版的第三本著作。同时，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徐灵胎与吉益东洞学术思想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分析》。

    这篇论文，我是上了心的。对徐灵胎、吉益东洞两位医家的大部分著作，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读过，对他们的学术思想非常信服，后来走近经方，也与他们两位的引导有关。我对于他们两人的不同点也充满着好奇，所以，到顺天堂大学以后，又细细地反复地阅读了他们两人的著作，并翻阅了其他相关的资料，在东京，这个远离中医教学漩涡的地方，冷静地思考两位大家的异同。

    我写文章，大多要打腹稿，这篇论文也思考了大约半年。说来好笑，这篇论文的大纲居然是在候车室里完成的。2000年9月10日，我应邀到京都为京都汉方研究会演讲，为节省路费，我没有坐昂贵的新干线回东京，而改乘夜间高速巴士。阔别京都多年，也非常想去看看那条静静的鸭川，去望一眼那座长满爬山虎的曾经住过的宿舍光华寮。但我都没有，因为我心里有事，就是那篇博士论文。上午讲座完毕，我就告别日本朋友来到京都车站。改造过的京都车站宽敞明亮。数百级的台阶拾级而上，可以到达别致的屋顶花园，在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繁忙的新干线，不远处的东寺古塔和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二条城和京都御所，也可以远眺东山西山北山等环绕京都的青山。我无心恋景，环顾车站四周后，随即回到台阶上，席地而坐，铺开白纸，开始勾勒论文提纲。大纲细节，论点论据，圈点勾画……。旁边的旅客走了一批又一批，太阳从头顶的天窗移到西边，直到车站灯火通明。从下午2点到晚上10点，我一个人在京都车站竟然呆了整整八个小时！两张白纸写得密密麻麻，论文骨架已经完成。登上夜间巴士后，我很快惬意地舒展肢体，闭上了眼睛……当睁开眼睛时，已经是东京的清晨。

    徐灵胎与吉益东洞均是18世纪中国和日本的以倡导古医学而著名的医家。这两位不同国土的医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十分相似的医学思想，并采用了接近的研究方法，取得了本国同道公认的学术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趣事。

    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徐灵胎“探求三十年”的力作《伤寒论类方》终于定稿。徐氏此书，一改过去从六经论《伤寒论》的传统研究方式，“不类经而类方”，从方证相应的角度揭示了《伤寒论》辨证论治的规律，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仅仅相隔3年的1762年，日本的古方派大家吉益东洞，也完成了作为该流派经典著作的《类聚方》。此书将张仲景的处方与证“列而类之，附以己所见”，其研究思想与编集方式与《伤寒论类方》十分相似。方证研究不仅是《伤寒论》研究的核心内容，更是中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徐灵胎与吉益东洞不约而同地选用类方法，决不是偶然的。这既是两人在长期探求医学真髓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金元明医学进行深刻反思以后的革命行动。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65岁的徐灵胎完成了他的医学评论著作《医学源流论》。他因感慨唐宋以来医道衰微，无儒者为之振兴，“至理已失，良法并亡”的现状，遂以其“博览群书，寝食俱废，如是数年”而造就的“寻本溯源之学”，就传统医学理论中的93个问题，阐述其独到的观点，对当时医学“笼统”“支离”“浮泛”的弊端多有针贬。几乎也在同时，吉益东洞也以非凡的勇气，向世俗提出挑战，他强调实证，强调亲身试验，反对温补，提倡万病一毒说和腹诊术，并全盘否定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名病因等传统理论。其学说中的36论由门人鹤元逸编成《医断》一书，并于1759年（宝历九年）刊行。两书的基调是一致的，均针对当时医学界思想混乱的局面，拨乱反正，明确了医学研究的范畴，强调以实践检验理论的科学思想方法。这对于促使当时的医学从宋明理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怪僻之论，鄙俚之说”等迷信荒诞的邪说中剥离开来，具有积极的意义。

