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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梭罗的自然审美情趣
亨利·梭罗（Henry D.Thoreau,1817--1862）是美国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重要著作有：《河上一周》、《缅因森林》、《论市民的不服从》、《没有原则的生活》、《散步》等。其代表作《瓦尔登湖》（1854）以“描写自然景色的细致”而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它的主题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它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自然的关系。”[1]梭罗这种对自然独特的审美感悟，构成了他独特的自然审美情趣。 梭罗的著作都是根据他在大自然中的真实体验写成的。1839年他和哥哥在梅里马克河上划船漂游一个星期，写成《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1849)，书中发挥了他对自然、人生和文艺问题的见解。而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1854）则记录了他于1845至1847年在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一段隐居生活，此书一向被人们称为“梭罗的精神自传”。 在梭罗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他独特的自然审美情趣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彰显。梭罗热爱自然，强调自然对人的精神的净化和宽赦，以及他对他那个时代机械工业文明的批判，这些构成了他独特的自然审美情趣。 一、关于自然审美情趣 “自然”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本文无意去追思它的流变，但它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一个是大自然意义上的对象性的‘自然’，一个是与人的感受相关的感受性的‘自然’，最后一个是作为人的生存样态的源初性的‘自然’”。①换句话说，那就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对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通过外感与内蕴的相互作用，达到感性直觉与理性把握的统一。这种自然审美，在人与自然之中存在有着一种“共同天性”。[2]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探寻的就是，人与自然怎么样才能更好地相互“打招呼”，文中无不是围绕着这个独特的视角，即自然审美情趣来展开的。因为很久以来，人与自然是相对立的，它们处于一种不调适的状态，正如杜夫海纳指出的，人虽然“审美自然，但仍然是人在向他自己打招呼，而根本不是自然在向人打招呼。”[3]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分离而不能形成交流与对话，不能共为一体，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不能形成交感，不是互相成为审美对象。缘此，人对自然的审美感知向度便构成了人的一种独特的自然审美情趣。“自然之所以能从审美的角度去看，那是因为它能从文化的角度去看。”[4]毫无疑问，从文化角度上去感知自然，那么自然就被染上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也就是，人在自然的审美中有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一如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对自然的审美感知所能阐明的东西正是外显自然与物似或死物之间的关系。在对自然的任何感知中，实际上皆涉及到整个社会。后者不仅提供一般感知的方式，而且也界定着与其自身超验性相关的自然。这样，对自然的感知则是对否定性具有决定作用的官能的产物。”[5]自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正是人和人的审美感知“赋予自然界之物以生命活力。[6] 在《瓦尔登湖》中，字里行间到处洋溢着自然的清新气息，它们都是“诗意”的，即都是“思”的“诗”。在海德格尔看来，自然就是诗意，自然具有无限性的本质，而诗能穿透这种有限达到无限。然而，什么是“诗意”？诗意就是人与自然自由自在地相处与大地之上，即人与自然和谐并存。“诗意”是一个内涵极丰富的概念，它可以用来说明一种文化氛围，一种人生态度。同样，在周宪看来，诗意是一种精神性的追求和表现，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境界。诗意更多的是表现在一种自然谐调的原初生活里面，即没有过多地被机械工业文明所异化的时代生活。诗意表征的是一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和谐，是一种完美的和谐运作状态，并使在这个时候的人处于自由之中。