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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一方面是“贞节”观念日益神圣化，国家甚至将“贞节”提高到国策的高度，在国家机器的鼓吹下，贞节的观念由“礼”而入“法”变成了法律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成了“法官”量刑定罪的重要依据，“贞节烈女”的称号更成为女人的最高道德荣誉。 但中国人对荣誉，向来是只学习而不实践。如果你只看那些书本上道貌岸然的说教，那你就会被书本上的东西所蒙蔽。就如同你翻开报纸，看到满纸的“为人民服务”的主旋律，绝对想不到贪官污吏的横行。如果你只看各种机会上成千上万人高呼“学习雷锋”，哪你绝想不出社会上种种见死不救的冷漠。 对高尚，中国人一向喜欢“说一套做一套”，对“贞节”也是如此。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贞节观，从班昭就已经开始了。班昭将“恪守贞节”视为一种女性生存手段，但她用了一堆高大上的道德理论来为自己掩饰，最终形成了宗教化与实用化两种不同的贞节观。 一种观点认为，在生活中，对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基本观点，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可以称其为女德的“基本教义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核心价值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需要灵活变通，“全大义而不拘小节”，对“贞节”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实用主义者”。 到了清代，两种贞节观都日趋完善，并逐渐定型。对于女人的“贞节”问题，清朝人“说一套”都说了什么，而“做一套”又是怎么做的，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不论是实用主义者还是基本教义派，双方都认为男尊女卑是不可动摇的，因为男人毕竟是女人生活的依靠。但是女人应该如何伺候好自己的老公，如何和老公及其家人相处，双方却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人嘴上说的“贞节”从来都是一尘不染，高大无比的。清人“口”中的“贞节”大体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强调“七出”。 “七出”是指“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 “七出”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单方面解除婚姻关系的制度，在社会上始终约定俗成，但在《女诫》和《女论语》中，始终没有明确记入。 在《女论语》中，对七出的条件有如此描述。“咆哮尊长，说辛道苦。呼唤不来，饥寒不顾。如此之人，号为恶妇。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责罚加身，悔之无路。”这是对不顺父母的描述。 “莫学他人,不知朝暮。走遍乡村，说三道四。引惹恶声，多招骂怒。辱贱门风，连累父母。”这算是对口多言的批评。 “迎宾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这是《女论语》中能找到的对窃盗的提醒。 可见在《女论语》的时代，“七出”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还远没有上升到女德的高度。“无子、有恶疾”尽管是离婚的合理条件，但都还不算女性的失德行为。 到宋、元以后，离婚规定的实行逐渐变得更严格。宋代的士大夫，逐渐开始认为离婚对于家庭或个人来说，都是不名誉之事。因此虽然法律规定上仍延续唐律的规定，但实行上更加严格，婚姻契约（元代以后称作休书）的使用虽始见于唐代，但在宋代才开始普遍实行，书契上需附离异原因，而到元代更要求休书必须交官府审验。因此，七出的法律规定被切实地实行。这种制度延续到明清二代。 明清对“七出”的规定更加强调，蓝鼎元在《女学》卷一就开宗明义的讲明此理：“子曰：妇人伏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妇有七去......" “七出”作为丈夫单方面离婚的必要条件，清代开始普遍推行。 二，“女德”包罗万象 班昭的“女德”就是指“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而到清代，“女德”的范畴极大的扩展。 “妇以德为主，故述妇德独详。