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7年的今天，宋理宗向大臣推荐朱熹的四书集注，此书现有中华书局的四书章句集注，平装十分实惠，据说是现阶段销量最好的繁体竖排书籍。关于四书的解读，或是文本的句读，再或者是对于朱熹的四书集注的分辨，所存的资料太多，观点太杂，小编也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来挑选。这几天会持续推送一篇文章，说的是“四书学”，实话说是随意找了一篇，感觉还不错。
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一）
内忧外患的宋朝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宋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转型时代。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以及“靖康之变”，不仅是造成南宋之初政局动荡、民族危亡的政治因素也是致使宋代人文精神发生巨变的关键之因。宋代人文精神的巨变主要就体现在理学思想的构建和兴起。所以，就理学产生而言，内忧外患的特殊社会形态就是宋代早期理学思想得以构建的时代背景。就理学发展而言，南北宋迥异的政治领域造成了理学在文化领域中的不同阶段，正如刘子健所言：“11 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了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 12 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懊，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 页。）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和南宋转型所带来的理学发展与定型。
宋朝是中国历史中比较孱弱的朝代。在此历史时期内，家国始终面对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严重威胁。北宋时期，中原王朝不仅承受着来自辽国的强大压迫，而且即使在与西北较弱的西夏政权对抗中也是败多胜少，以至于每年都以沉重的“岁币”来换取一时的和平。这种耻辱的对外政策严重伤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民族自尊。然而更大的灾难则源于金国的异军突起。从公元 1115 年金国一统北方之后即发动了对宋朝的战争，并于第二年一举攻占东京汴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南宋初期，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国和步步紧逼的来自金国的侵扰，使得士大夫们愈发感到国家未来的昏暗与迷茫，继而愈发忧心于道统的传承与延续。尽管如此，但是由于朝廷的软弱，终究还是抵挡不住来自北方的外患对中原民族的危及，进而逐渐扩展为宋王朝的内患之忧。金兵的摧残致使宋廷多地沦陷，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离，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人是铁，饭是钢，生存才是人的第一追求。于是，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得遭受逃逸之苦的百姓在生计面前毅然决然地丢弃了道义，生抢豪夺、杀人越货，对南宋的基层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与破坏。可悲地是，在此情此景下，高宗不但不予以积极安抚管制，相反，对内施行武力、血腥镇压，不仅助长了南宋武将在兵权与政权上的欲望心，而且加剧了朝廷与百姓之间的等级矛盾。一时间，人心之贪、民心之诈、君心之危、敌心之凶充斥了南宋整个朝纲。
在特殊社会形态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拯救国家于危难，救治百姓于水深火热成为士大夫们所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引发了理学思潮的兴起。因为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冲突中，士大夫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儒家思想能够肩负拯救之重任，于是承续先贤治世之道以救世成为宋儒家国关怀的一条门径。但是，原始儒家思想又确实存在着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之处，所以继儒学复兴之后，努力吸收佛老之学，使儒释道三家交汇发展，从而带来了传统经学上的革新，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在先儒学术探索道路的基础上，宋代亦涌现出一大批有建树的理学大家，其中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最具影响力，是理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奠基者，对实现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理想有突出贡献。