那时的人与自然是浑然不分的，强调的就是“天人合一”，人化了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7] 《瓦尔登湖》这部作品以审美的姿态来看待生活、看待自然，以达到一种清淡素朴和纯化，即澄怀观道的人生理想。“一切的思都是诗”，梭罗眼中的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心灵交流与对话，是梭罗对自然“思”的“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在《瓦尔登湖》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观照，人们心存自然的感情，在对自然的“思”中也就内露诗意的美感。说到这种美感，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书中也这样说道：“纯粹的美感是主体的个人反应，它是个体从流行的社会标准中提取出来的一种判断。把美定义为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愉快存在，也根植这种关系中。主体在不顾它社会价值和目的美的判断中表现出自己的特色。”[8]换言之，人对大自然的审美观照，引起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反应与交感，从而人在心灵上有愉悦，获得情感和美的情趣。 诚然，梭罗的自然审美情趣是以审美为指归的，审美在自然与人之间筑起一道桥梁，引导人在自然生活中超越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就是康德所谓的“优美”，即和谐均衡的世界，它具有个人的、非功利的和普遍性的特征。在这和谐均衡的纯然世界里，人与自然形成交流和对话，并在这独特的交流和对话中，人们对自然和人的生存审美观照得到升华与净化，从而达到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超然彼岸世界。但是，在《瓦尔登湖》作品中也表现出某种忧虑， 即所谓的“无论何种审美主义，仍然是一种理念化的思想建构，即经营的是感性本体论和此岸理念论。”[9]也就是说，这种理念纯然的世界是人们能够达到的吗？自然能给人们带来和谐均衡与净化吗？人在自然中能得到宽赦和新生吗？这种生存审美观照忧虑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审美观照是人在感性上的诗与思，它能否达到，则要看现存现实世界的基础， “审美无论如何高张感性、体验、本然生命,依然是一种理念——感性至上的理念，这一理念必有一个实在的基础。审美主义作为一种感性至上的理念论主张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方式的重点是在感性上。”[10]诚然，作为自然审美的愉悦，它给我们人类的只是一种临时的精神生活的假象。在自然中，我们通过各种知觉整体去感觉自然的存在，但对自然的审美我们始终无法逃避现实，始终被现实所缠绕。关于这一点，诚如彭峰所说，因为“变化着的自然始终提醒我们它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完全满足的，自行其事的自然在根本上不服从我们的想象”，“自然在根本上也不是意向世界，而是不断撞击着我们的，体现出不服从想象的必然性的现实世界。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不仅不能使我们逃离现实世界，相反，使我们更加接近现实世界，进入一个比实践事物组成的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11] 《瓦尔登湖》中展现出的这种独特的生存审美观照，即向往诗意的审美世界，它能使处在纷繁的世俗世界中的人们找到一个心灵的安息之所。虽然这种世界或许是难以达到的，但他毕竟在作品中给我们勾画出了一幅美好的自然图景。客观地说，也批判了扭曲、病态的机械工业文明社会，而这种社会是与自在、健康、有净化和救赎功能的大自然完全相对立的。 二、自然审美的净化与宽赦 （一）自然审美的净化 梭罗是自然之子，他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并切实亲身地去体验、去感悟，并用他那神奇的妙笔唤醒大众。梭罗用艺术家的敏感、作家的天赋、诗人的灵魂来展现自然审美的净化与宽赦。透过梭罗观察入微的眼睛，我们能感触到隐藏在其中的一颗深邃的哲学思考心灵，处处呈现出他敏锐的观察力、哲学思考力与清晰的表现力。梭罗心中充满理想与激情，相信人的天性纯洁，人可以返璞归真，并能达到完美境界，坚信只有在简朴的生活中才能感觉上帝的存在，投身自然之中才能寻找自我，才能生活的更为诗意、更为自由。因为梭罗坚信，人在自然的怀抱中才能更好的冥思与写作。梭罗本人在瓦尔登湖畔自己建造的小木屋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他做着自己喜爱的活动，就是“在大自然中漫步”。 梭罗喜爱的自然万事万物，都在他的笔下都显得生动细致起来。打开《瓦尔登湖》，人们甚至可以听得见蛙声和鸟啼，看得见湖水的波纹和林中的雾霭。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野鸭与老鼠，青蛙与乌龟；菖蒲与芦苇，河蓼草与眼子草；垂钓与种豆，泛舟与悠淡等等，这些在梭罗的审美中都显得是那样的细致，那样的真实，自然的一切细微都逃不过梭罗一双敏锐的眼睛和一支生花的妙笔，自然万物都带上了人的感情和个性。在自然审美中，梭罗的世界是秀美的，梭罗不断自觉地转换着他独特的 “角色”，恰如斯蒂芬·哈恩指出那样，“当我们阅读梭罗的自然史著作时，我们常常会发现他在同一篇作品中不断转换角色，从诗人到道德家，自然主义观察者，再到科学家，从而具有某种流动性。”