先之以事夫、事舅姑，继以和叔妹、睦娣姒，在家则有事父母、事兄嫂，为嫡则有去妒，处约则有安贫，富贵则有恭俭，可常可俭则有若敬身，若重义，若守节，若复仇，为人母则有教子，为人继母则有慈爱前子，为人上则有待下，巫祝尼媪之宜绝则有若修正辟邪，而以其余者为通论——此则妇德一篇之大概也。妇言不贵多，要于当，则有若勖夫，若训子，若几谏，若守礼，若贤智，若免祸。妇容贵端庄敬一，婉娩因时，则有若事亲之容，敬夫之容，起居、妊子、居丧、避乱之容。妇功先蚕绩，次中馈，为奉养，为祭祀，各执其劳而终之以学问。——各以其余者为通论，此则妇言、妇容、妇功三篇之大概也。”孝敬老人，和睦叔妹，勤俭节约等等都被融入了“女德”的范围，只要家里闹矛盾，几乎都被是女人“失德”造成。也的确是这样，如果妻子都能任劳任怨操劳家务，还能忍辱负重协调好家里各种关系，最好再能有点经济头脑，挣钱养家，哪家里必然一片和谐。国有一个圣人则国兴，家要是能有个“女圣人”则家和。 女人如何才能成为家里的“圣人”，如何才能有德？清人认为：“女学之要有四：曰去私，曰敦礼，曰读书，曰治事。盖妇德莫病于私，故以去私为首。私念净尽，则天理流行；天理者，礼也，故以敦礼次之。敦礼则耳目手足、起居动作皆有规矩可循而不容越；然节目度数、亲疏隆杀具载于书，故以读书次之。读书则见礼明透，知伦常日用之事，责备无穷，自当着力事事而不敢怠惰，故以治事终焉。——四者皆所以检束身心，而立齐家之本，其叙有如此者。”女人要想在结婚后升级为“女圣人”，具体办法用四句话概括：“对待家人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家务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家庭服务中去”。 三，反对“妒妇” 男人最反感老婆的地方是什么？恐怕除了出轨外就是“妒忌”。所以男人们历来把“妒忌”说成是女子的一大“恶德”。“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妒忌, 故七出之状标其首焉!”“妒忌”真的是罪大恶极。很多道学家和男人们，真的不理解女人为何“妒忌”。在他们心中，男人是家里的老大，多找几个老婆有什么不好？ “最怪世上有等嫉妒妇人，苦苦不许丈夫蓄妾，不论有子无子，总只不肯通融。乃至灭不过公论，勉强娶了妾，生了子，或害其子并害其母，如吕氏杀戚夫人故事，千古伤心；又或留其子而弃其母，如朱寿昌生母为正夫人所弃，直待儿子做了官，方才寻得回来。红颜薄命，不幸为人侍妾，却受这般苦楚。” 笔炼阁主人凭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思维对妇人的“妒忌”深感莫名其妙。同样难以理解的还有很多人，于是人们将这种“妒忌”解释为“前世的冤业”，以佛教的轮回思想释之。 谢肇淛在《文海披沙摘录》中这样写道：“人有妒妇，直是前世宿冤，卒难解脱。非比顽嚚父母，犹可逃避；不肖兄弟，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远遁；狂友恶宾，可以绝交也。朝夕与处，跬步受制。子女童仆，威福之柄，悉为所持；田舍产业，衣食之需，悉皆仰给。衔恨忍耻，没世吞声，人生不幸，莫此为大！蜀有功臣，家富声妓，其妻悍妒，未敢属目。妻死之日，方欲招幸，大声霹雳，起于床箦，遂惊悸得病而卒。秦石某为骑将，苦妻之妒，募刺客杀之，十指俱伤，卒不能害，如此数四，竟与偕老。沈存中晚娶张氏，常被棰楚，拔其须发，血肉狼籍。及张氏死，人皆为之庆，而存中神气索寞，月余亦卒。国朝杨大司农俊民，老而无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击杀之，杨竟愤郁暴卒。布衣黄白仲亦遭此困，无食无儿，岂非宿冤哉！” 男人受“妒妇”之害真的太深了，不仅贫民百姓，连一些功臣大将也不能幸免。四川有个功臣，想找几个美女，结果被老婆严厉惩治，好不容易熬到老婆快要死了，想临幸一下其她女孩，结果床头传出一声大吼，硬是把这位功臣吓死了。这位老兄一生肉在最前却不能吃，能吃时却大限来临，这辈子真的太亏了。更有甚者，著名的大科学家沈括，老婆极其凶悍，经常把他的胡子生生拔下，搞得沈括鲜血淋漓。结果沈括受虐成瘾，老婆死后没人虐待了，反而神气索寞，没过月余就去世了。经谢肇淛这么一说，妒妇真的是把男人害的不轻。其实谢肇淛的逻辑是，男人挣钱养老婆，力有盈余在找几个“小三”“小四”有何不可，又没少妻儿吃喝，作为妻子大发“妒忌”之情简直莫名其妙。 因此，清朝人不断的告诫女子，一定要“戒妒”。 “夫是你天，不可欺心，天若塌了，那里安身。也休要强，也休撒暴，惧内凌夫，世人两笑。夫不成人，劝救须早，万语千言，要他学好。相敬如宾，相成如友，媟狎谑戏，夫妇之丑。久不生长，劝夫娶妾，妾若生子，你也不绝。家中有妾，快休嚷闹，邻家听的，只把你笑。” 以夫为天，所以要无条件服从；夫不成器，也要一劝再劝，苦口婆心，不能嫌弃。无后要主动劝夫娶妾，而且要与妾相处如姐妹一般，不能与夫争吵。 “有家之凶，嫡妾居其九。尧于舜，既历试诸艰矣，犹以二女难之。彼二女者，何烦舜难哉！