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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大師鄭玄 （127——200） 鄭玄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使經學進入了一個“小統一時代”。他對儒家經典的注釋，長期被封建統治者作為官方教材，收入九經、十三經注疏中，對於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的的流傳作出了相當重要的貢獻。 上篇 鄭玄的生平事蹟 一、家世與童年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省高密縣）人。生於東漢順帝永建二年（12 7年），卒于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 鄭玄的家世本來比較顯赫。其遠祖名叫鄭國，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後世封為朐（qu渠）山侯。鄭玄的八世祖鄭崇，字子遊。為高密大族，西漢哀帝時官至尚書僕射，《漢書》中有傳。鄭崇為人剛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與宦官、幸臣董賢等作鬥爭，後來佞臣誣陷，慘死獄中。到了鄭玄出生時，鄭氏家族已經敗落了，他的祖父鄭明、父親鄭謹，都沒有出仕，只在鄉間務農，家中生活也比較貧寒。 鄭玄自幼無資聰穎，又性喜讀書，勤奮好學。他從小學習書數之學，到八九歲時就精通加減乘除的算術，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過他，即便是讀書人，不專門學習書數者也趕不上他。到了十二三歲，他就能誦讀和講述《詩》、《書》、《易》、《禮記》、《春秋》這儒家“五經”了。同時，他還喜歡鑽研天文學，並掌握了 “占候”、“風角”、“隱術”等一些以氣象、風向的變化而推測吉凶的方術。 鄭玄自少年時就一心向學，確立了學習經學的志向，終日沉湎於書卷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虛榮，天性務實，有一件小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十一二歲的時候，他曾隨母親到外祖家做客，當時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著華美，打扮得煥然一新，一個個言語清爽，誇誇其談，顯得很有地位和派頭。唯獨鄭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學都趕不上人家。其母見狀，感到面上無光，便暗地督促他出頭露面，顯露點才華，表現點闊綽和神氣。鄭玄卻不以為然，說這些庸俗的場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願也”（引文見《太平廣記》卷215引《玄別傳》）。 鄭玄16歲的時候，不但精通儒家經典，詳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曉讖緯方術之學，又能寫得一手好文章，在當地聲名遠播，被大家稱為神童。當時朝廷的統治者相信災異、符瑞之說，把各種自然災害視為上天對人類的懲罰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見的一些現象，如禾生雙穗、珍禽異獸出現等，看作上天對人們的獎勵和對“政治清明”的讚賞。為了證明統治者的行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勵地方官府將“符瑞”逐級上報，藉以神化和歌頌封建統治，麻痹人民。但當時的吏治已經壞透了，州、縣官吏大都是白囗，寫文章也難以象個樣子。這一年民間有人獻瑞，不同的兩棵秧長到一起結了一個瓜，稱為“嘉瓜”；一枝禾稻結了兩個稻穗，謂之“嘉禾”。縣裏要討好上級，就將“符瑞”的情況寫成公文並加上頌辭上報，無奈官吏鄙陋無文，寫的東西實在拿不出手，只好請神童鄭玄來改寫。鄭玄寫好了公文，又寫兩篇頌辭，倍受縣吏的賞識。郡守認為鄭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後來親自為他主持了冠禮（男子20歲時為表示成年而舉行的加冠典禮）。 鄭玄對術數之學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據《玄別傳》記載，鄭玄17歲時，有一天正在家讀書，忽見刮起了大風，他根據自己掌握的一些方術來推算，預測到某日、某時、某地將要發生火災。於是，他立即到縣府去報告，讓政府早做準備。到了某日某時，某地果然發生了火災，但由於早有準備，並沒釀成大害。這件事不勝而走，鄭玄又被當地視為“異人”。 二、不樂為史 折節向學 伴隨著知識和學問的增長，鄭玄步入了青年時代。他雖然立志于潛心鑽研經學，並已具有了一定的經學造詣，但由於家境貧寒，生活困苦，已沒有條件繼續專門攻讀了，父母兄弟迫于生計問題，也都不允許他再不事產業而長年讀書了。在18歲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鄉嗇夫之職。漢代地方政府實行郡、縣二級制，縣以下設鄉、亭、裏、什、伍等，一般是五戶為伍，十戶為什，百戶為裏，十裏一亭，十亭一鄉。鄉嗇夫是鄉一級地方小吏，掌管訴訟和稅收等事。對於自己主管的工作，鄭玄勤勤懇懇，十分認真，撫恤孤苦，甚得鄉里的好評，不久便晉級而成為鄉佐，大約相當於副鄉長的職位。 雖然上司器重，鄉親擁護，但鄭玄卻不安於鄉吏的工作，不願為吏以謀生，而一心嚮往研究學術。因此，他在做鄉吏的同時，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刻苦學習，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學校中 當時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膽反對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齊名，並稱為 “李杜”。