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浑源恒山中华五岳的形成与五岳历史文化价值

中华五岳是大一统王朝的产物，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儒家经典《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认为，章服之美为华，礼仪之大谓夏。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大一统王朝疆界广阔、文化繁荣，与华夏民族重视礼乐祭祀密切相关。在文化的凝聚下，中华各民族最终发展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并由此衍生出现代国家意识。华夏也成为全体中华民族的自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与自豪。

一、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华五岳的成形

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普遍认为，5000—4000年前，中国进入初级文明。主要标志是农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专门制造陶器、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的手工业作坊，贫富分化加剧，战争频繁，出现了许多城堡和都城遗址，例如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山西陶寺文化遗址等。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大致对应初级文明。

据《尚书·舜典》记载，五帝之一的舜每五年一巡狩，二月至东岳、五月至南岳、八月至西岳、十一月至北岳。诸侯在山脚下朝觐天子，陈述任职情况。

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区域，传说黄帝时天下有万国，尧舜的时候有万邦。万是说国家很多，并不一定指一万个国家。4000多年前，舜帝能不能巡狩天下，号令诸侯，无法确定，只能存疑。

商朝之前，方国林立，后来因为相互征伐兼并，到商朝初期只剩下3000多个国家。如今见于甲骨文记载的，有鬼方、人方、淮夷、羌方、土方等诸多方国。周武王伐商，在孟津与各国会盟，参加大会的诸侯有八百多人。春秋初期，根据《左传》统计，可考证的国家仍然有140多个。

商朝除了方国林立，都城也曾多次迁徙。《尚书·盘庚》记载，商朝从建国初期到盘庚执政，共迁都五次。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考订，商王朝共有过七个都城，即亳(bó 今河南商丘）、嚣（áo 今河南郑州）、相（今河南内黄）、邢（gěng 今河北邢台）、庇（今山东郓城北）、奄（yān 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迁徙范围大体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大致描述了商朝都城周边的地理格局。结合商朝历次迁都范围，我们可以推测商朝疆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古北岳恒山所在位置，应该为商朝疆域的最北端。至于商人有没有五岳的观念，历届君主是否祭拜过五岳，文献没有记载，也没有出土文物可以佐证，还是得存疑。

商朝末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周人与来自东方的商人。两大文明在扩张、兼并小国的过程中，在中原碰撞融合。大约3000年前，周人终于取代商人，成为天下共主。据《尚书·周官》记载，周成王十二年一巡狩，到各地听取诸侯的述职报告，和舜帝一样，他也是春季到东岳、夏天到南岳、秋季到西岳、冬季到北岳。

春秋战国，列国纷争，群雄逐鹿。东岳泰山在齐鲁境内、西岳华山在秦国境内、南岳衡山在楚国境内、北岳恒山被白狄控制。东周王朝名存实亡，也不可能遍祀五岳。战国中后期，经齐国稷下学宫学者邹衍完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定型，后人又将五行与五方、五色、五气、五刑、五德等相结合。依托阴阳五行学说，中华五岳正式成形。

二、中华五岳的历史沿革

日月山川崇拜，先民自古有之。古人认为，山能行云布雨，化育万物，庇护一方百姓。如《管子》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即是先民以名山大川立国的真实反映。同时，山体高大巍峨，又是登天的阶梯。在山顶可以无限接神灵，人神交感，求得无休之福。故古人每遇到旱灾、洪涝等气候灾害时就要燔燎祭祀山岳。《诗经·崧高》称：“崧高为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可见在西周时，已经开始祭祀中岳嵩山。

五岳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职，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礼记·王制》规定：“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以《周礼》与《礼记》记载，五岳祭祀仪制在先秦时逐渐确立，成为朝廷规范化的封禅和祭祀制度。

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即古代帝王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报群神之功。”每逢改朝换代或太平盛世，皇帝都要谋划举行封禅大典，告成于天，以彰显王朝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封禅泰山，此后五岳作为一个整体的规格很高的祭祀对象，成为王朝常规的礼祀制度。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下诏祭祀五岳，使五岳祭祀正式成为国家制度。直至公元1911年结束，这一国家制度整整经过了1972年。据学者统计，其间共有7位皇帝12次举行封禅大典，仅泰山就有6位皇帝封禅过11次，各种祭祀超过800余次。

