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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了！我不一样了。零点的钟声一敲响，旧的我倒在地上死掉了，新的我扒开旧皮爬了出来，完全变态！我成了一个崭新的人，准确地说，我，变成了一个大人！ 我非常意气风发，走进店里吃酸辣粉，吃到一只苍蝇，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地咽下去的，我直接叫来了服务员（兼收银员），并且惊动了大堂经理（兼外卖员），最后上达店长（兼服务员），免了单并且又吃了一碗！ 在路上看见同学，我再也不像以前一样低着头或目光放空，假装近视一万度了！我隔十米就挥手，呐喊，到近了，再拍拍对方的肩，打听他们从哪儿来又往哪儿去，吃了吗哪吃的吃了什么，不交际个十分钟绝不放人走。 我是一个大人了！相信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了。我打定主意，今年过年，我也绝不会像从前一样，在年关将近的时候就捎上几个鸡蛋，关上房门躲进被窝，到元宵过后再赶着一群小鸡出来了。我既然已经成为了大人，就要用更加大人的方式面对问题，我应该夸一夸亲戚家的孩子，参与参与大伯二叔们的政治论坛，认真聆听二表哥三堂姐考上了公务员的伟大事迹，并且向全世界交代一遍自己的恋爱问题……再简单不过啦！我信心十足，迫不及待，拎着大包小包，赶紧奔赴家乡。 大年初一，我们的任务是夸奖三表哥六个月大的小公子。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小学，初中，高中，我奋战了十二年，报了八十个补习班、一百个兴趣班，整个高三两点睡五点起，终于高分考进一所堂皇的重点大学，一堂课没逃地读了三年半的汉语言文学，作业按时交考试拼尽全力考，回家以后还补了半个月的好词好句好段，这一切的努力为的什么？可不就是为了在这个大年初一，对我的这表侄儿进行一番最华丽的赞美！ 婴儿车外面，密密匝匝围了几层的中年人，挨个评点着：“你们看这眼睛，跟炎辉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眉毛像悦悦。” “对，眉毛像妈，清秀。” “唉哟，你看我们宝宝这手哦，这手指，多长啊！长大了肯定得是个钢琴家！” 看见我来了，人群立刻静默了，并且分出了一条道来，将我接纳到了小公子所在的圣域。所有人都热切地望着我，等着我这个有才学的、有出息的、见过世面的、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发表一番足以作为总结陈词的夸奖。 我背负着整个家族对我的无限期盼，非常自信地眄了小公子一眼，感觉有点不对，又瞧了一眼，还是有点没反应过来，终于把视线扳直，对准了前面这个小东西——天哪，怎么会这么难看的。太难看了，真的，太难看了。一张脸皱皱巴巴的，眼睛鼻子全挤在一块儿，头上几根稀稀拉拉的毛，前面被反复夸奖的眉毛，我找了半天，愣是没找见一条…… 我张张口，想背一点好词好句好段，却一声也发不出。我敲敲脑袋，想叫醒几个还有声气的，结果发现所有漂亮的形容词都宣告了离家出走，委婉点的也甩手不干了，诚实的形容词倒是跃跃欲试，所幸我及时把它们摁下去了。名词那块也是溃不成军，只有“山顶洞人”、“E.T.”、“小狒狒”几个表示愿意上阵，最后的最后，我艰难地吐出这么几个字：“长得……跟表哥挺像的。” 观众们显然对这个朴素的评语有点失望，但也勉强接受了，又从眼睛开始，把小狒狒的五官、四肢挨个夸了，有几个道法高深的，左腿和右腿还要分开夸，我听得叹为观止，——大人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不不不，我也是个大人了，一时的发挥失常说明不了什么。我坐在那里给自己打气，大表姐瞧见我了，连忙领着她儿子过来：“来！看看这是谁！叫阿姨！阿——姨！”孩子才五岁，手里捧着一包泡椒凤爪慢慢嘬着，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 大表姐仿佛也不指望儿子有什么回应，自顾自地说下去：“这个阿姨可厉害了！在北京上大学！乐乐你以后要跟阿姨学习。来我们看看阿姨在干吗？哦哟，阿姨在玩手机。我们跟阿姨一起玩好不好？” 我赶紧把手机塞进最深的口袋里：“乐乐今天怎么这么乖的啦？”大表姐一听见我对她的小宝贝产生了兴趣，立刻扯了一条凳子过来，开始给我讲他们家乐乐差点拿铅笔把同桌的眼睛给戳瞎了的活泼，和拿到了（人手一份的）“好孩子”奖状的优秀。我保持微笑，按一定的频率点头，隔几分钟拿手摸一次小魔王的头：“乐乐真棒！” 半小时以后，大表姐被招呼去凑一桌麻将，非常放心地把孩子留在我这里。我看着小东西，他总算抬起了头，看着我。我赶紧表示自己的友善：“乐乐今年几岁啦？” 妈个逼的小兔崽子扔了我一脸的鸡骨头，跑了。 我半天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了，小王八蛋已经挤在他妈的怀里指点江山了。