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縣巡視時見到鄭玄，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調到郡裏為吏錄，使他得到學習和深造的機會。從此，鄭玄便結束了他的鄉吏生涯。 到了北海郡不久，鄭玄又辭去吏職，入太學受業。他的老師名叫第五元先（第五是複性），是當時京兆平陵（今陝西長安）的大姓，曾任兗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經學博士。鄭玄從師第五元先，先後學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等，俱達到了通曉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漢京房寫的，《公羊春秋》是戰國公羊高傳述、西漢初成書的，這兩部書都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三統曆》是西漢劉歆寫的曆法，《九章算術》則傳說是西周周公著的，這兩部書都屬歷數之學的重要著述。 此後10年左右，皆為鄭玄折節求學的時代。他師事第五元先後，又從東郡張恭祖學習了《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等書，其中除《禮記》和《韓詩》外，均為古文經學的重要典籍。 鄭玄向第五元先和張恭祖學習了今古文經學兩大學派的重要經籍後，尚不以此為滿足，又從陳球受業，學習了《律令》。在此期間，他還以明經學、表節操為目的，遊學於幽、並、兗、豫各地（相當於今山東、河北、河南一帶），遍訪名儒，轉益多師，虛心向他們學習，共同探討學術問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辭勞苦，孜孜求道，鄭玄的青年時代，就是這樣匆忙而充實地過去了。 到了而立之年後，鄭玄已經成了一名有著較深造詣的經學家。他的學問在山東（指的山以東，今河南、河北、山東一帶）已經可以說首屈一指、無出其右者了。 三、壯年去國 遊學關西 鄭玄雖然已經學富五車，但他自己卻毫不滿足，學無止境，越學反越覺得知識不夠用。當他感到關東（指函谷關以東）學者已經無人再可請教了的時候，便通過友人盧植的關係，離開故國，千里迢迢西入關中，拜扶風馬融為師，以求進一步深造。這一年，鄭玄是33歲。 馬融是扶風茂陵（今屬陝西興平）人，為當時全國最著名的經學大師，學問十分淵博。他遍注儒家經典，使古文經學達到了成熟的境地。他的門徒上千，長年追隨在身邊的就有四百餘人，其中優秀者亦達50人以上。其為人比較驕貴和講究，雖然門徒眾多，但他只親自面授少數高材生，其餘學生則由這些高材生轉相授業。鄭玄投學門下後，三年不為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沒能見到他的面，只能聽其高足弟子們的講授。但鄭玄並未因此而放鬆學習，仍舊日夜尋究誦習，毫無怠倦。 有一次，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渾天（古代一種天文學）問題，遇到了疑難而不能自解。有人說鄭玄精於數學，於是就把他召去相見。鄭它當場很快就圓滿地解決了問題，使馬融與在場的弟子們都驚服不已，馬融對盧植說：“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後，馬融對鄭玄十分看重，鄭玄便把平時學習中發現而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一一向馬融求教，對於篇籍的奧旨尋微探幽，無不精研，終得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鄭玄在馬融門下學習了7年，因父母老邁需要歸養，就向馬融告辭回山東故里。馬融此時已經感到鄭玄是個了不起的人才，甚至會超過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對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說，由他承傳的儒家學術思想，一定會由於鄭玄的傳播而在關東發揚光大。 四、黨錮之禍與隱修經業 從馬融那裏學成回鄉後，鄭玄已經40多歲了，這時他已成為全國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經學的大師了，于百家之學無所不通。於是遠近有數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門下，拜他為師，聽他講學。當時他家裏還很貧窮，便“客耕東萊”，一面種田維持生計，一面教授門徒。東萊在今山東即墨縣東南不其城南山下，環境十分優美，山上有古井不竭，井邊生有一種細而長的草，和薤一樣一尺多長，很有韌性，時人稱之為書帶草，又叫康成書帶。鄭玄與弟子們隱居于此，過著清貧而安謐的生活。 本來，像鄭玄這樣學問好名聲大的經師，是會被推薦或徵召入朝為官的，他本人也未嘗不是這樣打算的。但誰知正在此時，卻發生了“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是東漢後期統治階級內部宦官、外戚兩派長期鬥爭的產物。外戚當權，即殺戮和罷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們的同黨；反之，宦官掌權，則大殺外戚集團，罷免和壓制外黨。桓帝時，一批比較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聯合3萬多大學生，一起反對宦官集團。宦官則控制了桓帝，捏造罪狀進行反擊，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陳實、杜密等200餘人，並對逃亡者懸賞追捕。這就是發生於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來，由於外戚集團的支持，桓帝下令開赦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與党人聯合起來計議誅殺宦官，泄秘後反被宦官先發制人，陰謀陷害，將李膺、杜密等200餘人一併下獄處死。