周敦颐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理论核心，吸收佛老宇宙生成模式，建构出以“太极”为核心的本体论，进而以“天人合一”理论为人性论、道德修养论、外王的政治学说奠定形上基础，指明了理学的理本方向，成为后来学者公认的理学之鼻祖。张载则站在肯定客观世界的角度，引入气论，提出“太虚即气”的本体学说，与周敦颐的“太极”本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换个角度亦可说是与周敦颐的本体理论形成了互补。因为后来的二程正是在吸收周敦颐和张载等思想精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虽然彼此的理论系统还并不完善，理论内容上、逻辑上也都有所欠缺，但是经过周敦颐，再到二程，可以说形成了理学早期的理论系统。
到南宋初期，在内忧与外患的交困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得到了现实印证。如何求得内圣外王之道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更是成为南宋初期思想家们最棘手的儒学问题。士大夫们通过君子小人之辩、德才之争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立国政纲和招贤纳士的人才选拔，认为这才是根本，倡导要先由“为己之学”达到内圣之极，继而才能开出外王之才，成就尧舜之伟业。但是这种为政之风并未达到士大夫所设想的结果，而是最终呈现出混沌的现实异化，最终导致了“庆元党禁”事件的发生。
内忧外患对南宋士大夫思想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对天下国家理想关怀的丧失，亦即对内圣外王精神的丧失。如朱熹言：“人才政事，分为两途，是此者非彼，向左者背右，既不可得而同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三，第 3914 页。）南宋初期的民族危机、因循政风以及后来的内批之斗等使得天理愈加不明、人欲横流，孔孟倡导的仁义道德、“敬德保民”的礼乐之治和尧舜之治的王道主义都已不复存在。整个南宋社会，无论国家的外王之道还是个人的内省之德都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也是宋代理学所面对的历史困境。在此困境面前，对社稷安危、民族危亡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心，以及由此激发的社会使命意识和历史忧患意识，使南宋士大夫们开始更多地关心人文信仰问题。他们开始放弃与君主共定“国是”的外王追求，理想实现的切入点转投到对主体德性的塑造之功上，内圣的“为己之学”被予以更多的关注，以内圣开外王的理想得到进一步发掘。而对于如何求得内圣，更如何由内圣开出外王，这又成了南宋理学家们新的理论问题。
在这种对社稷和民族的关怀下，以恢复儒家道统，寻求万物之本根，由道德重构开拓王道功业的学术思潮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以内圣为进路的外王理想，使得理学家更多的关注德性修养和心性之学的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内倾化学术趋向。在这种情况下，“五经”的训释已远不能满足士大夫的学术要求，他们还需广泛的涉猎其他儒家经典，于是《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四部典籍开始更多地被予以关注。
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二）明道求理
从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靖康之耻再到建炎南渡，一系列内忧外患引发的社会动荡、民族危机等现实问题使得士大夫们也愈发意识到佛老出世思想并不能给予圆满解决和理论指导，对于社会之变乱很难做出客观的、理性的判断。于是人们不得不探索家国何以长治久安？不得不反思人何以安身立命？且怎样安身立命？为了建构安身立命的社会场所，为了救黎民百姓于危难之中，背负社会政治任务的重担自然且必然地由佛老转到了儒。尽管传统儒学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亦有不足，但是儒家学者不辱使命努力探索，发明义理，完善理论体系，以求找到完满的解决办法，同时捍卫儒学之官学地位。“明道求理”思潮就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下产生的。