况夫非舜，嫡妾非同胞之亲，无英皇之贤，而欲其志同行也，不亦难乎!是故夫道严正，嫡道宽慈，妾道柔顺，三善合而太和在闺门之内矣。” 妇女们如何克服“妒忌”这种本能呢？“女无美恶，入宫见妬，此妇人常性也。女宗于夫之外妻，不直不妒，又厚遇之。以是相与，而夫不感其贤，妾不乐其德，以酿一家之和气者，未之有也，可为妇人之法。”男人要是找“小三”，女人不妒忌，多理解多体谅，男人和小三就会感谢她，于是一家便会和气，这是多高的“境界”呀！ 四，崇拜“贞节”。 班昭在《女诫》中提出“清闲贞静”的主张，宋若华将其演绎为“清贞”的理论。但明清以后，“女贞”更加局限于对女性生殖器官的苛责，充满着男人的“处女”情节。 “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疑，然后可以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何者?丈夫事业在六合，苟非嬻伦，小节犹足自赎，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然居常处顺，十女九贞。惟夫消磨糜烂之际，金久炼 而愈精；滓泥污秽之中，莲含香而自洁。则点节者，亦十九也。故取贞女以示训焉。”甚至如班昭这样的女圣人，在明清时代也被视为“大节有亏”。 “史传所载，班班脍炙人口。然大节有亏，则众长难掩。无论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贞辈，即回文绝技，咏雪高才，过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录，他可知矣。然亦有贞女节妇，诗文不录者，彼固不以文学重也。” 于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极端的例子不绝于史。 例：江南有一女子，父系狱，无兄弟供朝夕，女与嫂往省之。过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轰雷，非帐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帐者，嫂从之。女曰：“男女别嫌，阿家为准，而可入也?”独宿草莽中。行数日，竟为蚊嘬而死．筋有露者。士人立祠祀之，世传为露筋庙。 明清时代，对女性“贞操”的要求几近苛刻，“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青之代素，忠也。不受辱，贞也。忠贞两字，士君子且难，况婢女乎!”将女性的“贞”与男性对君主和国家的“忠”相提并论，至此明清时代的“贞节”观，也就走向了宗教化和极端化。 在清代，人们嘴里的“贞节观”已经高大上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强调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同时还弥漫着浓重的处女情节。但这种“贞节”基本上只是用来宣传与鼓吹的，真正走到生活实践中，中国人对贞节却是确实另一种态度。 清代的中国人，又是如何实践“贞节”的呢？这就要谈谈清代实用主义的贞节观。 实用主义的“贞节”观最初来源于对女性的同情，随后超越了大男子主义的狭隘情绪，加入了对“家”的人文关怀。这种实用主义的贞节观虽然不是官方高大上的主旋律，但却是小民百姓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这一时期的实用主义“贞节”观有如下特点： 1，反对未婚守贞。 如归有光曾言：“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许人之道也。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者，是以身许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礼，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无伯父世母，族之长者主之。男女无自相昏姻之礼，所以厚别而重廉耻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为之许聘于人也，而己无所与，纯乎女道而已矣。六礼既备，婿亲御授绥，母送之门，共牢合卺，而后为夫妇。苟一礼不备，婿不亲迎，无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犹为奔而已。女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是六礼不具，婿不亲迎，无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礼也。阴阳配偶，天地之大义也。