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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奇才王弼 （226——249） 人的生命有長有短，有人高夀卻默默無聞；有人壽短卻光照千秋！ 少年奇才王弼，在他短暫而有限的24個春秋中，卻在經學、哲學領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人一出生，就面對萬象紛呈的現實世界。是隨遇而安、逆來順受、人云亦云，還是遇難而上、勇於進取、有獨到的見解，是每個人都必然要遇到的事實，卻不是人人都能表現出他的創新精神和思想特色。 天才王弼一出世，所面對的世界，正是矛盾尖銳、激烈而複雜的曹魏正始時期。 在東漢末殘破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曹魏政權，雖經曹操、曹丕的苦心經營，中原地區得到了一些恢復，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局面。但從魏明帝開始，社會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日益尖銳，司馬氏集團和曹氏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發展到了劇烈的階段，國家面臨嚴重的危機。如何才能治理好國家，站在曹氏集團一邊的王弼，一面從政治的需要去研究社會，提出自己的見解；另一方面，複雜的社會現實，也促使他從萬千的現象中去深入地認識世界，從哲學的高度去探索世界的奧秘。由此創建了以《老》、《莊》、《易》三言為基礎的魏晉玄學。他引道入儒，既研究經學，而又以老子道家的學說貫串其中，形成儒道結合，而以道家思想為主流的新時代的哲學體系。在我國思想史、儒學史、哲學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世代書香 幼而察惠 玉粥，字輔嗣。山陽郡高平人（今山東省微山縣西北兩城。一說今山東金鄉縣）。魏黃初七年（西元226）生。卒于魏正始十年（西元249年）。死時年僅24歲，只有短暫人生的王弼，卻成了當時的一位重要哲學家。這與他的家世和自身的勤奮都密不可分的。 王弼出生在世代書香之家，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他那些值得一提的先輩有：東漢順帝時做太尉的王龔，因為賢達而名為高士。其子王暢號在“八俊”之列，漢靈帝時官拜司空，以訓釋包括《周易》在內的“五典”著稱。暢子王謙，為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王粲，為建安七子之首，是有名的大文豪。三粲年少時，得到當時著名學者蔡邕的賞識。邕有書萬卷，曾載數車書贈與王粲。王弼的祖父王凱與王粲是族兄，為避戰亂，兩人一起到荊州投奔劉表。劉表很賞識王粲的才華，想把女兒嫁給他。但王粲形貌醜陋，身體虛弱，而王凱卻儀錶堂堂，風采照人。所以劉表把女嫁給了王凱。王凱生子王業。其後王粲之子因罪被誅，王業就過繼給王粲為嗣。王粲的萬卷書，全部歸王業所有。王弼生在這世代書香之家，自幼受到知識的薰陶。萬卷圖書是他良好的讀書條件，王弼自然得益不少。他的祖輩研治古文經學，又兼治《老子》。所以，王弼受其影響，以古文經學為基礎，也包容了老子的學說。劉表佔據的荊州，是一個人才薈萃的地方。 “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後漢書·劉表傳》）。一時間，形成了有著名學者宋忠在內的荊州學派。宋忠重視《易》學和揚雄的《太玄》。王肅18歲曾向宋忠學《太玄》，後來以儒道兼來的思想注經，成為魏晉玄學的先導。而王弼的祖父王凱和叔祖王粲也到了荊州，劉表還是王弼的外曾祖父。王弼祖述王肅之說，所以，王弼後來研究《周易》《老子》，無疑也受到了宋忠、王肅思想的影響。 少年王弼不僅從小學習、研討儒、道，常有獨到的見解，而且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少年。他知識豐富，能說會道，思想敏銳而深刻；他不追求文章辭藻，卻有真知灼見。從十多歲開始，就特別喜歡老子的學說。老子無為的思想、思辯的哲學，莊子逍遙於天地之間，汪洋恣肆，通脫善辯，對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他喜歡遊樂於山水之間，大自然廣寬的天地陶治出他曠達的性格；音樂之美又使他超拔于自然之外。深思敏察的王弼，從中增長了不少見識，擴大了眼界。大自然是美的，而社會現實卻觸目驚心，複雜而又殘酷。現象只是表面的，這個中的原因和關係是什麼呢？於是，儒家的學說，老莊的思想，大自然的美，無情的現實，一齊在少年王弼的頭腦中產生了奇特的反映。認識現象，研究問題，探索本原，這就使他年紀輕輕就很快接觸到了社會政治、哲學等重大而深刻的問題。 二、才識卓出 英年早年 年紀未上20歲的王弼，對哲學問題已有了相當深度的研究。對已成為時尚的玄學思想，也作過深刻的思考。所以，年輕的王弼在當時已小有名氣。有一天，王弼去拜訪他的父輩裴徽。裴徽當時雖然只是個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卻享有盛名。裴徽一見王弼，就很驚異，竟至馬上把當時哲學領域的尖端問題向王弼提出來，他說。 “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世說新語·文學》）這是關於有與無、儒與道、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看來，當時立學對貴無的理論已經確立，但對其中紛然雜陳的現象，它們之間的關係，尚未得到妥善解決。用學術界尚未解決的問題去問年輕的王弼，足見裴徽對王弼的看重了。