明道求理，简单来说，就是以儒家传统之道寻找万事万物的本体之根，澄明一切事物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和一切事物的本质规律，彰显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性或道德意识在政治、伦理领域的作用。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杜绝将心之贪、民心之诈，回归道德文明，求得本性的复明。只有将民团结、君臣一心，国家才能强大，才能抗击蛮夷的凶残入侵，拯救百姓于危亡祸乱之际。反过来，百姓亦能救国救主，保驾护国，强有力的抵御外敌。可以说，明道求理思潮的兴起，是一种时代需要，也是一种时代必然。一时间，君主的“明理”自居，臣民的“言理”之风、士大夫的“求理”内省逐渐席卷开来。
北宋建立之初君主为维护其君权的合法性而遍寻有力可靠的理论根据，可以说这是明道求理思潮兴起的根基。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举兵建朝，定都汴梁。后灭后蜀、南汉、南唐三国，一心希望统一全国。976 年，太祖赵匡胤突然离世，由太宗赵匡义即位，这就是“烛影斧声”之事。虽然，太宗继续国家统一大业，但是对其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民间百姓乃至为官大臣的怀疑。毕竟靠兵变夺取的政权既没合法性又不易使人臣服，对于执政者而言，这是远远不能慰藉统治心理和权力欲望的。所以宋初君王亟需肯定权力的合法性，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可靠的理论依据。《上太宗论彗星》记载了一段反映宋太宗心理的话：“今捡寻故事，闻达宸聪，冀将师古之文，卿证顺情之说。伏望陛下勤求理道，独出前王。虽然彗星呈妖，自有皇天辅德。臣所愿者，除旧布新之事，专乞陛下亲行；变灾为福之祥乃为陛下已有。如此则商高宗之桑楮，遂至中兴；周武王之资财，须行大赉。”对理论论证政权合法性的迫切需要正是宋初皇帝的心理写照。因为对宋初君王而言，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既是稳固当前政局的需要，亦是维护宋朝根基的需要。所以当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为大？”时，赵普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自北宋建国以来，君主就开始大力宣扬“道理最大”的正统治道，彰显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和至上性。
除此以外，“明理”还可为行使政权，树立王道纲常寻找理论依据，以“理”服人，确保自己江山的恒久永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励精求理，对官吏任职者一律第其优劣，廉察官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记载，日本国僧人裔然与其徒弟五六人从日本国来到中国，称其王氏国君自始祖至今历经了六十四世，然称王者八十五人。
且文武大臣、官僚吏史皆世代为官。宋王听此叹息，对宰相说到：“此岛夷尔尚存古道，中国自唐季海内分裂，五代世数尤促，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联（太宗）虽德不及往圣，然孜孜求理，惟恐庶狱有冤。未尝敢自暇逸以田游声伎为乐，冀上弯降鉴，庶几作子孙长久计，使运柞悠远。大臣亦世守禄位，卿等宜各尽心辅联，无令远夷独享斯庆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五，雍熙元年三月乙卯，第 574 页。 ）这么一个小岛还尚遵循古道。中国自唐王朝便四海分裂，官臣子孙很少继承祖父之德业而为。太宗虽然德性远不及古圣先贤，然而他孜孜以求理，唯恐处事不公，民有怨言。从不以悠闲自得之生活为乐，一心为后世之长久呕心沥血。大臣们同样安守职责，尽心尽力辅佐皇上，唯有这样才不会使得蛮夷之人侵扰我边土而自乐。自宋君主处处讲理，以“明理”自居，在此带动下，求理言理成为了政治家大臣们谏言的根据和理由。陈靖在《上太宗乞天下宫属三年替移一年一考》中言：“臣今日内殿起居，次当转对。自量荒昧，莫识变通。当求理之朝，唯思进说；顾犯颜之罪，不敢避诛。庶同千虑之愚，少助万几之智。”（[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十二，《上太宗乞天下宫属三年替移一年一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788 页。）同样，以理谏言的还有王禹偁：“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虚不蒙福？事佛无效，继可知矣。陛下深鉴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一、二十载不令度人，不许修寺，使自销铄，渐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
随着君王明理、大臣言理风气的推动，到北宋中期时，“理”已远远超出“道理之大”的原始意义，而上升为治道之本和纲纪效法的根据。明道求理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和言论语境。至南宋，理学大盛，明道求理更是广涉政治领域，成为南宋普遍的社会思潮。 与君臣明理、言理不同，宋代士大夫们的明道求理多体现于对“五经”、“四书”、“易传”等经典义理的内省上。就为政而言，明道、求理是为了实现统治君主的政治愿望和统治需要，亦成为政治人物争夺权力话语权的方法和手段。就人文而言，明道、求理是一种人文关怀，即人何以安身立命且如何安身立命。在他们看来，“五经”在义理阐发上多侧重于社会治世的外王之道，而“四书”相对来说，则更注重个人身心完善和调整的内圣之修。而内圣之修和外王之道正是士大夫们孜孜以求的理想探寻和问学目标。于是，明道、求理开始由外在的政治需求逐渐渗透为内在的修养之基。《横渠易说·卷三》曾这样描述，“故形而上者，得词斯得象。但于不形中得以措词者，已是得象，可状也。
