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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先生在为拙著《鲁文化史》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了《奏谳书》记载的柳下季断案的事例，李先生说，《奏谳书》中的文辞没有什么费解，而“白徒”和“倡”怎样成为刑徒的名称，实无法得其答案。所以李先生又说：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关于鲁国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由于那个时期历史的材料比较有限，而关于鲁国，《奏谳书》所涉及的内容虽然简短，却蕴涵了不少信息，有助于我们对鲁国历史文化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 《奏谳书》见于1983年末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其中记有柳下季断案的事例，原文如下： 异时鲁法：盗一钱到廿，罚金一两；过廿到百，罚金二百；过百到二百，为白徒；过二百到千，完为倡。又曰：诸以县官事訑其上者，以白徒罪论之。有白徒罪二者，加其罪一等。白徒者，当今隶臣妾；倡，当城旦。今佐丁盗粟一斗，值三钱，柳下季为鲁君治之，论完丁为倡，奏鲁君。君曰：“盗以一钱到廿钱，罚金一两，今佐丁盗一斗粟，值三钱，完为倡，不已重乎？”柳下季曰：“吏初捕丁来，冠鉥冠，臣案其上功牒，署能治礼，儒服。夫儒者，君子之节也；礼者，君子学也；盗者，小人之心也。今丁有小人之心，盗君子节，又盗君子学，以上功，再訑其上，有白徒罪二，此以完为倡。”君曰：“当哉！” 根据《说文》、《广韵》中的说法，“谳”即评议定罪。竹简《奏谳书》就是各种议罪案例的汇集。柳下季本名展禽，又名柳下惠。他出身于鲁国公族，其始祖公子展为孝公之后。柳下季为职士师，掌管刑狱，专司法律。在史籍中，有一些关于他的零星记载，但他任职士师的具体事迹却较为稀少，《论语·微子》说：“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他为士师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可是，关于他判定案狱事例并未见到。这样，《奏谳书》中柳下季为鲁君治狱的记载就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在《奏谳书》的记述中，“白徒”和“倡”怎样成为刑徒的名称不好理解。盗钱数量不同，罚钱则有多少的不同。过百到二百，则为白徒；若盗钱过二百到一千，即“完为倡”。“白徒”和“倡”都是一种刑罚，按照《奏谳书》的说明，“白徒”相当于汉代的隶臣妾；而作为刑罚，“倡”则重于“白徒”，当城旦。所谓“完为倡”，即剃其发为“倡”。完，乃是一种轻刑。《汉书·惠帝纪》：“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颜师古注：“若预及之言也。谓七十以上，及不满十岁以下，皆完之也。”髡，剃去头发。《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完，谓不亏其体，但居作也。”意思是以剃光头发作为处罚，可以在家劳作。那时，人们爱发而蓄发，剃发就是一种处罚。 “白徒”曾屡见于古书，指未经过军事训练之人而言。简文称：“白徒者，当今隶臣妾。”汉文帝刑法改革前，“‘隶臣妾’是一种刑徒，刑期有限，同时具有官奴隶身份。春秋时期的“白徒”与汉代的“隶臣妾”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官奴隶身份”，应当属于有期徒刑一类，即降低了原来的社会地位或政治身份。这样，春秋时期，战争连绵，“白徒”在战争中会随时丧失生命。鲁国的刑罚以“白徒”惩罚盗贼，明显比“罚金”处罚更重。 与“隶臣妾”相比，“城旦”自然处罚更重。汉承秦制，汉初也基本沿袭秦律。按照秦律，盗百一十钱以上耐为隶臣，盗六百六十钱以上黥为城旦。无论“耐”还是“黥”，都属于肉刑。秦律中既有终身服刑而又分不同等级的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又有有服刑期限的赀徭、赀居边、赀戍等等。