王弼則根據自己的研究和體會，明確而又簡潔地回答說：“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為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世說新語·文學》）聖人指孔子。玄學家既尊孔，又崇老，可見當時儒道合流的事實。王弼的回答，就照顧到了當時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妥善地擺正了孔子與老子的地位，把儒道融為一體。他認為，無與有、本體與現象，結成了一對反復迴圈的關係。“無” 不可以直接訓說，必須通過“有”來闡明。孔子由於對“無”有了深刻的體驗，儘管從不說“無”而只談“有”，但處處都揭示了那隱蔽著的宇宙本體——無。而老子對“無”直接訓說，卻只停留在“有”的現象領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層次的體 “無”的境界。這就把前輩學者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建立起以無為本，現象與本體相結合的哲學體系。從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來看，他已對老子作了深人的研究，並對《老子》作了注。 這件事很快就在學術界傳開了。不久，宣導玄學的首領、任吏部尚書的何晏，本來早已提出“以無為本”的本體論思想，卻未能解決現象與本體之間的關係問題。他還本注釋完《老子》一書，一聽到這消息，就迫不及待地親自去見王弼。年輕的王弼面對有名的何晏，毫無忌諱地將自己注《老子》的主要思想講給何晏聽。這一講，本是學術探討、晚輩向長者討教的意思，豈知王弼用那善辯的口才，滔滔不絕地講出許多精闢的見解。這些問題又恰恰是何晏趕不上的地方。此時倒像是王弼在向何晏講學了，把個何晏聽得啞口無言，只能“諾諾”稱是而無法討論，更不能拿架子以長者的身份闡說自己的觀點。何晏回去後，不再作《老子》注，而把自己的思想寫成了論文《道德論》。 何晏因此極為賞識王弼，由衷地稱讚他說“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三國志·魏志·鐘會傳》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所謂天人之際，就是人們對天道、自然與人的關係這個重大哲學問題的思考。王弼如此年輕，就已涉及到當時哲學領域的關鍵問題，何晏自然很器重他。恰好黃門侍郎的位置空缺，何晏有意提拔王弼。這時曹爽專擅朝政，他手下的丁謐有意與何晏爭衡，推薦高邑人王黎。結果曹爽用王黎為黃門侍郎，而王弼僅補上了一個台郎之位。 王弼本是思想深刻、才識卓出、善談玄理之人，而對做官的具體事務既不關心，也不是他的長處，所以他在官場上並不得意。王弼剛補職位很低的台郎時，曾經拜見曹爽，在這次難得的單獨會談中，他只是大談了一通抽象的玄理，一點兒也未涉及其他方面的事。結果遭到曹爽的嗤笑，也失去了一次晉升的機會。曹爽在思想上顯然與王弼不屬同一層次的人，王弼那些高深的理論，曹爽哪里懂得它的價值？此時的曹爽，關心的是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與司馬氏爭權的鬥爭中占上風。而王弼卻不能察顏觀色，對手握大權的曹爽見機行事，反而口若懸河地去談一些在曹爽看來一錢不值的廢話，他遭到曹爽的冷落當然是很自然的了。王弼在世俗的為人處世事方面確實存在很多毛病，他“為人淺而不識物情”，缺乏在官場應變的能力。又“頗以所長笑人”，清高自負而瞧不起別人。他善於論辯，論辯時不留餘地，不留情面。淮南人劉陶善談縱橫，為大家公認，他卻常常弄得劉陶下不了臺。所以，他也得罪了不少人。王黎、荀融當初與他都很友好，後來都把關係搞僵了。 正因為他不善做具體事務，而把全副精力放在哲學的研究中，所以，在魏正始十年，他那小小的台郎的位置也弄丟了。當年秋天，年僅24歲的王弼，被時疫奪去了生命。一代奇才、一顆智慧之星從此消失了。 王弼人雖死，但他在有限的時間內，寫了很多著作。據史載，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論語釋疑》。還有早已佚失的《王弼集》5卷。他創建了自成一家的哲學體系，在經學、哲學領域內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當時，以至後來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三、注經解義 暢述哲理 王弼處在政治風雲變幻莫測的時代。他不關心那些爭權奪利的具體事務，卻能通過社會現象，去設計完美的政治理想。他從歷史的、哲學的高度探尋現象與本體、名教與自然、人性與理性之間的關係，在極短的時間內構築起超越前人的哲學體系，創建了不朽的偉業。 自漢武帝以來，儒家經典就已經成了統治者的工具。但隨著歷史的變革、時代的發展，儒學實際也已走到了非要變革不可的地步。漢儒煩瑣注經的舊習，只能引起人們的厭惡。如何結合現實的社會政治，找出一個符合新時代需要的政治理想，是時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學治國，造成了上下離心，政局不穩的局面。王肅以今古文經學，再引進道家思想進行設計的努力，也只是在學術界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並未得到解決。決心獻身于哲學事業的王弼，一掃漢儒煩瑣、迂腐、無用的弊端，融合儒道兩家有用的學說，從漢儒的注重傳注訓詁，轉向于義理的詮釋；從漢儒的注重《春秋》，轉向重視《周易》，摒棄漢儒治《易》中的象數傳統和迷信色彩，而用義理解釋《易》經；把傳統的重天思想，轉變到注重人事。借鑒《老子》的“無為”思想，提出了“以無為本”的哲學命題。這就給病危的儒學注進了新鮮的血液，建立了以道為主、儒道結合的新時代的新思想。