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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螳螂”是一家(上篇)

 白猿五行通背拳 2015-03-02

  ——浅析螳螂拳的起源与传承——

上海精武总会传统武术研究中心——张建方2011年

一、王郎是螳螂拳的创始人

作为优秀的武术流派,螳螂拳的影响是广泛的,即使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体委在发掘、整理优秀传统武术流派时,螳螂拳被列为最有影响的十大拳种之一。

关于螳螂拳的起源,武林界普遍认同是“王郎”创编了螳螂拳。在螳螂门内,“王郎”更是被各门各派共奉为螳螂拳的创始人,是开宗始祖。这个观点,也被许多权威部门和武术辞书所认同。由张山、裴锡荣主编的《中华武术大辭典》中,对螳螂拳的起源作了这样的概述:“螳螂拳,象形拳类主要拳种之一,相传为明末清初山东即墨拳师王郎所创……”

然而,由于王郎创拳的说法并不见史载,也没有确切的史料佐证,因此,在王郎创拳的断代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传说和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梁武帝时期说”、“宋元时期说”和“明末清初说”。最近还有资料称,在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类似“螳螂手”的描述。于是,有人还把螳螂拳的起源前推到了汉代,甚至更早。

那么,作为同一个武术拳种,一个大家都认同是由同一个人创始的武术流派,在其起源的断代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不同观点?而且时间跨度又相差了整整上千年?持各种起源时代说的根据又是什么?

中华武术,渊源流长。究其传承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文字传承和非文字的口头传承。这两种传承方式中,文字传承表意清楚,除了在转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笔误和遗漏外,一般不会发生大的偏差,俗话常说“白纸黑字”,就是这个道理。非文字传承,则是学习者“看”“听”,教导者“讲”“做”,言传身教、生动直观,是武术传承过程中的主要形式。但这种传承方法,会因人的天资不同,身体条件不同、文化程度的不同和理解领悟的不同而产生“异”“偏”“误”、“谬”、“讹”的现象,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在中华武术几千年的传承过程中,非文字传承占据了很长的历史阶段,王郎创拳的年代,之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看来主要还是因为非文字传承的缘故所至。

1、 王郎创拳于梁武帝时期说

持该说法的依据是,据传王郎是随陶弘景学法、学拳术的丹士,是在学艺与人较技失利之后,乃从螳螂捕蝉的情形中得到启发,最终将螳螂捕蝉的情形悟成拳理而创成螳螂拳的。

陶弘景(456-536)字通名,号贞白先生,南朝齐梁时期著名的道士、医药学家和练丹家。永明十年(465年)归隐茅山。陶曾献丹于武帝,是南北朝时期很有影响的人物……。既然老师为史书记载的历史名人,且有着确切生活的年代,那么跟他学拳的人当然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既然老师确有其人,那么学生也该鲜活明白,于是“王郎为山西人,是在茅山随师学艺”等说法也常见纸端,这便是王郎创拳于粱武帝时期说的由来。

然细细想来又觉此议颇为蹊跷,为何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有关螳螂拳的传承却一直模糊不清,甚至难觅踪影?即便是到了明代,许多武术专著,如《纪效新书》《阵记》等都已经在收录当时有影响的武术流派了,也没有明确提到螳螂拳一说。是那时的螳螂拳还没有足够大的影响,还是根本就还没有叫螳螂拳的拳钟?由此看来,王郎创拳于梁武帝时期的说法,因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尚缺乏有力的佐证,有待进一步考证。

2、王郎创拳于宋代初期说

赞同王郎创拳于宋元时期观点的主要依据,来源于清乾隆年间(1762年)的《少林衣钵真传》抄本,因为该书己出现“王郎螳螂总敌”的记载。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王郎与螳螂拳的最早记载。该书写到:“短打者,(指《少林衣钵真传》)为少林禅师福居著也……”,同时,该书还汇集例举了当时已经很有影响了的十八家拳种流派:“太祖长拳、韩通通背拳、郑恩的缠封、温元短拳、马籍短打、孙恒猴拳、黄祐靠身、绵盛面掌、金相的磕手、怀德的摔捋硬崩、刘兴的勾搂採手、谭方的滚漏贯耳、燕青拈拿跌、林冲鸳鸯脚、孟甦七势连拳、崔连的剖锤、杨滚捆采,王郎的螳螂拳”。也就是说,是《少林衣钵真传》的“作者福居禅师”得出了王郎创拳的结论。同时,还是“福居”这位《少林衣钵真传》的“作者”认为王郎是在汇集了当时十八家主要拳种的基础上创编出的螳螂拳。所以,使人们觉得,只要搞清福居禅师生活的年代,弄清楚福居禅师书写《少林衣钵真传》的时代背景,甚至说只要搞清楚该书确系福居所写,那么王郎创拳的年代也可以基本认定了。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在少林寺,“福”字辈的禅师,清朝没有,明朝也没有,只有南宋时期,严格地说是在元代初期,少林寺有过一位叫“福裕”的当家方丈,自福裕之后,少林寺就再也没有过“福”字辈的方丈,从元代至宋代,也没有“福”字辈方丈的记载(注)。

那么,这个“福裕”方丈是否就是《少林衣钵真传》中所说的“福居”禅师呢?