之後，又在全國各地陸續逮捕“黨人”。靈帝建甯元年（168年），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黨錮之禍。所謂“黨錮”，也就是視為黨人而予以禁錮，絕其仕進之路，永遠不許為官。鄭玄曾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為党人，于建寧四年（171年）和同郡孫嵩等40餘人俱被禁錮。這一年，鄭玄才45歲。 鄭玄被禁錮後，絕了仕進之路，使杜門不出，隱修經業，集中全部精力來進行遍注群經的工作。鄭學的主要成就，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漢代經學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書後，漢代有一些老儒生憑記憶背誦出來一些經文，用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即今文）記錄並整理出來，叫做“今文經”。西漢成、哀之世，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了一部用古籀文字書寫的《春秋左氏傳》，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禮》、《古文尚書》，和當時尚未立於學官的《毛詩》，便成了古文經的主要經典。研習今文經的，叫今文學派，修讀古文經的，叫古文學派。今古文經不僅經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說和觀點差異甚大。兩派各按自己的觀點注經立說和收徒講學，漸成水火不相容之勢，發展到相互指責、論辯，相攻如仇。後來，古文經也被立於學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兩派的鬥爭更加經常和激烈了。到東漢時，今古文經並行，古文學派的影響迅速擴大。鄭玄進入經學界，正是處於今古文學派激烈鬥爭的形勢之下。 今古文經學派的相互攻擊，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進步意義，雖然兩派都各自有一些長處。經學講究“師法”和“家法”：嚴守經師之說毫不走樣，叫做師法；同一經師的不同學生又各自為家，故師法之下又講家法，在遵從師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所以，師法是追溯淵源的，家法是對師說的引伸與發展。如此“疏不破注”，疊床架屋，致使一經就有數家，一家又有若干說，各講各的一套，謬誤百出，使後學者不知所從。繁瑣、支離、教條，成了經學的突出弊病。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於今文經學派的。後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於古文經學派的。可見他並不專守一師之說，尊一家之言，而是博學多師，兼收並蓄。他在馬融門下受業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學大師，總的看，他是傾向于古文經學一邊的。但是，鄭玄並不遵守當時經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注中並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採用了許多個文經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在受禁錮的14年中，鄭玄遍注群經。鄭注出現以後，原來各守門戶的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便逐漸不再為人們所信了。他在當時不僅集古文經學之大成，而且使古文今文融為一爐，獨創了一個新的學派——鄭學。人們轉而崇尚鄭學，使之逐漸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而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皮錫瑞語，見《經學歷史》）。 本期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當時有位著名的今文經學大師名叫何體，他用17年的時間寫成了《公羊春秋解詁》一書，對《公羊》一書的內容多所發明。從他的《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廢疾》三文中可見，他認為《春秋》三傳中只有《公羊》義理深遠，象墨子的城防一樣無懈可擊。而《左氏》與《谷梁》二傳則存在嚴重的缺點，根本不值得研究。鄭玄乃針對他的觀點，著《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以駁斥之。他認為三傳各有其優缺點，《公羊》並非十全十美。何體讀了鄭玄的文章，也帶著嘆服的口氣說：“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意思是說鄭玄能從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用他自相矛盾的說法來駁倒他的立論。由於鄭玄對何體的批駁十分有力，使經師和學者們十分驚服。據說當時京師之人稱何休為“學海”，而稱鄭玄為“經神”，鄭的聲望遠超過何。當時求學者不遠千里投到鄭玄門下者甚眾，他的徒党通於天下。 總之，鄭玄從45歲被禁錮，到了58歲（靈帝中平元年，西元184年）才蒙赦令，前後長達14年。在此期間，他打破了經學的家法，注釋與著書“幾百余萬言”，創立了鄭學，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做出了無與倫比的突出貢獻。 