五岳祭祀由国家意志正式确立后，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的意识形态与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命令晋王杨广统率水陆大军50余万，攻灭江南割据政权陈朝，成功结束纷乱近400年的魏晋南北朝，华夏再次大一统，五岳全部处于隋王朝境内。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下诏，将南岳霍山改为南岳衡山，五岳重新成为国家统一与江山社稷的象征。

三、中华五岳的历史文化价值

祭祀文化是五岳文化的主体。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皇帝登极、祈求丰年都要祭祀天地、名山大川。学者统计，文献中明确记载的五岳祭祀共有807次。其中东岳皇帝亲至祭祀22次，皇帝望祭4次，遣官致祭192次；南岳皇帝亲至祭祀2次，皇帝望祭1次，遣官致祭123次；西岳皇帝亲至祭祀9次，遣官致祭183次；北岳皇帝亲至祭祀9次，皇帝望祭5次，遣官致祭127次；中岳皇帝亲至祭祀13次，皇帝望祭4次，遣官致祭113次[1]。因此，五岳作为国家的象征，是传统文化中地理观念的独特见证，也是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见证。

宗教文化是五岳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北岳恒山为例，北岳恒山横亘塞上，东西绵延五百余里，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天然分界线。据《魏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时期，道教盛极一时。太平真君年间（440—451），道教领袖寇谦之打算建一座“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上可与天神交接”的空中宫殿，但“功役万计，经年不成”。皇太子拓跋晃见“百姓疲劳、财力费损”，就建议不如到平城东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这样似乎容易一些。结果直到太平真君九年（448）寇谦之去世，空中宫殿始终没有建成。太和十五年（491），修建空中宫殿的事情再次提上议程。孝文帝下诏，在桑干之阴，岳山之阳修建道坛崇虚寺，也就是现在闻名中外的北岳恒山悬空寺。

军事文化是北岳恒山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恒山便成为晋国、燕国、代国、鲜虞（中山国）的争夺焦点。享誉中外的李峪青铜器，其中一部分文物就是赵氏宗主赵简子嫁女于代王时的陪嫁物，规格之高，举世罕见，与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文物异曲同工。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开疆拓土，北破林胡、楼烦，拓地千里，奠定华夏民族版图。汉武帝一代雄主，卫青、霍去病数次从雁门关出发，驱逐匈奴，展现大汉军威。五胡十六国时期，恒山山脉成为前赵、后赵、前燕、后燕与大代（北魏前身政权）的国界。南北朝对峙，鲜卑拓跋部崛起，定都平城，开凿恒山直道，逐鹿中原。北宋初期，为抗击契丹，名将杨业沿恒山山脉从东至西修筑了瓶形寨、梅回寨、麻谷寨、义兴寨、大石寨、茹越寨、胡谷寨、雁门寨、西陉寨、土墱寨、石峡寨、阳武寨、楼板寨等十三座军寨，为恒山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存与脍炎人口的杨家将故事。明朝设置九边重镇并沿恒山山脉修筑内长城，其中山西有两镇，大同镇与山西镇。清朝康熙皇帝数次巡幸恒山与五台山，并为恒山题字“化垂悠久”。明清两代，文人墨客、镇守官员歌咏恒山的诗文数不胜数。

中华五岳历史悠久、地位重要、流传至今。五岳构建的名山系统，反映了我国古老的文化传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其影响遍及海内外各个国家。历史上，边疆割据政权、海外附属国家仰慕中华文明，不断派出留学生到天朝上国，学习先进王朝的典章制度。今云南一带的古代王国南诏、朝鲜半岛的新罗，仿效中国，都曾建置五岳名山。中华五岳的广泛影响，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2003年，五岳管理机构负责人开始尝试联合扩展申遗，通过构建联盟、召开年会、联合促销、整体推介等方式，打破中国风景名胜区“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共同构建“五岳”品牌。2010年，嵩山历史建筑群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22年，又值五岳年会，各部门、各地区应充分协调，互通有无，共同努力，挖掘五岳文化的普遍价值，使中华五岳早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

注：

[1]祭祀数据来自陈耀华、孙琳琳《中华五岳的世界遗产价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