    18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均处在一个学术思想的动荡期。在中国，明末清初兴起的实学思潮，以复古为号召，对空疏的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医学界也转向崇尚汉唐医学，注重医学自身的研究，注重前人实践经验的整理，讲求实效，不尚空谈，医学风气也为之一变。在日本，儒学也实施着同样的变革，受其影响，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医家冲破阴阳五行学说为主要说理工具的金元医学的束缚，以临床事实为基础，试图构筑实践的医学体系。应该说，徐灵胎与吉益东洞都是这个时代的医学革命家。正是由于所处在同样的时代，促使他们产生了相同的学术主张，真可谓“异域同心”。徐灵胎与吉益东洞重视方证与药物效能的研究，重视临床现象的观察和分类研究，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色彩。他们提倡古医学的目的，正如有的日本学者山本严所说的，“并不意味着医学的倒退，实质是医学的自然科学化”。可以说，这是18世纪世界东方出现的一道耀眼的医学科学精神的闪光。

    我发现，这两位医学家心目中的医学人才模式以及主张的培养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徐灵胎的眼里，医学首先是一门学问，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不是谋生的手段。面对清代乾隆年间日益増多的许多“为衣食之计”的从医者，徐灵胎充满了忧虑和不安。他最关心的是所谓“伟人”、“奇士”般的从事医学研究的高级人才的大量出现。徐灵胎心中的理想人才，首先是“聪明敏哲”的、“渊博通达”的、“虚怀灵变”的、“勤学善记”的、“精鉴确识”的所谓“具过人之质，通人之识”的高素质人才，然后，又有“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的培养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人才模式的设定，决定了徐灵胎必须强调基础，强调博取，强调精思。

    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中医学自从导入以后，一直是作为宫廷医学或贵族医学的形态存在的。江户时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都市化，市民阶层的扩大，社会对医疗要求不断扩展，需要大量的平民医生。吉益东洞所提倡复兴的“疾医之道”，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经验医学形态，换句话说，是一种应用方药的技术。所谓“医之学也，方焉耳”，“药论者，医之大本，究其精良，终身之业也”。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疾医之道”的简洁性和通俗性，适应了社会的需求，从而吸引了大批的求学者。据说，当时“从游而受业者多矣，上堂入室百有数人”。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初学者传授医学，强调方药应用技术，强调理所当然的经验，强调实证性强的腹诊，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对徐灵胎、吉益东洞两位医学家学术思想的思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学问，不能关起门来，而要关注天下大势。经方的推广，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民生问题。当今的中国，并不需要大量的中医理论家和做实验的研究员，而是迫切需要大批为老百姓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中医临床人员！经方愈病机理固然需要弄清，但让年轻的医生们掌握如何用经方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技术更为刻不容缓！现代的中医不可能花数十年的时光去参悟医理，他们需要教师将三年讲授的内容最好用三个月去讲完！复杂的问题，一定要简单表述；平常的问题，一定要深刻表述！

    在日本的那段日子，我经常想起我国中医界的前辈承淡安先生。非常有幸，我与承淡安先生是同乡，我家老宅在小镇东南，先生的老宅在小镇西北。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内忧外患，饥馑连年，贫病交迫者比比皆是，而针灸治病，简便验廉，不花钱，能治病，是当时中国平民医疗的最佳选择。于是，先生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针灸推广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他也到过日本考察针灸，回国以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在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他坚持针灸教学，创办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先后培养学员3000多人，分校遍及南方各省、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承淡安先生后来成为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而且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承淡安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忧国忧民的医学家！他是我心中的伟人。

    2001年春天，我的博士论文获得答辩通过，我随即回国。那时的我，踌躇满志：强调经典，立足方证，我要学徐灵胎先生！删繁就简，摸索一套快捷的适合基层医生的中医教育模式，我要学吉益东洞先生！普及经方，推广经方，为中国的平民医疗提供更多的经方医生，我要学承淡安先生！

 

南京站坐地铁一号线到新街口，转二号线到汉中门下，出一号门就是国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