五、守節不仕與隱居授徒 黃巾農民大起義爆發後，東漢王朝為了平息地主階級內部的紛爭，以一致鎮壓農民起義，乃大赦黨人，這時鄭玄已58歲了，才獲得自由。 鄭玄曾先後遊學十幾年，走遍了各地，連大經師馬融都自歎不如，成了全國著名的經學大師。他著述豐贍，又弟子眾多，在當時是有相當大聲望的。解除黨禁後，朝廷當政者對鄭玄的大名已早有所聞，於是爭相聘請他人朝擔任要職。但鄭玄求名而不求官，羞與外戚閉寺為伍，絕不願涉足仕途，乃屢拒征辟，一心一意從事著書講學的學術工作。 靈帝中平二年（185年），執掌朝廷權柄的外戚大將軍何進為了籠絡人心，首先征辟鄭玄人朝為官。州郡官吏脅迫起行，鄭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見何進。何進為表示禮賢下士，對鄭玄禮敬有加，設幾、杖之禮以待之。鄭玄為保其名士節操，拒不穿朝眼，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與何進相見。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職就逃走了。 靈帝中平四年（187年），三司府曾先後兩次征辟鄭玄，但他都藉故婉言謝絕了。第二年，鄭玄與荀爽、申屠蟠、襄楷、韓融、陳紀等14人並被征為博士，他因父喪而未去。後將軍袁隗表舉鄭玄為侍中，他仍以居喪為理由而拒絕出仕。中平六年（189年），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不久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遷都于長安。這時，公卿們又舉鄭玄為趙王乾之相，但因戰亂道路不通，仍沒有受召。 鄭玄屢拒征辟，其間除避亂於徐州外，大抵是在家鄉隱居，聚徒講學，專心經術，著書立說。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遠方而投至門下，如河內趙商、崔琰、公孫方、王基、國淵、郗慮等即為其間著名者。他的學生常常超過千人，為一時之盛。 獻帝建安二年（197年），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並四州，為北中國最大的割據勢力。一次他大宴賓客，鄭玄應邀出席，在席上對一些所謂“豪俊”的提問進行了一一的答對，語驚四座，使賓客無不折服。袁紹乃舉鄭玄為茂才，並表請鄭玄為左中郎將，但鄭玄卻毫不為之所動，一一予以婉拒。 獻帝建安三年（198年），獻帝征鄭玄為大司農，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給安車一乘，所過郡縣長吏送迎。鄭玄在家拜受後，便乘安車至許昌，但馬上又藉口有病，請求告老還鄉。他雖然並未到任就職，但已經拜受此命，故世人稱他為鄭司農。 總的看，鄭玄解禁後被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等共有14次，皆拒不受。公車征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也都沒有就職。有漢末黑暗的社會情況下，鄭玄有意保持其名士的清節，不肯與他所鄙視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圖的假名士們為伍，而一心在學術上發揮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雄視世人，不愧為真名士。 六、顛沛流離的晚年生活 鄭玄不受徵召，最初是領著學生們隱居在不其城南山裏，進行注經和講學活動。由於黃巾起義，天下大亂，後來終至糧食斷絕，無法維持下去了，只好與學生們痛哭一場，分手各奔前程了。 獻帝初平二年（191年），黃巾軍攻佔青州，鄭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亂。徐州牧陶謙曾大破黃巾軍，境內比較安定，他聽得鄭玄到來，極為歡迎，以師友之禮相接待。鄭玄把自己安頓在南城之山棲遲岩下的一所石屋裏，很少出頭露面，仍然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經典，注釋《孝經》。 鄭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當時孔融為北海相，對鄭玄特別尊崇，他一面為鄭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請鄭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鄭玄便從徐州返回高密。據《後漢書》本傳記載，鄭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黃巾軍，但他們卻對鄭玄十分尊重：“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黃巾軍尊重士人，這在歷史上是有記載的，而鄭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顛沛流離中非禮不動，也是他能夠獲得黃巾軍尊重的原因。據《後漢紀·獻紀》，高密一縣，竟未受黃巾抄掠，鄭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護了鄉梓。 回到高密後，孔融待之甚厚，告訴手下僚屬稱之為 獻帝建安五年（200年），鄭玄已經74歲了，飽經滄桑，身體常覺不適。這年春天，他夢見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巴。”（《後漢書》本傳）這一年是農曆庚辰年，即龍年，而來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舊說龍、蛇之年對聖賢不利。所以他醒來後很不高興，認為自己當不久于人世了。這一年，袁紹與曹操的大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會戰。袁紹為壯聲勢，爭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譚逼迫鄭玄隨軍，鄭玄無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縣境），病勢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於該縣。