让我们先来简要了解一下历史上的福裕禅师,或许会使我们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福裕、字好问、号雪庭、俗姓张、山西文水人士,九岁出家,史书称其自幼聪明,曾随当时著名的得道高僧“休林”和“行秀”修行,并迅速成长为曹洞宗芙蓉道法系(注1)的代表人物。元宪宗八年(1258),福裕作为佛教界的“头众”,在当朝蒙哥皇帝授命的忽必烈亲王主持下,与全真道“权教”张志敬为“头众”的道教代表展开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佛道大辩论”。结果,以福裕为首的佛教辩论代表抓住了道教所持的《老子化胡经》和《老君八十一化图》中自身的矛盾和破绽,加上此时的蒙哥皇帝和忽必烈亲王已明显倾向于佛教,使得这场“佛道大辩论”以佛教大胜而告终,佛教也因此收回了大量的寺院、山林和土地。以后福裕又奉旨意,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五地建立少林寺分院。当朝统治者还任命福裕为“总领释教”,授“都僧省之符”。福裕在他主持少林寺期间和受任“总领释教”,授“都僧省之符”后,不仅大量恢复寺院,还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就是对寺院的各种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汇编,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武学资料。

那么,明明是福裕在领导主持这些事,怎么又变成了福居禅师所为呢?这里只有一种可能,即认为福裕就是福居,这就是少林福居(裕)禅师编著“短打拳谱”的由来。也就是王郎创拳于宋元时期说观点的由来。

当然,也有人认为少林寺有过叫“福居”的“方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少林武术精华》(王长青、郑忠孝著 2001年5月出版)一书“宋金时期著名武僧”一节中,就有关于“福居”的条目:“福居法师德高望重,佛武医文皆通,名震四方……北宋太祖建隆初年(960年),少林寺方丈和尚福居,一连三次邀集全国十八家武林高手会于少林寺,进行武功技法交流,广泛吸取众家之长,最后汇集成册,整理了一套少林拳谱流传之今”。

还有一本名叫《少林寺拳谱密抄》的书中记载,“宋太祖乾德一年,(即公元963年),福居指示弟子灵智、灵敏、灵丘等,将十八家武艺结合宋以前寺僧习武的经验,汇集成《少林拳谱》四十八卷,其中拳术一百七十三套,十八般兵器一百三十三套,奇功墨录集二十一篇,共计三百二十七套篇,附图三千八百九十五幅……”,这种煞有其事的表述,是很容易使人产生认同感的,而宋朝初期少林寺没有名叫“福居”的方丈,却是不争的事实!

也有人认为,福居是不是方丈并不重要,不要硬把这件事硬和福居是不是少林寺当家方丈纠缠在一起,以至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思路。宋代确有叫福居的僧人整理过少林拳谱传世,只不过福居不是当家的方丈而已。

我们还注意到,在螳螂门内,持王郎“宋代创拳说”确有不少,一代宗师罗光玉先生就持这个观点。他的不少弟子,如马建超、丁儒侠、林伯炎等也都秉承了这种说法。

上述的种种观点或传说,就是王郎创拳于宋元时期说的主要依据和由来。

3、王郎创拳于明末清初说

持明末清初说观点的,认为螳螂拳起源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可能性最大。其理由是:

(1)传承的脉络比较清晰。从螳螂拳初创起到1762年升霄道人重订《少林衣钵真传》,标志着螳螂拳不仅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上升到了理论阶段,并逐渐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发育成为有影响的武术流派。

(2)认为《少林衣钵真传》中有关“王郎螳螂总敌”的记载,很可能是升霄道人“重订增补”的内容,是在清乾隆年间对当时各种武术流派的“总集”,也就是说,是“升霄道人”在他重订增补的《少林衣钵真传》中谈到了螳螂拳是集十八家拳法精华而成的,这十八家拳法都是在清乾隆年间就已经有了很大影响的拳术流派。

在《少林衣钵真传》中“十八家拳法歌”的作者已明确提到的了“王郎螳螂总敌”。在他看来,螳螂拳这种新的武术流派不仅吸取了当时有影响、有声望的各种武术流派的精华,而且已经发展到可以与这些有名望的武术流派相提并论了。这与“一个流派产生雏形到引起武林人士的广泛关注,并总结上升到理论,一般须化上百来年时间的孕育”的规律是相符的,也是比较客观和可信的。