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终身不适，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也。”女孩只应该为自己的丈夫守贞节，如果女孩还没和你正式“领证”，就不是你的老婆，有什么义务为你守“贞节”？就算是网购，您要是光下单不付款，商家也不可能把东西给你保留一辈子，更何况是正值花季的少女、姑娘。 2，宽容寡妇再婚 袁采就曾表示“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 对于寡妇再嫁的，明清的一些学者，在同意“妇不二适”为佳的价值前提下，对女性的现实困难给予了充分的同情。清初理学家张履祥认为，寡妇是否应该再嫁，不能一概而论。：“张杨园训子语中，屡言寡妇有不能安于室者，再适可也。并言圣人之待下流，固有宽路以处之，不立一概之格云云。” 不仅是一些知识分子对妇女再婚问题抱有宽容的态度，老百姓更是自觉的照此去做。 《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了一个故事：一个游士以书画为生，在京师纳一妾。后来游士得了重病，在他将要死的时候，对其妾说：“吾无家，汝无归；吾无亲属，汝无依。吾以笔墨为活，汝无食；琵琶别抱，势也，亦理也。 再婚问题，情势所迫，很难避免。高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大多是吃饱了的人；真正饿肚子的人，没有几个会去考虑什么“节操”问题。人包括女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4.3 反对缠足与纳妾 《醋葫芦》中的成, 年已六十余岁, 且都氏管束甚严, 但其为与其妾的丫环翠苔私通, 可谓处心积虑。其自述, “未破瓜的女子, 我也受用些过! 要去旧相与的门户人家趣趣”。男人的生活不俭点，女性就会报之以妒忌。 俞正燮在《节妇说》中讲到：“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俞更进一步阐述：“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老百姓反对纳妾，主要是觉得找小老婆花费太多，并且造成家庭不和。 缠足也是明清时代持实用主义贞节观的学者非常反感的风俗。 俞正燮反对缠足，认为女子缠足是“阴弱则两仪不完”。俞正燮反对缠足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缠足把女子搞的身体虚弱；二是缠足是舞者的戏装，是下等人的打扮。 而反缠足最厉害的要数李汝珍。李汝珍认为女子本来是和男人一样的，但是男人非要让她“娇柔造作”，所以李汝珍在《镜花缘》第三十三回“粉面郎缠足受困，长须女玩股垂情”中，让男人也试了下被穿耳，缠足的感觉。 清朝的老百姓对缠足是有意见的，主要是考虑到女人把脚缠坏了，一方面并不美，另一方面妻子天天病泱泱，有钱人还能养的起，穷人实际上增加了生活负担，降低了家庭生活的质量，正可谓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所以尽管缠足搞了几百年，但清朝的一些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从日常生活角度出发，还是觉得这个风俗不太实用。 中国人对“贞节”采取的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态度，那么说与做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一，对德与才的关系看法不同。 班昭一句“女子不必明才绝异”，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解读。不必明才是不是越无才越好，如果有才到底好不好？班昭没有明说。 嘴上的贞节观，基本上将女德与女才完全对立，最终得出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 中国人嘴上说“重德轻才”。“妇德尚静正，妇言尚简婉，妇功尚周慎，妇容尚閒雅。四德备，虽才拙性愚，家贫貌陋，不能累其贤；四德亡，虽奇能异慧，贵女芳姿，不能掩其恶。”有德无才，亦不失为佳，有才无德，则明才绝异也难掩其丑。所以，《人生必读书》中便有了这样的话：“妇人以夫为天，而舅姑为夫之父母，义莫重焉。事之不得其道，孝敬有亏，即才智有余，曷足贵乎?” 而到明清时代，男人对才女越来越难以容忍。这与明清时代的小说，文学、及各种艺术作品，对才女的消极塑造，有很大关系。其实从汉唐才女，到魏晋风度，中国历来不乏才女的身影。但这种美丽的风景到了明清，就有些小小的改变。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发达，各种娱乐行业及娱乐文学盛行于世。于是一些与些相适应的才女形象流行开来，对民间影响极大。 比如董小婉，杜十娘，陈圆圆，这些都是风华绝代的才女。