今雷风有动之象，须谓天为健。虽未尝见，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发，则是效也，著则是成形，成形则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则安得尽？如言寂然湛然，亦须有此象。”看来，仅外在的、表面的求理并不能求得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只有转向内在用功去了解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所在，才能准确地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南宋理学家之所以注重追求事物本质，其目的也在于辟佛老、开新儒，为儒学思想的重树权威寻找依据。因为在他们看来，宋王朝动荡不安、战事不断、危机起伏，异端四起等社会现实问题都是源于去圣久远，致使道德沦失、人格丧失。所谓孔子开出的以发自人的血缘亲情唤起的道德理性和社会伦理责任已不复存在。正所谓“去圣久远，师道不立，儒者之学几于废熄” 。惟有重新开德育之风，才有望回归三代文明之序。《宋朝诸臣奏议》卷七十八中亦有此类记载说，社会动荡不安、邪怪之谈泛滥、百姓惶恐、外族侵扰，本质原因实在于道之不明。“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名为无不周遍，而其实乖于伦理。虽于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怪异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古人以德为本，以礼践行，倡导仁爱亲亲原则，所以社会安定、君民一心、国力强大。而今，天下百姓君臣皆是不明天理，不行人道，私欲横流，道德渐微，所以才异端四起，祸事连连。此乃“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那么道究竟怎样不明呢？士大夫们意识到，“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名为无不周遍，而其实乖于伦理。虽于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问并非浅陋无益，百姓学者亦非愚笨无知，只是个个醉生梦死，消极堕落，才致使“正路之蓁芜，圣门之蔽塞” 的现象。而要整治这种社会面貌，只需要剔除这些恶习，崇尚古圣先贤的为德之风即可使道明，这就是社会现实对明道求理思潮的迫切需要。
在宋初君主的政治需求的提倡下，加之理学家们理想追求的推动，明道求理思潮至南宋已广成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治、文化的走向。正是这种明理、言理、求理的人文之因的推动加速了理学思潮的兴起与形成，为朱熹“四书学”理学思想的兴起构建了大的学术环境。
朱熹“四书学”思想解读（三）四书之为经
在穷理明道思潮内在转向的需求下，理学家们自然需要注入更多新的儒家精髓，“五经”已远远不足以解决理学家的困惑，很难构建出和佛老抗衡的心性修养哲学。在他们看来“《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而《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则心性理论资源丰富，且内容系统化，更适合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所以在学术史上，就出现了一个极富影响的里程碑---“四书”升格运动。 汉初以降，在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典籍毁损严重，使得儒家典籍“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在汉代，《论语》的完整版本主要有三：一是《鲁论语》20篇，为鲁人所传，今日流行之《论语》版本即依此而定。二是齐人所传的《齐论语》22 篇，多《问王》和《知道》两篇。三是古文《论语》21篇，得之于孔子住宅夹壁中，以古体文字书写，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尧曰篇》中的“子张问”却单为一篇，且整体篇次和《鲁论语》、《齐论语》也不尽相同。
