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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离开我们九个年头了，去了遥远的天堂。可我总是觉得她还在人间，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浮现她熟悉的身影，睡梦中经常听到她亲切的呼唤。亲爱的大姐，你在天堂还好吗？我们非常想念你！ 我们兄妹四人，大姐是老大，还有二姐和小妹。大姐比我大十五岁，年龄上我们就像是两代人。但大姐和我很亲，她一直亲切的喊我“弟弟”，从来不直喊我的名字。她是我一生中钦佩而又牵挂的人，有空我就会去看她，尽管要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路上跋山涉水六个小时。 年轻时的大姐聪明美丽，能歌善舞，充满幻想，还有些任性。在家乡砍柴的山上、劳作的田间、放牛的草场、洗衣的河边都能听到她的歌声。十八岁时她还到过县里的水利工地和广播站唱歌。我十岁那年和小妹出水痘，关在黑屋里不能出门，大姐抽空回来陪了我们两天，教我们唱《毛主席窗前灯光明》和《不忘阶级苦》。春节期间我去她家时，看了她主持的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整台文艺晚会。特别是大姐独唱了《我们最爱井冈山》和独舞《毛主席穿上绿军装》，歌声甜润，舞姿优美，想象不到她已经是乡村里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大姐只念过两年初小，但看书看报，写信投稿都能得心应手，一般的初中生还赶不上她。 我们的老家在湘粤交界的大山上，那里贫穷落后，原始荒蛮。大姐不甘现状又无法改变，为了追求幸福，她十六岁时坚持把自己嫁到了山外。可后来发现不但没有摆脱贫穷，还受到严历的管束，这可不是自己希望的，所以不到一年就匆匆离婚了。离婚后的大姐并没有再回到山里，她先去了县里水利工地上工，后来又去了乡里养猪场喂猪，直到认识后来的大姐夫。 当时大姐夫在我们山下的小镇上当乡邮员，据说他参加抗美援朝去过朝鲜。我第一次看到他就被他憨厚的笑容感动。他们结婚后就把小家安在小镇上，大姐安心的做家庭妇女，日子清淡甜蜜，那是大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由于大姐没有收入，姐夫每月三十元的工资已经无法支撑家庭生活，大姐和孩子们的户口又在姐夫老家的农村，大姐不得不离开丈夫，带着孩子们去姐夫的老家种地，去那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独自生活。 大姐夫老家在武源大塘，离开我们那里四十里山路，可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在天的另一边。那里自然条件真的很不好，没有公路，没有河流，七沟八梁没有一块平地。全村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家挤在一个像锅底的地方。全村就一口水井，两口池塘，挑水要排队，洗菜洗衣牛喝水都在同一地方。每人不到半亩山丘田，要靠天下雨才能种，产量很低，主食主要是红薯。我还笑大姐永远跳不出红薯框。那里跟我们语音不通，生活方式和劳动工具都不太一样，想到要在那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大姐的心凉透了，那几个月她都是伴着泪水过的。 第一次去那里我真是百感交集。首先是累，我虽生长在山上却从没有这样远距离的跋涉，早上动身天黑才到家；二是看到了艰苦，那一方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树木花草，没有流水潺潺；再是看到贫困，大姐夫家三户人家十多口人共住在一个不到六十平米的老屋里，四个屋角是灶台，中间三张桌子，两边六间六平米小房间，大门口不到十米是一排很长的茅房，又脏又臭。我意外这么个地方还住着那么多人，我更揪心大姐会来到这样的地方。第二天我们走时，大姐流着泪把我们送出十多里远，我们的心里都很难受，好像把她一个人抛弃在了荒山野岭一样。我的眼泪是在大姐走了才流下来的，一直流了很远。一个月后大姐回家，我看到她明显的廋了，进屋就到我娘的房里放声大哭，晚饭也没吃，甚至我半夜醒来还听到大姐的哭声和我娘的不断安慰。但等我第二天起来时，大姐却已经走了。 从此大姐就在那片贫瘠又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她要尽一个女人的义务：上有公婆要孝敬，下有儿女要抚养,衣食住行，油盐酱醋都要面面俱到；她更要做一个家庭的顶梁，种地耕田、砍柴浇园所有大男人的活她都要做。