王弼成了魏晉玄學理論體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晉時期哲學領域的最高水準。 人類在認識水準不斷提高的基礎上逐漸深入、瞭解世界。通過萬事萬物的現象去瞭解事物的本質，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歷代哲學家的努力，已開闢了道路。到了魏晉時期，哲學研究產生了一次可貴的飛躍。天才王弼對哲學的主要問題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一）“以無為本”的本體論 王弼認為，世界的本體是“無”，世界的現象，即各種具體事物都是“有”， “無”是“本”，“有”是“末”。“無”是“萬物之宗”。“無”能生“有”。他的“無”，有時又稱為“道”。他認為：“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老子》第四十章注）盧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周易·複卦》注）他把 “無”看成是萬事萬物的本原，”所以一“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行傳》引王弼語）他把老子所說的“道”也用“無”來解釋。他說：“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論語·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論語釋疑》）這就是說，“道”就是“無”，所以“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老子》第三十四章注） “無”，或者說“道”，是生成宇宙萬物的本體，是萬物之宗。他說：“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老子指略》）叫不出名稱，看不見形體的某種東西，是世界萬物的宗主，它不是人們的眼耳口體等感官所能感知的。它 “無狀元象，無聲無響，故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往，不可得而知。”（《老子》第十四章注）它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東西，“無之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 （《老子》第十六章注）人們感知的只是現象，而“在象則為大象，而大象無形；在音則為大音，而大音希聲。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故隱而無名也。”（《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大象、大音這種本原的東西，是看不見、聽不到的，而各種事物、現象卻是由它形成。正因為它“無形”所以就只好稱它作“無”。也可以叫“道”， “道，無形不系，常不可名。”（《老子》第三十二章注）“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論語·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論語釋疑》）” 道＊和＊無一能生成萬物，又存在於萬物之中，誰也不能叫出它具體的名稱來，只能意會而已。王弼又借用古代“五行”的學說，而賦予它新的意義。他說：“天生五物，無物為用。”（《老子指略》）五物，又稱五材，即金本水火土。它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種基本物質，是“有形”的東西，與生成萬物的“無”是矛盾的，所以，有形的五物依靠“無”才能發揮作用，產生萬物。“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剛。”（同上）那仍然是沒有寒熱剛柔、不能感知的“無”。他借用老子的 “無”來表達他自己對生成萬物的原始物質的認識。這個“無”才是本，而一切的表像都是末，是由“本”產生出來的。 這種不能感知的細微物質又是怎樣生成萬物的呢？他說：“中和備質，五材無名也。”（《論語·述而》皇侃疏王弼《論語釋疑》）無名，即無形。以無形的 “五材”，即細微物質，通過“中和”的形式而生成萬物。他的“中和”，不是有形物的摻合，不是保持物質原有特性的物理過程，而是通過化學的過程“中和”出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說：“其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無形，不可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過程是看不見的，“物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成之不如機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機匠剪裁那樣，用有形物來拼合。人們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這一過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調，五味不形”。（《論語·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論語釋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合過程了。 