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概念体现了古人的民族优越感
石毓智/文
“华夏”原来的意思类似于“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这里的“华”是一个形容词，大意为“光荣、文明进步”，代表先民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后来用“华”简称“华夏”，再受早已存在的“中国”一词的类推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了“中华”的用法。弄清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也有益于提高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
我遍查了各种权威性工具书，发现它们对“华夏”和“中华”如此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账。然而这两个概念不同于一般的词语，搞清楚它们的来源和含义不仅有助于提高民族认同感，而且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一个民族只有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才能明白自己能到哪里去。
《辞源》对“中华”的解释为：我国古代华夏族兴起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称其地带为中华，亦称中原、中国。这就搞混了三个概念之间的时间关系，其实“中国”一词比“中华”早出现1000多年，而且这三个词在表达上也有明确分工：“中国”是政权概念，指统治的疆域；“中华”是民族概念，指的是族群；“中原”则是个地理概念，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工具书的解释大同小异，它们给读者徒增混乱。下面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历史渊源。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武成》：“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服从），恭天成命。”蠻，指南方民族；貊，指北方民族。有人把“华”和“夏”也看做两个位居中原的民族，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其实这里的“华”是一个形容词作定语，用来修饰“夏”的。要明白这一点，请看下面分析。
如同“汉人”来自汉朝一样，上古汉语的“夏”则是用中国第一个朝代来称呼相关的族群。夏朝约建于公元前2200年，标志着中华文明史的开端。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之间具有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这一点孔子说得很明白：“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很向往这三个朝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论语·卫灵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论语》多次说到“夏”，而从来没有提到“华”，可见“华”并不是与“夏”平行的另外一个中原族群的名称。同时，历史上不存在一个叫“华”的朝代。
“华”的繁体字是“華”，上面有个草字头，就是“花”的最早写法。《诗经》中只有“華”字而没有“花”字，它共有三种意思：①花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桃夭》）②开花，抽穗：“昔我往矣，黍稷方华。”（《诗经·出车》）③光华：“尚之以琼华乎尔。”（《诗经·著》）
“华”由植物的“花朵”义发展成一个褒义的形容词，表示光华、繁荣、文明进步之意，“华夏”的“华”就是取这种意义。“华”还可以用作动词，表是“增加荣光、荣誉”的意思，例如：“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国语·鲁语上》）“华国”就是“为国增光”。
到了周朝，“夏”就不再专指朝代，而常引申指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族群或国家。孔子以“诸夏”来称呼周朝的诸侯国，例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诸”是“多个”的意思，“华”是“文明进步”的意思，“华夏”代表着先人的文化优越感，所以它常与周边少数民族对比时使用，比如孟子这样说道：“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下》）显然，孟子认为用文明的“夏”文化引导落后的蛮夷，而不是相反。
“华夏”成为一个词后，就出现了用“华”一个字来代替整个概念的用法。例如：“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華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华”的这种单独使用为“中华”一词的出现创造了可能性。
“中华”这个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才出现，例如：“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三国志·诸葛亮传》）又如：“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魏书·宕昌传》）那么“中华”是怎么出现的呢？最合理的推测是，这是来自与“中国”的类推影响。 “中国”已经在《诗经》上出现了，原指周王朝的都城，至迟到公元前三世纪就指黄河和长江流域各诸侯国（详见附文）。既然“华”单用时与“中国”的概念基本一致，随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发展，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中华”这个双音节词。
因为“国”与“华”的来源不一样，也导致了这两个词的今天用法也有明确分工。“国”原来指都城，强调的是疆域，今天则主要用于国家政体特别是疆土的概念，如“中国领土”。“华”原来指属性，表示光华、文明进步，今天则主要用于指示种族，所以可以说“华人”、“华语”、“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等，而这些地方的“华”都不能换为“国”。