《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中的苏小娟、《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里的关盼盼，也都是风尘才女。 “才女”的命运，不是被牺牲就是被玩弄沦落风尘，这让清代的人们对“才女”不免后怕。于是人们便认为“妇女只许粗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无益而有损也。”的想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从此深入人心。也外，女子有才便生薄幸也是人们的担心之一，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便是例证。于是吕新吾《闺范》序中说到：“孝贤贞烈，根于天性。彼流芳百世之人，未必读书，而诵习流芳百世者，乃不取法其万一焉，良可愧矣。” 持实用主义贞节观的人则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女子教育，通常持宽容的态度。 《女诫》中“《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这是支持女子教育的人奉行的理论依据。 袁采曾言：“贤者又不肯预人家事，惟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几焉。不然，鲜不破家。”女人还是要读点书的，不然无依无靠时如何挣钱养家呢。 总的来说，生活中中国人希望女孩读点书，主要是为了两点。 一是女人不读书，就会愚昧泼悍，令男人很受伤。 《女诫》有言：“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 让女人读书是为了培养贤妻良母。所以与培养贤妻良母无关的学问，多不支持。 “文学之妇。史传所载，班班脍炙人口。然大节有亏，则众长难掩。无论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贞辈，即回文绝技，咏雪高才，过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录，他可知矣。然亦有贞女节妇，诗文不录者，彼固不以文学重也。” 读书目的在于明理，让女性更温顺一点。《颜氏家训》中说的明白：“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劝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妇人不读书，必定愚味无知，坏处也显而易见。“妇人未尝读书明理，性情多有僻处。不孝敬舅姑丈夫，却诵经礼佛；不周济骨肉姻亲，却布施僧道；不享现世和平之福，却望来生渺茫富贵。” 女人不读书，就会做蠢事，天天只知道念佛，不能给丈夫分担一点重担，搞得男人很疲惫。更过分的是，女人要是再没有一点贤淑的气质，没事撒泼，男人的日子就很难过了。所以现实中，中国人对女子教育持一种非常实用的态度，培养贤妻良母的书可以多读，与此无关的书还是少读为好。正如陈宏谟所言：“或疑女子知书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 二，重“节”轻“操”与“节操”并重。 如何处理“贞节”与“贞操”的关系，在清人的“贞节观”中，是最言行不一的一点 再中国人的嘴里，“节”与“操”是无疑合二为一的，很难想象失操的女人如何能全节。“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婦人之不失節者曰貞，未嫁而不失節者亦曰貞，蓋言其有節操也，故貞可賅節而言之。”可以说，没有“处女膜”你就没有“节”与“操”可言。 于是，清人的口中，不吝辞色的鼓吹“处女”的纯洁。“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为耳目所变，迹不欲为中外所疑，然后可以完坚白之节，成清洁之身，何者?丈夫事业在六合，苟非嬻伦，小节犹足自赎，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然居常处顺，十女九贞。惟夫消磨糜烂之际，金久炼而愈精；滓泥污秽之中，莲含香而自洁。则点节者，亦十九也。” 似乎女性只有身体上白璧无暇，一生只属于一个男人，她的品德才有资格被人表扬。“妇人者，伏于人者也。温柔卑顺，乃事人之性情。纯一坚贞，则持身之节操。” 清代男性处女情结非常之重。 “直隶永平府某县，其地闺范极严。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侦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乐喧阗，贺客杂沓，则大喜。若是日黯然，则女家为之丧气，女之留否，惟夫家为政，不敢与争矣。