病重和臨危之時，他還在注釋《周易》。 鄭玄死時正處於大戰亂之際，所以葬禮從簡，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員和受業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糸衰糸至（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於劇東（今山東益都境內），後又歸葬于高密縣西北50裏劉宗山下的厲阜。現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鄭玄祠廟，距此不遠，則是孔融當年給他立的“鄭公鄉”。 鄭玄的學生們十分景 總括鄭玄的一生，是為整理古代文化遺產而鞠躬盡瘁的一生，是獻身學術與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識份子不慕權勢、死守善道、憂民敬業等眾多傳統美德。 下篇 鄭玄的學術成就 一、承先啟後的偉大經學家 我國兩漢時期，經學最為昌盛。西漢時今文經學盛行，當時立於學官的五經十四博士，全是今文經學。西漢末年古文經學逐漸興起，東漢則是古文經學興起、抗爭，直至超過今文經學的時期。鄭玄以古文經學為生，兼采今文經學之長，融會為一，而形成鄭學。鄭學盛行，是經學史上承先啟後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鄭玄以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後漢書·鄭玄傳》說：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凡百余萬言。 事實上，鄭玄遍注群經，遠遠不止這些，這裏僅列舉了主要部分。據清儒鄭珍考證統計，鄭玄的著述共約有60種之多。鄭玄在《戒子益恩書》中說，他致力於經學，是為了“述先聖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即是說，他的目的在於闡述儒家思想，使之發揚光大。歷史地看，鄭玄注經的成就是相當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願。《後漢書》本傳總結鄭玄的經學成就說：“鄭玄囊括大典，網羅眾說，刪裁繁蕪，刊改漏失，擇善而從，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鄭玄最大的功績是編輯、注釋了“三禮”。漢代《禮經》只憑師授而無注解，馬融也只注了《喪服》經、傳，“三禮”這個名稱雖然是馬融、盧植提出來的，但卻是從鄭玄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作注之後，才確定下來的。《禮記》49篇的選輯本得以獨立城書，也始自鄭玄。“三禮”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淵藪，是十分寶貴的歷史文獻，但其中很多記載我們是很難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鄭注是不可或缺的。鄭注在幫助我們弄明白“三禮”的內容方面，以及在訂正經文的錯謬方面，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而且鄭玄在解釋經文時，又補充了許多經文之外的材料，大大豐富了文獻的內容。這些材料在當時肯定是有文獻或師說可據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賴鄭注而得保存其若干，這也是鄭注的一件大功勞。又由於鄭玄作注博綜古今，廣洽精詳，兼采異說，若能詳加條分縷析，弄清其源流，對於後人研究漢代的學術史，亦將大有裨益。鄭玄對禮義的闡發，也為我們研究漢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很有價值的遺產。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等，都離不開鄭注。尤其是今天考釋地下發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鄭玄的《三禮注》更是必須依靠的重要文獻。總的看，鄭玄遍注群經，而對“三禮” 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禮注》遂為後世治禮學者所宗，孔穎達甚至說“禮是鄭學”，這無異說禮是鄭學的精髓和主幹。自古以來研究鄭宮禮學的著作浩如煙海，並分為“中鄭”、“駁鄭”兩派，這正說明鄭玄禮學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清初大學者顧炎武有《述古詩》稱讚鄭玄說：“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顧氏是從不輕易讚頌古人的，但卻對鄭玄稱揚備至，由此也可見鄭玄禮學成就之大、影響之深。 現存的《毛詩箋》也是鄭注中的力作。箋與注釋不同，箋是宗一家之說而又有所引申發明。鄭箋以《毛詩故訓傳》為主，《毛詩》講的簡略之處，便加以補充，有不同的見解，則另加標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玄語），實際上也是融會今古經，兼采三家詩說。《詩經》在史學上與文學上都屬極重要的一部經典，但由於時代久遠，其中許多內容我們今天已經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讀懂它，非借助前人的注釋不可，而鄭箋正是最好的古注本，是《詩經》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鄭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簡括地說，一是對《詩》義的理解較為深刻和符合原意；二是花大力氣點明詩的象徵特性，突現詩的文學意味；三是在文字、音韻、訓詁、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漢人傳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但前三家詩相繼亡佚，《毛詩》在魏晉以後盛行，鄭玄作箋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鄭玄所注群經，經過長時期的流傳，現在保存在《十三經注疏》中的，尚存四部，那就是《毛詩箋》與《三禮注》。