產生新物的這個過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為結果，因為這些細微物質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萬物自然生成，這就摒棄了神化的天命論。 王弼對天地的生成和萬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確知有某種具體的細微物質，卻因科學的水準，又不能說得嚀逡恍災緩冒閹小拔蕖薄Ｐ磯嗪蟊慚д? 把他的“無”理解為虛無不實際存在的東西，這也怪不得了。唐代劉禹錫和柳宗元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劉禹錫《天論中》）。“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無”即是無常形之物，卻能生成萬物。 “無”能生“有”，“無”是萬物之本，而一切具體事物都只是“有”，是 “末”。所以要“以無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這個規律，人類社會也應當遵循。所以治理國家應“無為而治”。王弼並未陷於空談哲學理論，他從社會政治入手研究，把社會現象也提到哲學的高度來認識，實際上，他是想用高層次的哲學理論來指導社會政治。 （二）“無為而治”的治國謀略 曹魏正始時期，我國的北方雖然取得了局部的統一和相對的安定，但全國尚未實現統一，曹魏政權的內部矛盾也日益尖銳。面對複雜多變的政治局勢，王弼進行了認真的觀察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如何理順各種關係，以達到大治的政治謀略思想。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王弼得以顯示才華的難得機會。 王弼認為：“處困之極，行無通路，居無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處至困之地，用謀之時也。”（《周易·困卦》注）處於困境之時，正是有識之士出謀劃策的好時機。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的變化有相通之處，所以， “觀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觀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周易·黃卦》注）要掌握自然和社會的變化規律，瞭解它們的內在聯繫，採取正確的治國方法。“以道治國則國平，以正（政）治國則奇兵起也。……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以正（政）治國，立辟（法）以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這裏的“道”和 “本”都是指“無”。這個“無”，是哲學概念“無”的具體運用，在治國問題上，就是要抓住根本，而不糾纏枝節，國家就能大治。相反，只注重政權的威勢、刑法的苛煩，只能導致頻繁用兵，結果不僅不能治理好國家，而且可能導致失去天下。如何處理“本”“末”，是事關大局的關鍵問題。 王弼多次提到“崇本息未”、“崇本舉末”、“崇本統未”幾個說法。“息” 與“舉”“統”似乎矛盾而令人不解。實際上，“統”“舉”，是就“本”與“末” 的關係而言的。本，是本原、根本。它可以在社會政治中起主導作用，它統攝各種表像，所以，應當“崇”或“舉”。“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論語· 陽貨》皇侃疏引王弼《論語釋疑》）抓住了“本”，即“無”這個綱，對具體問題就能處理恰當。“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寡統眾也。”（《老子》第十一章注） “息”是對“本”“末”的具體處理而言。把握住了“本”，對各種具體現象可以採取不同辦法。有的要掌握它，所以要“舉”，有的則應取消或限制，所以要“息”。瞭解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係，抓住問題的關鍵、根本，才能治理好國家。他說：“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老子指略》）“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舉其末。”（《老子》第三十八章注）以母子的關係來比喻本與末。所以，他在《老子》第五十二章注道：“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不能抓住問題的根本，治末不治本，捨本逐末，“皆舍本以治末”（《老子》第五十七章注）。就只能導致國家的混亂和衰敗。 抓住“本”這個治國根本，最終實現“無為而治”。在實施過程中，它並不是僵死的教條。針對複雜多變的具體情況，王弼認為還應有靈活性，要有應變的能力。 “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周易略例·明卦造變通爻》）對各種具體情況採取恰當的方法靈活處理，這並不是容易的事。“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論語·子罕》皇侃疏引王弼《論語釋疑》）權力的運用要適應時代的要求，要合乎“道”，所以應把握和順應社會發展的規律。“為隨而令大通利貞，得于時也；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周易·隨卦》注）不能審時度勢，順應時代潮流，必然自取滅亡。“為隨而不大通，逆于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災之道也。”（同上）可見正確估計形勢，正視現實，而採取正確的措施治國，是至關重要的。 