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DF版】 ▲本文作者(右)与冯其庸先生在一起。
冯其庸先生在红学研究、文史研究、书画艺术、戏剧评论、诗词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其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历万劫而不灭的求学求真之心,刚正阔达、至情至诚的人格魅力,更深深地吸引着我、打动着我。
□高海山 最近由于毕业的问题告一段落,空闲时间较多,我就把叶君远先生所著的《冯其庸传》读完了。由于每天都忙于不确定性和重复性的实验,身心疲惫,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从头到尾地读过一本完整的书籍,而冯先生的传记却使我重拾久违的读书感觉。合上书卷,我的内心良久不能平静:冯先生是何等坚定地走在学术的道路上。我真希望我能更早地读到冯先生的传记,真希望更早地从冯先生的不凡人生中获得启发,我真庆幸我今天完整地受到了心灵的洗礼和激励。 冯其庸先生在红学研究、文史研究、书画艺术、戏剧评论、诗词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其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意志,历万劫而不灭的求学求真之心,刚正阔达、至情至诚的人格魅力,更深深地吸引着我、打动着我。 稻香世家历坎坷,自我造就终成才。出身于几代务农的“稻香世家”,家境贫寒；经历世事动荡坎坷的青少年时光,冯先生历尽艰辛,饱受苦难,始终坚持学习、读书、写字和画画,为后来的治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冯先生鼓励年轻人刻苦自学的话——“人才其实都是自我造就的”,正是其自身的深刻体验。正是因为始终爱好读书、坚持读书并打下良好基础,冯先生得以于1946年初顺利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从此,冯先生更加勤奋、好学,也因此见识了第一流的学者,接受到了第一流的学问,体悟到了第一等的境界。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匋、周贻白、向培良等等名师课内课外的传道授业、言传身教给予年轻的冯先生很大的熏陶和启迪,加上其聪颖的天资、过人的勤奋和心无旁骛的钻研,冯先生如鱼得水,对学术的兴趣益发浓厚,也开始崭露头角。他于1947年10月22日发表在《大锡报》上的历史调查报告《澄江八日记》,已初步显露了其日后始终坚持的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1954年,冯其庸于三十而立之年,从无锡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国文教师。为了讲好课,他首先自我要求要把内容彻底搞清楚、弄明白,对作家作品要有深入的理解和领会,他字斟句酌却不照本宣科的讲课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他所主持编写的教材《历代文选》不仅学生反映很好,还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初到京华十二年期间,冯先生写了许多文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如《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论北宋前期两种不同的词风》等都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和普遍接受；他还积极参与了思想文化界、戏剧界的学术和思想争鸣,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如《论古代岳飞剧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对投降派的批判》等。 独立乱流中,明珠叶底藏。1966年6月中旬以后,冯先生成了“文革”中的批判对象。学校里贴满了造谣攻击他的大字报,说他是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大毒草等,经常被押到广场礼台上进行残酷批斗；同年8月,母亲去世,红卫兵断然拒绝他请假奔丧的请求,连电报都要审查；其家庭住所被抄家两次,许多书籍和日记都被抄走、毁掉；他的一些熟人、好朋友、同学因为不堪忍受屈辱折磨而自杀。这些都重重地打击了冯其庸,他嚎啕大哭,痛彻心扉。然而,他却下定决心——绝对不死,除非把我打死；打死了,也不是该死,而是屈死。他常默念司马迁的名言“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从中得到激励和活下去的决心。“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由于文字而招来灾祸和冤案,因此愤怒、灰心至极,担心书籍会引火烧身,赶紧把书籍处理掉,不再做学问。但是冯其庸始终认为做学问无罪,国家和人民需要学术研究。他一本书也不卖,见到有用的反倒买进来。而在1954年,冯其庸便认真仔细地通读了《红楼梦》,对《红楼梦》产生了亲切感,但当时他并没有写作关于《红楼梦》的任何文章,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读透原著,功力还不够。他历经世事风雨,遭受许多苦难,进而对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有了愈加深切的理解,对《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有了更加全面准确的认识。他托朋友悄悄地借来一部影印的庚辰本《石头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完全按原样,并尽量依原笔迹字体摹写下了整整八十回,自1967年12月3日开始,到1968年6月12日凌晨抄毕。“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此时,冯其庸似乎与两百多年前的曹雪芹心意相通了。 红学研究艰难始,一梦红楼五十年。冯其庸先生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所抄写的《石头记》书稿,叠起来的高度足足超过一尺；整部手稿书法隽妙,墨色灿然,精光四射,令人震慑和惊叹。而冯其庸在这部抄稿中所展现出的韧性和勇气,更是令人震惊和钦佩。但是,冯其庸自己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这部特殊的抄稿会为他以后开始真正的红学研究打下埋伏。1972年底,“评红”运动开展起来。1974年,时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的袁水拍亲自登门来与冯其庸商量在文化事业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冯其庸便建议校订《红楼梦》。《红楼梦》校订小组由此成立,冯其庸也成为其中一员,总算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展学术研究了。在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冯其庸正式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红学研究。冯其庸认为作品研究离不开作者的家世和背景,于是他选定曹雪芹家世这个一直还存在争议的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突破口。对于已有的“河北丰润”说,他并没有迷信和盲从,而是以《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为线索,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苦苦调查与搜索,也有淘尽沙砾见珍珠的激动与喜悦。经过整整三年的青灯黄卷冷板凳,他仔细查证了宗谱上记载的一个个人物,证明了《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的真实可靠性,以确凿的史料和严谨细密的剖析,完成了30余万字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确立了曹雪芹祖籍“辽阳”说。他与吴恩裕合作写的论文《己卯本<石头记>散失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于1975年3月发表在光明日报,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红学界的重视与反响。随后完成的10万多字的《论庚辰本》,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62天,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冯其庸的第一本《红楼梦》研究专著,也是红学史上第一本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此后,《红楼梦》的研究和校订采用了“庚辰本”作为底本,如今已经发行了350万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冯其庸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从事他热爱的学术研究。他以超乎常人的勤奋,倾注大量的精力和毅力,换来了极为丰硕的科研成果。许多红学研究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在这以后完成的。 霜毫一掷走天涯,遍走天涯炼真知。冯其庸先生治学,不仅高度尊重文献资料,依据史料立论,绝对摒弃毫无根据的虚夸之说,而且还格外重视实地调查,将出土文物和文化遗存相互印证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他认为文史研究中许多的新思想和发现都是来自于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他提倡读万卷书,但也非常重视行万里路,他本身就是一个行走的学者。早在无锡国专读书时,他就运用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结合的方法撰写了《澄江八日记》。那以后,他更加自觉地将实地调查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贯穿在自己终生的研究中。在鉴定《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的真伪性过程中,他就是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相互验证；他多次前往辽阳,详细考察了“辽阳三碑”,确立了曹雪芹祖籍辽阳的有力证据,先后写出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等文章或书籍。 正如叶君远先生所说的,冯其庸先生在多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将成为学术史和文化史上永远的财富,令人由衷地惊叹与钦佩,让无数后辈高山仰止,而他的为了追求学问与真理所展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阔达真诚的人格魅力,更是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价值。 (本文作者为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博士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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