其中《齐论语》和《古论语》相传不久便亡佚，而《鲁论语》经西汉末年张禹励精图治，以其为主兼采《齐论语》、《古论语》，择善而从，另成《论语》一论即《张侯论》，成为当时的权威书籍。汉代是《论语》注疏的发轫时期，不同的版本创生了不同的注本。由于这些注疏活动积累起丰富的研究资料，为以后的注疏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大盛，儒学式微，而《论语》学成果却颇为丰富，比如王弼的《论语释疑》、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以及何晏的《论语集解》等等，这些注疏充分展示了玄学家注释《论语》之独特风格，玄学味道浓郁，因此魏晋以降对《论语》学注疏的几乎所有成品都彰显了玄学的时代精神。隋唐时期，大一统完成，文化领域表现出儒、释、道三家并立的特征，这一时期，儒学思想又逐渐获得了世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儒学的复兴。韩愈的《论语注》、《论语笔解》就是这一时期《论语》注疏的重要著作之一。除此之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邢昺所作的《论语正义》，其开启了宋代义理解经的学风。但是，就在儒学复兴的大潮中，虽然唐代《论语》学研究颇有成就，但是与“四书”中其它各书的研究成就相比反而略显平淡。直到朱熹所作《论语集注》，方成为《论语》学史上的巅峰之作，并于元代始成为后世学者公认的官方学本。
在汉代，《大学》、《中庸》一直都未能脱离《礼记》而被进行单独研究。在《四库总目》中记载说：“惟《大学》自唐以前无别行之本。”①事实上，汉代的《大学》、《中庸》只是作为《礼记》中的两篇普通篇目，“是两种解说《仪礼》的通论性著作而已，并没有赋予其他形上的、超越文本的意义与价值。”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庸》虽已有了单独的训释之作，但是《大学》仍没独立出来。直到中唐时期，《大学》、《中庸》才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修身、明诚、尽性、明德等思想内蕴被逐渐挖掘出来。诸如韩愈在《原道》中就以《大学》“三条目”“八纲领”之意阐发：“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以此作为反抗佛老心性修养所追求的消极的出世之道的思想武器。而李翱在《复性书》中则以《中庸》性命之道、性情关系等思想精髓为主进行阐释，力图建立有关心性修养的思想体系。其中对“致知在格物”命题的阐释则开启了宋儒重格致思想的先河。虽然朱熹在《中庸集解序》中说：“李翺始知尊信其书，为之论说。然其所谓灭情以复性者，又杂乎佛老而言之，则亦异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传矣。”我们也承认韩愈、李翱等的阐释存在些许缺陷和漏洞，但值得肯定的是，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上它们无疑是极具意义的一笔。
以儒家传道为己任的《孟子》一书在版本与注本上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显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汉代时，《孟子》虽隶属子书，却颇受人重视，其言常被用以释经明义，注《孟》之作颇丰，《孟子》之地位明显高于别之子书。但由于时间久远，保留至今的注本只有东汉时赵岐的《孟子章句》和《孟子题辞》。在赵岐看来，《孟子》涵盖了世间万物之理，只要悟《孟子》之意，行《孟子》之言，循《孟子》而为就一定有所收获和作为。甚者，赵岐还把孟子与孔子、《孟子》与《论语》相比拟，成为宋初以后孔孟并称的先声，极大地影响了《孟》学的发展。魏晋时期，学者对《孟子》的青睐程度不比汉代，记载甚少，注释之作仅有《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所记载的《孟子注》九卷。到了隋唐之际，《孟子》跟《大学》、《中庸》一样，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
其中贡献甚大的当数韩愈，他与李翱大力宣扬《孟子》一书，努力提高《孟子》之学术地位以及孟子之孔孟传承的正统地位，掀起了儒学思潮的复兴以及尊孟风潮的始端。“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除此，还涌现出大量诸如《孟子注》等有关《孟子》的著述。至宋代，继韩愈之后，二程竭力尊孟，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再次将孟子真正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孟子其人其书得到空前提升，超“子”入“经”，但是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文化思想领域上却发生了尊孟与贬孟的百年之争。直至朱熹在《读余隐之尊孟辩》中大讲应该且必须尊孟，才完结了尊贬之争，继而巩固了《孟子》之学术地位。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虽都是反映孔子及思孟学派思想的先秦儒家典籍，但是纵观历史发展，这四部典籍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亦不尽相同，且各自之间也少有关联。直到宋代理学产生，这四部典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才渐行渐近。总的来看，“四书”升格运动主要表现在《论语》经典地位的提升，《大学》、《中庸》脱离《礼记》单为专经以及《孟子》的超“子”入“经”，最后由朱熹合而刊之为“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