[12] 梭罗认为，在深邃而纯洁的自然中，人们的性情才能得以陶冶，人们的灵魂才能得以升华。这湖孕育着一种净化的审美精神，一种宁静而深邃的审美意境。瓦尔登湖以“深邃和清澈著称”，“它没有一处是泥泞” ，“湖水却是这样的纯洁”，以至“游泳者会白得像大理石一样”，“水是这样的透明”，湖里的“水草像生长在里面的水一样的明亮而无垢”，“所有在这个湖水的水族，确实比一般的河流和多数的别的湖泊中的鱼类，来得更清洁，更漂亮，更结实”，“清洁的青蛙和乌龟”在这里找到了栖息之所。“瓦尔登是森林一面十全十美的明镜……在没有什么像这一个躺卧在大地表面的湖沼这样美，这样纯洁……这一面明镜，石子敲不碎它，它的水银永远擦不掉，它的外表的装饰，大自然经常地在那里弥补……如果有任何不洁落在他面上，马上就沉淀，太阳的雾意的刷子常在拂拭它。”[13]在梭罗的眼里，瓦尔登湖就是“神的一滴”，“比起我们的生命来，不知美了多少，比起我们的性格来，不知透明了多少！我们从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瑕疵”， [14]连“空中的精灵也都逃避不过这一片大水”，它不仅仅是一个湖，而且是一个充满着性情的湖，自然万物在这里诗意地栖居。 自然是有生命的，是有人格的，自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梭罗认为：“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的，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15]梭罗通过对瓦尔登湖的测量而测量人的“天性”。 “天性”是动物生活肉欲，如同它在人类中得以再现一样，是不解之源。只要人们相信自然本质上的清洁，人们就能坚持他们自身清洁的可能性。[16] 大自然本质就是清洁，大自然的不洁正是人类的不洁所引起的。梭罗指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纯洁，可以净化的自然，没有它，这种纯洁与人类多么的不相容，离道德有多么遥远。 梭罗致力于自己的自然生活过得审美化、有艺术性，他亲身体验，把美的情趣贯串在生活里，并能在其中感悟与获得，进行“思”与“诗”。“他从审美中获得真理和伦理。这种美学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伦理，就是哲学。”[17]这一论断可谓切中肯綮，即这种审美让人回到自然而然的生活之中，摆脱世俗的日常生活对人的“异化”。 梭罗的精神骨子里边是向往大自然的，因为只有在那里，他的心灵才能获得启迪和升华，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创伤才能得以弥补和消弭。梭罗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生活，创造自己，超越自己，还生活以一种本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那段瓦尔登湖生活正是他这种独特的生活风格的真实体现，超越生命中所建构起来的客观对象世界，进而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情感。 （二）自然审美的宽赦 虽然，米尔德在《重塑梭罗》一书中称《湖》、《贝克田庄》和《更高的规律》为《瓦尔登湖》中的“纯净三部曲”，表现出自然对人们精神的净化与伦理道德的升华，[18]但是，《瓦尔登湖》中的《冬天的湖》和《春天》这两章则更能凸现出自然审美的宽赦。 自然中的山林水草、飞鸟游鱼、山峰密林，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明净，这些是与物质文明相对峙的纯净世界，正是在这纯净的世界里，人们才能洗去一切追名逐利的欲望念头，生活才会显示出更诗意美好，充满更多的才情与性情，得到自然的宽赦而获新生。正如梭罗自己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中这样说道：“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暇，忠诚如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个宗教意味的活动，我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据说在成汤王的浴盆上就刻着这样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懂得这个道理。”[19]在自然熏陶中，人们所犯下的罪恶才得到大自然的宽赦，人们才能活得更有新意、更有诗意。 人们只有投入自然中去，与自然共心跳、共呼吸，浑融一体，领略自然审美的意义，人们才能在自然中获得宽赦和新生。梭罗的《春天》给人们以永远的希望，使人们“原装”得以恢复，大自然从冬到春，每一次季节的轮回，都带来宽赦和心声。 “在一个愉快的春日早晨，一切人类的罪恶全部得到了宽赦。这样的一个日子是罪恶消融的日子。阳光如此温暖，坏人也会回头。由于我们自己恢复了纯洁，我们也发现了邻人的纯洁……为什么狱吏不把牢狱的门打开……为什么审判官不把他手上的案件撤销……为什么布道的人不叫会众离去；这是因为这些人不服从上帝给他们的暗示，也因为他们不愿接受上帝自由地赐给一切人的大赦。”[20]梭罗认为，人在自然中生活是一种“闲逛”，一种宗教的“朝圣”，人在自然中获得上帝召唤的讯息，“梭罗的上帝在自然之中，上帝就是自然。”[21]自然与人的精神是相通的，自然能给人美的享受和对人的精神的净化与宽赦。 瓦尔登湖以清澈、深邃和纯洁涤荡着人们的心灵与道德，它有赎罪的功能，让观者得到净化。