在《十三經注疏》中，也以這四部注最為淵博詳明，明顯優於其他各家。宋人劉克莊有《雜詠一百首·鄭司農》稱讚《毛詩箋》說：“新箋傳後學，古詩在先儒。不擬狂年少，燈前罵老奴。”宋人尊鄭玄者不多，但《毛詩箋》的成就卻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鄭玄注《易》，用的是費氏古文，他把象、象與經文合在一起，並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樣，以與經文相區分。鄭氏易學兼采義理、象數之說。在象數學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還力主五行生成說與交辰說。在義理方面，多采三禮的觀點，據禮以證易道廣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項，所注皆與禮經所說相合，這一特點與後來易學義理派的治易特點相通。鄭玄所注古文費氏《易》流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後世王弼、韓康伯注《易》都用鄭玄本，孔穎達《五經正義》即採用王、韓注本，通行至今。 鄭玄所注《尚書》用的是古文，但與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鄭注的《古文尚書》流行，”今文經的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至於《春秋》，鄭玄本“欲注《春秋傳》”，後因與服虔觀點多相同，故未成之，但著有駁難公羊家何休的《發墨守》、《針膏盲》、《起廢疾》，表明其揚左氏抑公羊的態度。鄭學于魏晉南北朝時極受重視。這也是以後《左傳》大興的一個原因。 此外，鄭玄還注釋過漢代律令。《晉書·刑法志》記載，秦漢舊律諸儒章句十有餘家，魏明帝曾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採用餘家。鄭玄還注過《孝經》與《論語》，都有較大影響。至於他注釋緯書，並用緯書解經，無論對緯書本身，還是對經今文學、古文學、訓詁學，也都是有貢獻的。 總之，鄭玄以其豐富的著述創立了“鄭學”，破除了過去今古文經學的家法，初步統一了今古文經學，使經學進入了一統時代，對經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卓越的古籍整理學家 鄭玄畢生隱居不仕，以整理古籍為職志。他能不拘門戶之見，博采眾家之長，幾乎整理了前此的儒家全部重要經典，其數目達60餘種。他進行的這項古籍整理工作，包括校勘文字，訓釋詞語，鉤玄提要，著為目錄，其成就是顯赫的。他不愧為卓越的古籍整理學家。 首先看鄭玄的校讎學成就。鄭玄注經，不僅兼錄異文，考訂疑誤，而且致力於考鏡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於校除學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經義雜記序》中稱讚鄭玄成校讎學千古之大業。今人 其次看鄭玄對訓詁學的貢獻。中國訓詁學的起源甚早，而訓詁學的成熟發展，則是漢代的事，漢人的訓詁學成就，又以鄭玄為最。所謂訓詁學，也就是用語言解釋語言，鄭玄遍注群經，其內容幾乎包括了後世訓詁學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釋詞、釋句旨、說語源、說通假、注音讀、說修辭、說制度、解名物、釋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語法等等。而鄭玄所採用的訓詁方式，如直訓，義界、推因等方法及傳統的義訓、形訓、聲訓等，亦已相當完備。鄭玄注經所用的訓詁術語也相當豐富，如：猶，者…也…，所以一也，謂，謂一也，喻，亦，言，…貌，…之辭，…曰…，…為…，謂之，發聲，若，之屬，所以，之言，屬，然，聲誤，假借，之謂，語助，…之聲，當作，當為，今文，故書，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讀，讀若，讀如，之言，讀曰，讀為，讀當為，或作等等，皆為後世所沿用，其體例十分嚴密。總的看來，鄭注群經為後世之訓詁學起到了導源的作用，大有發幾起例之功，實為中國訓詁學之起源。 此外，鄭玄對古音韻學與古詞彙學的發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鄭玄有探索古音的創始之功：一是他第一次明確指出了“聲類”和“音類”，並注意發揮其在注釋中的作用；二是分析了二者的不同點：大抵發音部位相同的叫做“聲類”，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音類”，凡是“聲類”、“音類”相同或相近的字，其義必相同或相近。這在音韻學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關於詞彙學方面，鄭玄總結和發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注經過程中對詞的諸多義項和用法進行全面訓釋，從而鞏固了先秦以來詞義發展的成果。春秋戰國時文化空前繁榮，經典史籍所用之詞達到了極大豐富，但是作為詞的記錄的單字，數量卻並未增加多少，辭彙的豐富性主要是通過一詞多義表現出來的，即是說，詞在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的引申義與假借義。許慎的《說文解字》主要在於明辨字的本義，正本清源，功績巨大，但很少涉及引申、假借問題。