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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现代战争分级认定标准，交战双方各投入兵力数量在10万人以上的称作战役；交战双方各投入兵力在1万人以上的称作会战；交战双方各投入兵力数量在1000人以上称大战；以下的就是普通的伏击战，遭遇战之类的普通战斗了。是否这样认定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后的结果如何才是衡量成败的关键。发生在1944年6月的衢龙伏击战，也有人称衢州会战，正式交战结果的极致案例。如果以衢州市十字街口为基准点，画一个半径10公里的圈，在这个圈子里的战斗造成如此大的损伤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悲惨的战例。
从1942年6月7日日军第一次攻陷衢州城于8月28日并退出后，除了飞机轰炸，双方小股部队在远离衢城四十公里处的缓冲区有多处冲突外，衢州城倒也是正常平稳，民生也逐步恢复。二年后，日军再次犯衢，虽然占领时间只有三天，却给衢州城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至今已过去60多年了，但后遗症还在蔓延和诊疗之中。
1942年5月日军发动了长衡会战（又称第四次长沙会战）为了防止国民党顾祝同的第3战区调动部队增援湖南，所以在衢州打了一场牵制战，同时也发现衢州机场在进行修复工程，有必要进行破坏。6月1日日军第13军将驻守在杭州宁波的内田孝行中将第70师团，抽调到金华，担任从金华向西进攻的任务。原驻守金华的22师团七个大队调到广州，参加进攻桂林、柳州战斗。第70师团整编兵员为19500人，由于要防守金华地区7个县市，真正能参加进攻的部队只有一个旅团约6000人，为了增加进攻部队的力量，临时抽调了上海62师团的4个中队和二个守备队，并配备工兵、辎重、通讯、炮兵中队，第4野战补充集成大队共4000余人，另配直协作战飞机一架，由下斗米厚大尉驾驶。
6月10日早晨5时整，日军以第62旅团的三个大队，分二路向西同时发起进攻，标志着衢州会战正式打响。
当时国军的防守队共有二个军7个师和三个忠义救国军纵队，8000人左右的民兵团，实际守备兵员13万多人，在衢州的后方还有5个20万兵力作预备，在龙游一线展开阻击的部队有49军26师77团，79师三个团。作为预备队的76团守衢龙公路，由副长兼团长李佛态带队，原驻守兰溪的78团由团长于丕富带队守衢州城，兰溪、寿昌、建德分别由忠义救国军第五纵队防守，构筑了汤溪、兰溪、龙游、寿昌长达110公里的防线。26师师长曹天戈带直属队将师部改在远离战场100公里外的江山。战斗打响后的第一天，国军几乎未作抵抗，就从白龙桥阵地撤到汤溪火车站。日军下午3时对汤溪阵地发射105发炮弹，飞机投下二十颗小型杀伤性子母弹，77团退到湖镇。第二天下午1点30分日军占领湖镇，下午3点钟开始向社阳溪以西狮子山阵地发起攻击，日军62旅团长横山武彦中将带了一个中队150余人想从铁路桥上迂回包抄，却在狮子山脚遇到77团二营的逃兵，这个营本来是守茶圩码头和十里铺的，看到湖镇沦陷，就想与79师汇合，往南山庙下方向撤退，没想到却遇到了偷袭小分队，全营400多人一个冲击波下去就打散日军中队，还打死了一个中将，（当时还是少将）。6月12日日军占领龙游，在准备兵分两路攻击衢州时，第三战区下达反攻命令，国军第49军26师、79师、105师，第21军145师、146师，共三万人在龙游到衢州的3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了拉锯战，直到24日日军增派了61旅团的104、105大队，驻苏州的60师团56旅团的50、112大队参战，国军才向浙赣铁路南侧撤退。
6月24日日军从石室街、东迹大桥渡过乌溪江，兵临衢州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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