人们看到如此神圣“贞洁”的世界，内心深处会涌起一种高涨的指向现实道德的冲动，自然对人的审美的纯化才能达到一种虚静的心无杂质的状态，这种心态是自然的、平和的，没有震抖和颤栗，即使有，那也是欢乐的，分辨不出来的。 总之，梭罗对自然的审美，是对彼岸的主体性、在世性的审美，从而使得此岸性的“诗”与“思”重新彰显出来。“审美变成了感性的生命在失去彼岸的神界时，获取当下生存的一种感性本体论支撑。”[22] 净化与宽赦的自然审美，作为反抗世俗性、机械工业对人性的压制与异化，正是梭罗自然审美情趣的感性存在之维，在当下它并能显出独特的救赎与宽赦功用。 三、对机械工业文明的批判 虽然自然对人具有净化和宽赦的功用，但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不懂得自然的这种好处，反而肆无忌惮地对自然进行无尽的榨取，为了自身片面的高速发展往往以损害大自然为代价，工业文明与生态自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更为不幸的是，人们也没有很好地处理这对矛盾关系，造成了工业文明与生态自然都不能谐调的发展，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自然生态的和谐。人们在面对自然的时候，“除了从经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考量外，我们也应该从伦理和美学的角度，来考虑每个问题。当一件事情倾向于保存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感时，这便是一件适当的事情，反之则是不适当的”。 [23]因提出“土地伦理哲学”而被后人誉为“现代环保之父”的李奥帕德在其代表著作《沙郡岁月》中也如是地说道。这里的“美感”就是要超越经济实用价值而强调自然生态审美价值。 19世纪的美国社会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机械工业时代的到来，摧毁着传统的田园文化，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高涨，这些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的精神也堕落被异化。科技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使得人们完全听命于技术与工具的奴役，人失去了自由与主动性，使人失去了个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生产、人的生活和活动都变得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单面人”，异化就这样笼罩着生命个体的全部生活，让人无从无法摆脱。“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下，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24] 在现代工业文明中，人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人的本能遭到压抑，人不成为其人，人失去了真正的自我，人与人分裂了，“这种分裂表示着，在人对自然的逐渐增长的支配中，被人所支配的自然仍然保留着它对人的支配。”[25]梭罗身体力行地将这种精神体验与自然景物交融一体，无论是从主观或客观上说，都正是对机械工业文明的批判。梭罗认为，在工业文明的城市社会里是没有人类的“春天”的，人们只有来到森林中、大自然中才能见到人类的“春天”。人只有重新走向自然，在自然中失去自我，再找回自我，在荒野之中才能寻求生命个体的升华与净化。梭罗说道：“吸引我住到森林中来的是我要生活得有闲暇，并有机会看到春天的来临。”正如米尔德在《重塑梭罗》一书中分析的那样：“我们处于不和谐状态的根源是所谓的‘进步’或者‘文明’的错误努力，从亘古到现今整个外在的历史进程，通过剥夺我们每一个人儿童时的想象天赋的社会化进程，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上扼要重述着这种不和谐。”[26] 梭罗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社会批评家，他的目的是揭露时代的弊端，指出人们正将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最终会导致生命的衰落，“我们已经太堕落了。”梭罗在《春天》中这样说到：“在我们热忱地发现和学习一切事物的同时，我们要求万物是神秘的，并且是无法考察的，要求大陆和海洋永远地狂野，未经勘察，也无人测探，因为它们是无法测探的……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突破自己的限度，需要在一些我们从未漂泊过的牧场上自由地生活。”现实生活里的这种“未漂泊过的牧场”显然只能是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与我们并不遥远，它是可以而且能够达到的。在达到之前，人们要学会诗意的自然审美，在利用自然的同时要学会节制，索取要有一个限度，最好是能与自然“自由自在”地相处。人类对自然的贪婪索取就像“天性”一样，难于克制，但必须克制。克制而不是去放纵，这样人们才能在自然中生活得诗意与审美。 为什么梭罗说，如果自己不在自然中生活就是没有真正的生活过呢？他自己说：“我到森林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到生活所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27]人要“自然”地生活，然而，在技术、机械工业时代里，人的个体灵魂的生命气息逐渐在世俗的生活中被驱逐出去了，人处在逐渐地被“异化”的生存困境之中，人个体的机能早已被削弱与耗尽了。