鲁法中之白徒、倡分别相当于秦律之隶臣妾、城旦，二者有很大的可比性，说明两种法律在刑制上有很多的共同性，但鲁国之法中的“完”却非肉刑，所以，相比之下，鲁国法律较之为轻。 所谓“城旦舂”，同样也具有“官奴隶身份”。城旦，筑城；舂，舂米。男奴筑城，女奴舂米。鲁法中的“倡”与之同类，所谓“倡”，泛指表演歌舞杂戏的艺人，又称倡人、倡优、倡伎、倡俳等。据《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年春齐鲁两国国君会于夹谷时，齐国就令“优倡侏儒为戏而前”，这属于所谓“宫中之乐”，但孔子认为其“匹夫而营惑诸侯”，故而依法处治，他们落得个“手足异处”的下场。可见，作为官奴，“倡”的地位很低。 鲁国有佐丁盗粟一斗，值三钱，按照鲁法，只应给予“罚金一两”的处罚，可是，柳下季却论处完丁为倡。柳下季对佐丁的处罚，并不是仅仅将眼光停留在他“盗粟一斗”的表面犯罪上，而重点在于“诛心”，他所惩处的是佐丁的欺世盗名。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曾经“数称”柳下惠，以之为道德典范，对他十分认同。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柳下惠完全一致。这不由让我们想到孔子“诛”“乱政者”少正卯的事情。少正卯属于“鲁国闻人”，孔子为政七日而诛之，连孔子的弟子子贡都有疑问。孔子认为，天下大逆不道的恶行有五种，分别是思想背离而险恶，行为邪僻而坚定，言论错误而雄辩，记述非义的事物并十分广博，赞同错误的言行并加以美饰。而一般性的盗窃并不在其中。一个人只要具有这五种思想行为的一种，就免不了君子的诛杀，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以不除掉。 在春秋时期众多的诸侯国中，鲁国是最注重礼的国度。当春秋时期各国出现礼崩乐坏的现实时，鲁国的贵族知识阶层都忧心忡忡，维护周礼。礼的精神在于孝恭慈仁，信诚惠和，孔子重礼，他诛少正卯，十分契合于礼。少正卯属于无礼之辈，不论其政治主张，还是他的做人风格和处世态度，都与周礼的要求严重不符。柳下惠同样蒙耻救民，期于社会至善，佐丁之处，不亦宜乎！ 鲁国有礼，同样有法。鲁国之法却与“周礼尽在鲁矣”的名声完全一致，鲁礼包含有法的功能，鲁法拥有礼的精神。鲁国的法律条文还可以在其它古籍中看到。例如《孔子家语·致思》篇有这样的记载： 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人受金则为不廉，则何以相赎乎？自今以后，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 按照鲁国法律的规定，从诸侯国赎回做奴仆的鲁国人，都可以从鲁国府库里领取金钱。子贡赎回了奴仆，却推辞而不领取钱财。孔子认为这是端木赐的过失。他认为，圣人做事，可以通过它移风易俗，也可用来教化开导百姓，并非只是适合自身的行为。因为当时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如果因为赎人从府库领取钱财就是心胸不广，缺乏廉正，那么用什么来赎人呢？孔子担心的是，从今以后，鲁国人不再能从其它诸侯国那里赎回人了。从这条记载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鲁国宗法礼制的精神所在，更可以看出鲁人在执行“鲁法”时考虑的重点在于对社会的影响，在于对民众的教化意义。在这方面，应当说孔子与柳下季完全相同。 《奏谳书》值得注意的，还有其中出现的“儒服”一词。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学，儒家学派产生，以后，“儒服”一词自然频频出现。在儒家产生之前，“儒”类似于一种职业已经出现。在《奏谳书》中，柳下季所说到的“儒”就是能够相礼的人，不仅具有君子之名，而且具有君子之实。 《奏谳书》虽为西汉竹书，但其中记载柳下季的事情却发生在春秋前期，这一则材料不会是凭空产生，这不仅是因为它与柳下惠的身份相合，而且法律条文历代相沿，流传广泛，为众所周知。从这一记载看，柳下惠治狱所体现出的司法精神对汉代有重要影响，汉代继承鲁国的礼治精神更具有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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