大姐夫离家远工作忙，身体不好不能干农活，邻居只有给白眼看笑话的份，那时的她真的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但她忍受的不只是重担压在身上的痛苦，更是心里对美好生活绝望的煎熬和对未来生存的恐惧。 命运在作弄人，环境在改变人。大姐原本不是那种吃苦耐劳的人，但为了生存，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不再幻想，不再任性，不再依靠，不再柔情。谁能知道:那么多农活不会要遭受多少白眼；那么多地方不熟要赔上多少笑脸；那么多坎坷要跨要摔多少跟斗；那么多重担要扛要流多少血汗…… 她以惊人的毅力难以想象的顽强居然挺过来了。她把脆弱的一面深深隐藏在心底，学会了忍受，变得坚强。 她终于按下心来，每天用一担陌生的“笨笼”，在她那并不结实的肩膀上每天挑出一担担肥料，挑回一担担食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她的脚印和泪水，那里的七沟八梁都记载了她的劳苦和辛酸。二十年来她身负着重担的在那崎岖的泥泞小路上跋涉了十万公里，她瘦弱的肩膀担走了上千吨的物资，足足可以载满一列火车。 从此我开始牵挂着那一个地方，有空就会去看大姐，大部分的假期都是在她那里度过的。起子坡上， 我们一起对着刺骨寒风收红薯；窑洞脚下，我们一起冒着倾盆大雨插稻秧；杨梅山上，我们顶着如火烈日砍柴草；黑松岗里，我们抱着满筐松菇放声歌唱。我曾经学会了那里的人讲土话，学会了那里的人喝油茶，我熟悉了那里的山山水水，认识了那里的大人小孩。 每年我都收到大姐捎信：“弟弟，我要摘玉米了”。“弟弟，我要扯花生了”。我都欣然前往，其实并不是冲着玉米和花生。每次她都会看着我吃下几个玉米棒，开心的不得了。我记得高一的秋天，大姐托人带来纸条：“弟弟，我手痛，要挖红薯了，来帮帮我”。我来不及请假就去了，大姐左手背拇指与食指间长了个大毒瘤，痛的不行，更让她难受的是里里外外一大堆事没人做，看到我时她真的热泪盈眶。两天时间我帮她割完十里山外三亩地的红薯藤，担回家的红薯藤有一千多斤。还帮她打了一天柴草，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大姐的老大老二两个小孩都是交给我娘在我家断的奶，老二是个女孩长得秀气，也聪明伶俐，几乎在老家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记得她九个月大回来断奶，三岁才回去，但半年后头顶长个大毒瘤，流脓发臭，他们用了许多办法，越治越厉害，我感觉是那里卫生条件太差的原因，我去接她回来治疗，看到她时都吓了我一跳。我们把她背回来，我娘每天三次用鹅毛给她清洗，再敷上我给她挖的一种叫“钻山珠”的药。一个星期病情开始好转，半个月彻底痊愈了，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钻山珠”可不好挖，要到高山顶的崖壁上才有，我挖了几天只挖到几个，很稀奇。不久我回家当了乡村教师，我就把她留在身边读书。小孩成绩很好，写字、画画、唱歌都不错，我感觉孩子将来会有好的出息，对她也更加严格。她三年级时我去师范学习，把她送了回去。遗憾的是我学习回来去看她，她成绩很差，也不理我，而且不久就辍学了。我觉得我很失败，也对不起大姐，因为她后来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我却没有帮上忙。 我工作后很少回家，和大姐也一年难得见上一面。她也由于儿子工作，女儿出嫁和丈夫退休开始慢慢得到解脱。后来接到她的电话说想建房子，从那个脏而拥挤的地方搬出来，我非常赞成，还借了五千元钱给她。搬新房子后我去过一次，二层红砖屋，四周都种上了果树和鲜花，非常不错。后来她又办了养猪场，还当了两届村妇女主任和县妇女委员，还做了许多公益事情。她的儿子结婚生小孩后，她和姐夫去了县城和儿子住一起，帮助照顾小孩。 大姐病危时我在深圳出差，等我赶回去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呼喊着“大姐，我回来了”！她使劲动了动脑袋和手，好像要对我说点什么，但马上就咽气了，眼泪顺流而下。我苦命的大姐，你的一生流了多少泪呀，这总算是最后一次流泪了。亲友都说我大姐这口气吊了整整七天了，为了等我就是咽不下。是啊，我们姐弟也算是患难与共几十年哪，她也是放不下啊1大姐走了，六十七年的坎坷人生画上了句号。亲爱的大姐天堂的路一路走好，来生我们还是好姐弟！ 大姐的追悼会很隆重，县里乡里来了人，所有亲友都来了，乡亲们都来了。 大家含泪默默送别这个坎坷女人，这位伟大的母亲！ 大姐的墓地是我帮忙找的，在一片向阳坡上。我不懂风水，但我知道大姐在那里能看到她一生跋涉的山山水水，能闻到她熟悉的鸟语花香，能守护她亲手建造的家园，能遥望她生长的家乡。 亲爱的大姐，安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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