人的“主体性”缺失了，但是，人又怎样才能找回这种个体生命丧失了的生命感觉呢？用刘小枫的话说，“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一触摸生活实在，生活实在立即就退缩回去了。尽管如此，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毕竟是个体生命与生活实在发生杰出的唯一途径，如果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也丧失了，个体生命也就丧失了承负在体性的无聊和孤独感的机体。”[28] 梭罗提倡把日常生活过得审美化、有艺术性，“自然”生活才是本真的东西，这些正是现代人的生活中所严重缺乏而亟需的。梭罗关注的是人的个体生命感觉，人怎么样才能自由自在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 梭罗认为，人是上帝的选民，人的生活中必须得有某种“超灵”的东西存在。“超灵”在这里就是自然审美精神，即自然所能馈赠的一切。在梭罗看来，自然就是野性，野性是自然的生命，它的原始、荒凉、清新和纯朴，预示着勃勃生机。野性与善良的冲突反映在野性与心灵的追求之间的激烈冲突，反映在野性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梭罗的自然审美情趣中对机械工业文明批判的维度。 梭罗崇尚野性的自然，是一个真正的实践者，他接近自然具有一种实验的性质，他从个人主义出发，谴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主张用自然审美精神来对人自身进行救赎，并告诫人们“只管欣赏大地，可不要想去占有”。梭罗以其自然主义理想，用自身的行动实践去反抗和批判。但是他对现代科学技术文明并不排斥，而是极力主张物质生活“简单”化，精神至高无上，回归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不可否认，他这样做也遭到很多人的误解与批评，一些不解的人们觉得他生活得怪僻而不可理俞，梭罗结合自己的境遇，觉得自己这样却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他自己辩解道：“我必须承认，当有人问我对社会有何作用——对整个人类负有何种使命时，我感到汗颜。无疑，我感到惭愧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我的四处闲逛也并非没有理由。”[29]正是在这一向度上，梭罗的自然审美具有了“强烈的20世纪现代性”的意味。[30] 正因为如此，梭罗的自然审美情在今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其独特的魅力和精神意义，彰显着当代语境下人们回归自然的内在共同追寻。 注释： ① 参见徐辉：《追思自然——论环境美学的根基》，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第63-65页。而程虹在论述“自然”一词时这样说到：“它可以被视为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一个宇宙整体，也可以视为与人类文化相对立的、没有被人的足迹所践踏的荒野；它可以被视为充满活力、给人类以灵感和启示的精神象征，又可以被视为是机械运转、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实体。它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完全抽象的概念：即使人不在荒野之中，也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并自发地为保护它而努力的一种生态意识。可见，自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角度看，自然是非人类创造的自然环境。而从广义角度看，它则成为一个折射多方的万花筒：单纯的自然与复杂的人类生存环境相交叉、相折射，闪烁着色彩斑斓、变化万千的图像。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是一个复杂的、难以捕捉、难以描述的对象，而正是它的这种复杂多变和难以捕捉的特性，使得它极具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自然文学作者。”（参见程虹：《寻归荒野》，北京：三联书店，2001，第257页。） ② 目前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代表的作品主要有：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6。杨金才、浦立昕:《梭罗的个人主义理想与个人得到的良心》，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杨晓峰:《超验个人主义思想的理论构架》，载《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12] [美] 斯蒂芬·哈恩著，王艳芳译.梭罗[M].北京：中华书局，2002：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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