我觉得怪委屈，但是作为一个大人，我显然是不能跟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计较的。我只好去洗了一把脸，走到阳台上去透气。 阳台上，表弟倚着墙，一条腿搭出一个他所能想象的最英俊的角度，穿贴身的牛仔裤，粉红色衬衫，一件羽绒服外套，拉链不拉，向着凛冽的寒风大敞着自己的内心。边上的他妈，我二姨，正做着比制造永动机更艰难一点的事情：劝说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多穿一件衣服。表弟当然是充耳不闻的，背过身去，哆嗦着手指给朋友们发微信。 我看着表弟，一股怀恋之情涌上心头。啊，青春！我也曾有过那样美好的岁月，那样深信着不拉羽绒服的拉链就会让自己好看十倍的十六七岁。而现在，我穿保暖内衣，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下巴颏，秋裤扎进袜子里，因为已经明白，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能把不好看与不瘦归罪于羽绒服和秋裤的年纪了。 外面忽然炸响了一声鞭炮，二姨醍醐灌顶，终于看穿了，把自己的儿子放弃掉了，摸了一把瓜子，来同我说话：“怎么样，婷婷，有男朋友了吗？” 来了来了，总算来了！我说：“现在还没有。” 二姨说：“唉呀，你现在都多大了？耽误不得的呀。” 我胸有成竹：“谈得太早也不好，我看家俊现在很要样子了，手机上也一直跟同学聊天，不要是早恋了哦？”二姨狐疑地回过头，我的好表弟！这当口正好在自拍， 给自己那几根刘海摆造型。二姨一下子就杀过去了，我连忙转身回了屋。 客厅里，大伯、我爸、二叔三叔、大姑父小姑父、二三四五姨父，咱们家的人大代表都到现场了，都坐在沙发上，或仰或伏，或翘二郎腿或把脚架在茶几上，并且人手一只保温杯，对当今的政治形势发表着重要的讲话。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要不要打美国”，绝大部分的代表都表示，要打，现在就要打！ 往年春节家里开峰会的时候，我都直接往地上一坐，就地飞升了，因此给几位领导人留下了咱们大学生不关心政治的不良印象。今年的我，作为一个大人，毫无疑问要清洗一下自己的形象了。我很想把自己的苹果手机当众砸了，来表达自己对帝国主义的深切痛恨，但是决心下了，等到把手机拿出来的时候，看见上面有一条半厘米长的划痕，我就哀嚎一声，心痛得昏过去了。 爬起来的时候，我们爱国青年的热情就被浇熄一点了，最后比较折中地担负起了给领导们续杯的任务，因为我们的民间政治家们的不能及时喝上保温杯里的茶水，是要比在太空中没有氧气面罩更致命一点的。 靠着拎暖水壶的乖巧形象，以及恰到好处的点头微笑，我很得了一点五姨父的欢心，他过后给了我一个丰满的红包。我非常地推辞了：“姨父你别这样，我都这么大的人了，真不好意思再收压岁钱了。”并在姨父第二次递过来的时候得体地收下了。 一个大人，固然是不好意思收压岁钱的，但一个大人，自然也是不会拒绝递到手边的钱的。我赶紧扔下热水壶，躲进小房间里拆红包，一打开，一片紫色——一沓五块钱！我骂了一声娘，但毕竟觉得聊胜于无，于是还是把这预期值的二十分之一贴肉藏好了。 我的大年初一，总算就这样过掉了。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大人了。我用一种非常大人的方式过完了新年，还将以更加大人的方式过完接下来的许多个新年。 不用说，明年春节，大姨一定已经开始安排我的相亲了，一定是一个格子衬衫扎进皮带里的本市公务员，性格与脸一样无趣。我们一开始都不会对彼此感到兴趣，但来往几个月以后，我们都会觉得，就这样吧，行了，不会有更好的了。 我们会在第二年的春节结婚，在第三年的春节生下一个并不好看的孩子，接受亲戚们贴心的赞美。在第五年的春节，我们被催促了制造第二胎的事，我们已经不会红脸了。孩子长得很快，第八年的春节，他或者她当众背出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唱了五遍ABCDEFG，大家都大力地鼓掌。第二十年，我开始抓捕每一个适龄的晚辈，逼问他们工资多少有没有对象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象着成为大人以后的人生，天哪，太可怕啦！我才不想成为那样的大人！我搜刮了冰箱里所有的鸡蛋，揣着它们窝进了被子里，我妈听见动静，过来敲我的门，她说：“你干吗呢还不睡？明天还得去你大姑家呢。” 我说：“我不去！大姑家都没有wifi！我不去！我要留家里孵蛋。” 我妈看我一眼，说：“神经病！”帮我把房间里的灯关掉了。 已载于《漫客·绘心》2015年3月刊 文中的亲戚关系有bug，可能是因为仅仅是幻想有这么多的亲戚，——虽然我们家的亲戚也不少——我就已经疯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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