(3)许多权威部门和书籍都赞同这个说法。在螳螂门内,多数流派也都赞同螳螂拳创世于明末清初的说法。

二、升霄道人和《少林衣钵真传》是螳螂拳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要探究螳螂拳的起源,升霄道人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因为在他重集修订的《少林衣钵真传》中,不但汇集了纷繁庞众的拳术理论,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疑问。如:为什么书的序言不集中在首卷,而在卷四中又出现了类似序言的文章?为什么这本称为是来自少林禅院的武术书籍,会夹杂着如此之多的道教典故、道教用语?为什么书中明确指出的“少林福居禅师”在少林寺中却没有确切的记载?为什么内容基本一致的拳谱本,却有着不同的书名?为什么不同流派中传承的不同名称的拳谱都署名为升霄道人(圣宵道人)所作。

1、版本虽多,却同出一源

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种种版本中所披露的史实情况来看,该书成书的年代可以确定为是清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最初也可能只是从一个抄本传开的,以后随着传承体系的不同,才出现了不同的书名,除名为《少林衣钵真传》外,还有《罗汉短打拳谱》、《少林罗汉短打拳谱》、《短打秘钥》等书名。《少林衣钵真传》有四卷本传世、也有二卷本、三卷本甚至五卷本传世,内容也大同小异。传世四卷本的名称为:卷一《少林衣钵真传》为全书的总论,集中全面地介绍了作者对武术理论的见解,我们现在所尊奉为螳螂拳理论的所有内容,在《少林衣钵真传》中基本都巳包罗。卷二名《绘像罗汉短打变式》主要讲了短打拳法,也就是徒手拳法,主要有前七(趟)后九(趟)共十六趟的内容。卷三名《绘象罗汉兵刃全式》主要讲解各式器械的练法。卷四名《绘像罗汉行功全谱》这个卷四本,在范旭东、罗光玉系传下的资料中称作《少林真传十八罗汉功》。综观这些传世著作,版本虽多,但内容大致相同,显然是同出一源。

2 、升霄道人为何要重集修钉《少林衣钵真传》

我们先来看看《重订增补罗汉行功短打》序的内容,“短打者,少林福居禅师所著也。注释详确,义理精通,余自盛京作学生,有远方学徒将谱携去,求无所得,因摹拟想象,重为编辑,间参己见,补所未有,罔知当否?留质高明。”这是一则读来让人感到心情凝重的故事,至少说明了三层意思,一是升霄道人手中原来有一本名为“短打”的资料,是由少林寺的福居禅师所著的,书的注释拳理都讲得十分详细精确,升霄道人在学武时得到过这本资料。关于这一点,后人称升霄道人是“未冠之时,学习诸家手法,得谱家藏”。由此看来,升霄道人是从小开始学习各种流派的武艺,并得到过源自少林的资料或拳谱的,二是他的学生把“拳谱”拿走了,不知是不告而取呢?还是偷了谱子藏逸,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是“求无所得”,讨也讨不回来了。这个学生,升霄道人称其为是“只晓其大概,而未底精深”。看来是“学艺不精”的学生私自将谱拿走的。这件事,对升霄道人的打击很大,这才促使他下决心重为编辑。三是说在重为编辑的过程中,“间参己见”,加入了升霄道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体会来“补所未有”,可就是这个“间参己见”使人搞不清哪些是福居禅师的短打谱内容,哪些是升霄道人“间参”其中的理解和体会。但不管怎么说,在升霄道人成书的年代,“螳螂拳”巳经有了确切的名称,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有影响的武术流派是无疑的了。

3、关于升霄道人的故事

我们再来看看《十八罗汉诠功序》,“惟吾邑云花观升霄道人,亲谒河南少林,得福居禅师秘授罗汉真传,并行谱呼吸,演练艺冠群英,而以未臻妙境。后游崂山,遇一僧侣曰:吾尝闻之矣,因询之道。答曰:未学,跪而请焉。曰:窃尝闻之矣,遂手舞足蹈,口授目传,经宿而去,遍寻无踪,自是心目豁然,头头是道,于十八般武艺无一不精,而短打尤其卓然”。这篇序文为弗遑道人所作,序中提到的“吾邑”当指弗遑道人的家乡“卢乡”。“卢乡”系汉朝设置的县名,属东莱郡,后废止,具体位置在现今山东省平度市的西北角。升霄道人与弗遑道人是同乡,因此可以认定升霄道人也是山东平度一带的人。

关于升霄道人亲谒河南少林,得福居禅师秘授罗汉真传,并行谱呼吸……的说法,有两种可能,一是升霄道人直接得福居禅师所传,二是间接得之。如直接得之,则少林寺在清乾隆年间定然有一个名叫“福居”的、且武艺高强的禅师。若间接得之,说明这派武艺在寺院之内已累代传习。但不管怎么说,升霄道人“得谱”一说,应该是可信的。史实究竟如何,还须进一步探究论证。

至此,我们对升霄道人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清乾隆年间,山东平度人升霄道人云游至河南少林寺,得福居禅师秘授短打拳法及拳谱,后又到崂山一带活动,并在短打拳谱遗失之后又重集编辑了名为《少林衣钵真传》的拳谱书,并将拳谱传给了同乡弗遑道人及其他人,且从此渐渐流传开来,他所编辑的拳谱,成为螳螂门武术理论的高度概括和提炼,成为螳螂门各流派共奉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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