鄭玄則重在闡述詞的引申義與假借義，並揭示出了一些客觀規律。由此看來，鄭玄的功績已可與許慎相媲美，對詞彙學的發展有傑出貢獻。 三、漢代重要的思想家 鄭玄不僅是一位經學家與古籍整理學家一他同時也是一位思想家，至少在漢代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先說鄭玄的哲學思想。 由於歷史的時代的局限，鄭玄存在著神學迷信思想，認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書五行傳注》說：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道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見適於天矣。 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道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沖勝來乘珍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 這種天人感應的譴告說，不外乎 再說鄭玄的政治思想。與其神學唯心主義的哲學觀相聯繫，鄭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統的，他認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恆不變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積極維護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制，反對地方割據勢力。從這一點出發，他極力 四、中國傑出的教育家 鄭玄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教育家之一。 《後漢書·鄭玄傳》稱“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又記其60歲時，“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由此可見，鄭玄當時私門講學，極一時之盛。其弟子眾多，幾遍全國各地，見載于《鄭志》、《鄭記》與史傳者，著名的就有河內趙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經、樂安國淵、樂安任嘏、北海張逸、魯國劉琰、汝南程秉、北海孫乾、山陽郗慮、南陽許慈等等。他的學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學者，《後漢書》本傳說： 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看來，鄭玄有知人之能，求學者不遠千里投到他的門下，也都能確有所得。 人稱鄭玄“著書滿家，從學數萬”（《經學史》）恐怕不是虛言，他的弟子總數當不會少於萬人。據後人輯佚的《鄭志》和《鄭記》記載，鄭玄在進行教學時，注意採取問難和啟發的方式，師徒們鍥而不捨，切磋琢磨，治學態度十分嚴謹。《食舊堂叢書》中《論語鄭注》記下了這樣一個故事：《論語》評《詩經》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話，鄭玄注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也。”但是，鄭玄在給《毛序》是以“《關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作箋時卻說：“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這引起了弟子劉琰的懷疑：注《論語》以“哀”釋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誤，為何前後不一致呢？鄭玄讚賞劉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說：“《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就是說，應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拿不准的就不強作結論，以免遺害後人。博聞、闕疑，慎言其餘，鄭玄不僅治學如此，也教育學生要如此。 《食舊堂叢書·鄭志》記有鄭玄與弟子趙商的一段對話，是由《詩·商頌·長髮》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說：“《長髮》，大礻帝也。”鄭玄箋曰：“大衤帝，郊祭天也。……”這中間牽涉到很複雜的祭禮問題，趙商引古籍不同意鄭玄的解釋，鄭玄在進行了一番說明後批評弟子說：“探意太過，得無誣乎！”在與趙商的另一次談話時也說：“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從這些師徒間切磋時的隨意性談話中可以看出，鄭玄教育學生是很注意問難式、啟發式和因材施教的，這是對我國大教育家孔子的傳統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進了其學說的傳播，終得大行於世。 總的看，鄭玄以其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是一位空前的經學大師。從唐代起，其所注的《詩》、《三禮》即被視為儒家經典的標準注本，收人九經。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經注疏，長期作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仍是古經典的權威注本。因之，鄭玄在經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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