“ 自明朝开始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女性— 专门检查处女的稳婆。她们可以出入宫禁，对入官的女子进行裸体检查。到了后来稳婆还成为了官府常设的专司处女检查的人员。 到了清朝旌表烈女有两个条件：第一，丈夫死后妻子陪死，即所谓的“烈”；第二，如果一个女人被强奸杀害，假如您死了但没有失身，您就是烈女，如果您死了可还是失身了，不好意思您就白死了。 于是，清代的文人嘴上把“处女”吹到了天上。“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从一而永终，亦须待礼而正始。命之不谷，时与愿违，朱颜无自免之术，白刃岂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无良图。所谓舍生取义者也。” 然而在现实中，女人想要“从一而终”很多男人却不答应。所有那些高呼女人要“从一而终”的男人不论是政客还是“学者”，无一例外都是不乏佳人相伴的“成功人士”，但是还有更多的“打工仔”和“北漂”娶不到老婆。对于这些男人来说，“寡妇”是无比宝贵的“资源”，不论是未婚失偶还是壮年守寡的女人，对于没房没车娶不起姑娘的“屌丝”而言，简直就是“单身终结者”，结果这些人还没笑出来“空中飞来五个字‘妇人不二适’”，那个“屌丝男”会答应这么无耻的主张？ 更多的人用行动反对什么“从一而终”，“贞操”在百姓的眼中，并没有那么无上重要。 归有光在《贞女论》中讲到：“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许人之道也。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者，是以身许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礼，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无伯父世母，族之长者主之。男女无自相昏姻之礼，所以厚别而重廉耻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为之许聘于人也，而己无所与，纯乎女道而已矣。六礼既备，婿亲御授绥，母送之门，共牢合卺，而后为夫妇。苟一礼不备，婿不亲迎，无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犹为奔而已。女未嫁而为其夫死，且不改适，是六礼不具，婿不亲迎，无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礼也。阴阳配偶，天地之大义也。天下未有生而无偶者，终身不适，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也。”他还引用孔子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曾子问日：“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婿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已葬，致命女氏，日：‘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子许诺，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许诺，固其可以嫁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夫婿有三年之丧，免丧而弗取，则嫁之也。 在这一点上俞正燮的观点似乎更为透彻。俞正燮言道：“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以酒食以招乡党僚友？”一连串的发问，批评未婚守贞的愚昧和不可理喻。并由衷的感叹“男儿以忠烈自责则可尔，妇女贞烈，岂是男子的荣耀也。” 说到底，未婚守贞充其量只是订婚而矣，婚还没结，女性哪来的守贞义务。 对丧夫女性的改嫁问题，大家其实更宽容。 清代很多学者都批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阮葵生说：“宋儒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噫!古今来多少名公卿贤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责之茕茕少妇耶?” 甚至乾隆皇帝老师的朱轼认为：“今欲使妇人尽守从一而终之义，虽颠连无告而孤寡茕茕，至死靡他，恐尧舜之治，天下有所不能。”后来，当他女儿的未婚夫不幸身亡后，他还劝女儿另择夫婿。 俞正燮的观点更有代表性。俞说：“按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圣人所以不定此仪者，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谓庶人不行礼，大夫不怀刑也。