顺便交代一个语文知识。当“华（華）”指示“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后，它原来表达与植物花朵有关的意义就逐渐写成“花”了。汉语史上常见这种现象，由于概念分化而导致字形分化。
最后，来简单总结一下。“夏”是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后用它称呼族群或诸侯国，这与“汉人”用法的道理一样。“华”原来是花朵之意，后引申出光华、文明进步的意思。“华夏”指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诸侯国，是相对于周边少数民族而言的，它蕴含着古人的民族优越感。后来“华夏”又简称为“华”，进而因受早已出现的“中国”一词类推的影响，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中华”的用法，尔后它作为我们民族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附录：《“中国”一词原指“西安”或“洛阳”》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3000年之前的《诗经》中，那时的“国”意为“都城”、“京畿”，专指周朝的都城——西周的镐京和东周的雒邑，即今日的西安和洛阳。《诗经》里的“中国”都是“国中”的倒序，意为“都城之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洛阳城里”。尔后“中国”引申指整个周王朝统治的天下，包括黄河和长江流域各个诸侯国，再由此自然引申出今天“我国”的含义。然而辞书普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是指位于中原的国家，其实这是谬解，历史上从来不存在只有这种用法的时期。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是怎么来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即使最权威的工具书都解释错了，以致以讹传讹，导致华夏儿女大都不知道自己祖国名称的来源。就拿《词源》来说吧，它是这样解释“中国”一词的来源的：
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代，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我国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成为我国的专称。《礼·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
上面这是最为流行的关于“中国”来源的说法，词典所给出的最早例子是《礼记》，而这部经典是汉代初年（约公元前一世纪）才成书的。更重要的是，这个例子中的“中国”并不一定仅指黄河流域的华夏诸国。
“中国”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诗经》已经广泛使用。根据《说文解字》，“国”是一个形声字，外边的方框表示“城郭”，繁体字里边原来是“或”，指示这个字的读音。“国”的最早意思就是都城、京畿，专门指周王朝的国都，“中国”的本来语序应该为“国中”，就是“都城之中”的意思。例如：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詩·大雅·民勞》
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毛詩·大雅·桑柔》按：炰烋，傲慢。
上古时代的语序跟今天的不完全一样，比如《左传》中的“城濮之战”今天则应该说成“濮城之战”。《诗经》里“中”的使用顺序也与现代汉语的相反，比如《诗经·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中谷”就是“谷中”的意思，即“山谷里边”。又如《诗经·柏舟》：“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就是“河中”的意思。
《诗经》中所有“中国”的用例都是“国中”的意思，意为“都城之中”。周王朝先后定都镐京（西安）和雒邑（洛阳），那么很自然，《诗经》中的“中国”就是“西安城里”或者“洛城里边”的意思。
普遍这样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有很多国家，那么位于黄河下游的中原国家才叫“中国”，这是相对于周边诸侯国来说的。然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个时期，孟子和庄子时代的“中国”就可以指包含各诸侯国在内的华夏大地。例如：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上》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庄子·秋水》
显然，上述《孟子》用例的“中国”就包括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庄子》的例子则说明“四海”之内都是“中国”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在孟子和庄子之前并不存在这么一段时间，其间“中国”是仅仅指地处中原的国家。可见，“中国”一词由原来的周朝都城一下子就引申来表示周王朝统治的所有地区。
也就是说，“中国”在《诗经》是指周王朝的都城，后来泛指周王朝统辖的整个“天下”。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有很多诸侯国，然而它们都是周王分封的，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周王朝是月亮，诸侯国是星星，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各诸侯国都与周王朝是宗亲关系，每年都要向周王朝进贡交税。所以，周王朝的天下就是一家。
“中国”也不是相对于周边的所谓“蛮夷”的少数民族而说的，因为在上古时代，这些周边的少数民族不被认为是“国家”。所以，《词源》的解释是不可靠的，古时中原人不会以“四方”的少数民族为参照系来称自己为“中国”。注意，《诗经》中所说的“四方”是指都城之外的所有地方。
“中国”的词义引申过程也符合汉语的发展规律，即从局部引申为指整体。比如“眼”本来指黑眼珠子，后来指整个视觉器官。又如，“脸”本来指眼睛下边那一小块儿，后来指整个面部。如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原来指周王朝的都城，后来扩大到整个周王朝的统治地区。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知道自己祖国名称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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