處於亂世（或各種制度尚未完善）而急需變革的創始時期，一 創始階段，需要確立制度，包括名分等級。“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始制官長，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老子》第三十二章注）這樣，“上守其尊，下安其卑，自然之質，各定其分。”（《周易·揭卦》注）上古樸散之時如此，變革時期也是這樣，一執古之道，可以徹今，雖處於今，可以知古始”（《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借鑒古制，根據時代需要創建新制，“創制不可責之以舊”（《周易·蠱卦》注）。不能死搬硬套，而要有創新，這是君王有為之時。 制度確立之後，就應該無為而治。順應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為之，故必敗也”（《老子》第二十九章注）。“聖人達自然之性，楊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同上）。“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雖不為，而使之成矣一（《老子》第四十七章注）。只要真正認識和瞭解人類社會，就不會把個人意志強加給社會，社會就會得到治理和發展。相反，只會失敗。所以，“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老子》第五十八章注）。“以無為為居，以不言為教，以恬淡為味，治之極也”（《老子》第六十三章注）。無為與順應自然是一致的，它可以使天下大治。 治理得法可以使國家局勢穩定。安定可以使社會得到更快的發展。所以，“國之所以安，謂之母”（《老子》第五十九章注）。作為 無為而治可以使社會各方面處於自然的和諧和系統的穩定。權力和刑罰的使用要有限度，不能破壞社會的自然和諧。人們的利與欲的思想是實際存在的，必須正視這個事實。只是人們不能過分追求。因為物極必反，走到極端就有害了。“求之多者，攻之者眾，為物所病，故大費、厚亡也”（《老子》第四十四章注）。想得多反而會失去更多。“貪貨無厭，其身必少”（同上）。要順其自然引導人民。如果統治者利用權力，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滿足，窮奢極侈，“離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邪），威不能複製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老子》第七十二章注）。 漢以來的名教（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家道德思想）之治，隨著社會的變革，經學的衰微，已經暴露出嚴重的缺陷，曹操的刑名之治也暴露出不少的問題。此時，必須要有新的理論來糾正名教的弊端，才能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王弼認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出於自然。本，即是“無”，所以要無為而治。名教對維護國家的等級制度、封建秩序，有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名教是要講的，但它畢竟是具體表像，是“有”，它出自于自然這個本，所以更要注重自然。“萬物以自然為性。” “聖人達自然之性，暢萬物之情，故因而不為，順而不施”（《老子》第二十九章注）。 六親和睦，上下相安。人生來是無善無惡的。它是“無”在人身上的體現。聖人也是人，只是聖人與幾人對“無”稟受的深淺不同而產生了差異。聖人與凡人一樣，也有“五情”。他認為：“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而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三國志·魏志·鐘會傳》裴注引何劭《王弼傳》）聖人不是無情的木石，他們也一往情深，有喜怒哀樂怨。這是人生來不學就會的自然之性。只是他們的智慧高於常人，能夠深刻地領悟“無”，又不至於沉溺於情欲而不能自拔，不為“情” 和“物”所累，·這才是他們與凡人的不同之處。這就把神化了的聖人變成了真正的人，填平了聖人與凡人之間的鴻溝。這就使人們對人類社會、以及人本身的認識，提高到了理性的高度。 用義理來分析各種社會現象，用注經的方法來闡述自己的哲學觀點、政治謀略。這是王弼結合新時代的特點，利用儒家經學傳統的影響，把自己的思想體系巧妙地貫串在注文之中，他打破了漢以來僵化的思維模式，可說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先鋒。他以儒道兼采、以道為主，創立了魏晉玄學的思想體系，對儒學研究的轉變起了功不可滅的積極作用。王弼研究所涉及的內容廣泛而深刻，從哲學的“無”與“有” 的關係，深入到各種現象與本質的關係，諸如言、意與象的關係、動與靜的關係、一與多的關係等，無不細緻地加以探討。還包容了創作、欣賞、倫理、美學等眾多的領域。他不僅在魏晉時期的哲學、經學、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影響到文學創作、以及佛道兩教在內的宗教界。其後文學上的玄言詩、山水詩及田園詩，不能說與王弼的玄學思想和崇尚自然無關。而宋明理學則是在王弼重義理、善思辯的基礎上發展的結果。少年奇才為時人和後人所重，是與他所做出的貢獻分不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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