自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按俞的观点，男女都应该从一而终，先贤之所以没说男人，是因为先贤觉得男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没有说明的必要。哪么男人已经将“男亦无再娶之仪”的天理修改了。所以女人也不必拘泥于“从一而终”的古礼。对于改嫁，俞的观点是“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学者们的这些言论实际上反映出社会上对寡妇再婚的宽容，等于给那些排队等着娶寡妇的“屌丝”们发了一张道德“通行证”。 但中国人对寡妇改嫁的宽容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妇女可以替亡夫孝老抚孤，也就是必顺全“节”。 有一则“淮阴节妇”的故事。大概意思是一个商人甲，妻子非常漂亮。被商人的生意伙伴乙觊觎。这个生意伙伴就在行贾途中，淹死了商人。商人死后，此公佯装悲痛，取得了商人妻子的信任，并最终娶了这个商人的妻子。多年后，此公自觉得感情深厚，便将当年之事讲出，商人甲的妻子知道后，最终为前夫报仇除掉了乙。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丈夫死后，妻子责任重大。作为老婆只要能将丈夫没完成的事情做完就可以，至于能否“从一而终”坚持身体上的“贞操”，是不是一生只与一个男人相伴，倒是件可以斟酌商量的事,与“全节”必须“全操”的宗教化贞节观相比，老百姓对“贞节”的态度，更加实用，实用化贞节观的核心也就在于此。 三、纵欲与节欲-对男子纳妾态度 在纳妾的问题上清代男人的态度就更加矛盾，越是绅士名流鼓吹女人“妇不而适”的人，越喜欢寻花问柳；越同情女人再婚的男人，反而趋向于严于律己。 不仅王公贵族，纳妾盛行，连一些文人也参与其中。袁枚归隐后，度过短暂的困难时期，经济状况逐渐改善，随园亦不断美化，纳妾 兴致也不断高涨。袁枚于乾隆二十二年岁时纳苏州人陆姬、二十五年 岁时又纳苏州人金姬四十二年岁时又纳苏州人美女，次年终产一 儿名迟。袁枚一生至少纳了五名小妾。 袁枚为自己的“好色”编制了一套“理论”。他认为色“可好”，“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只要是男人，见到美女哪有不心动的，所以“好色有什么错？”他还提出了自己的选美标准“女以肤如凝脂为主”等等。袁枚本人坦然宣称“无子为名又买春”、“好色不关人品，何必故自讳言哉”。 正如赵翼所评“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翩翩君子们喜欢“肤如凝脂”的美女，哪“娶小三”必然成为产业。京师设有卖妾牙行，士大夫都是纳妾的拥护者。“皆购自牙人，其姓氏里居固无稽也。”此外，各种为男性服务的娱乐行业也遍地开花。 清人陆圻将嫁其女, 作《新妇谱》以教诲之,:“凡少年善读书者, 必有奇情豪气非女子所知, ......或坐挟妓女......皆是才情所寄,一须顺适, 不得违拗! 风雅之人, 又加血气未定, 往往游意娼楼, 置买婢妾, 只要他会读书, 会做文章, 便是才子举动, 不足为累。”话讲的很好听，但是能一边读书一边嫖妓的男人，通常都是“不差钱”的人，在“主流学者”的眼中“矮穷丑”要是找小三嫖娼叫“败家”，“高富帅”找小三嫖娼那叫“风流”，玩“风流”叫“才子举动”，是应该被理解与欣赏的。 男人们自认为“风流”的才子举动，女人却不喜欢。所以到了清代，妒妇悍妇特别多，几乎到了冲击社会秩序的程度。蒲松龄感叹: 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聊斋志异.江城》：“天下贤妇十之一, 悍妇十之九。” “高富帅”的社会精英与道德专家们，对于妒妇多从前世冤孽等宿命论的角度解释，但是普通百姓却很理解身边的女人们。 小说家周清源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第一恨道，一夫一妇，此是定数，怎么怎么额外有什么叫做小老婆。我却嫁不得小老公，他却娶得小老婆，是谁制的礼法，不公不平。俺们偏生吃得这许多亏。这是第一着可恨之处了。第二恨道，妇人偷了汉子便道是不守闺门，此是莫大之罪，该杀该休。男儿偷了妇人，不曾见有杀、休之罪……这是第二着可恨之处了。第三恨道，男子娶小老婆，偷妇人，已是异常可恨之事了，怎生又突出一种“男风”来，夺俺们的乐事，抢俺们的衣食饭碗。……这是第三着可恨之处了。第四恨道，妇人偷了汉子，便要怀孕，生出私孩子来，竟有形迹，难以躲闪，就如供状一般，所以妇人不敢十分放手，终久有些忌惮。男子偷了妇人、小官，并无踪影可以查考，所以他敢于作怪放肆，恣意胡为。这是第四着可恨之处了。第五恨道，男儿这件东西，只许见了自己婆子方才发作、方才鼓弄便好，若是自己婆子不在面前，这件东西便守着家教，一毫不敢作怪，依头顺脑使唤，随别人怎么引诱，断然不为非礼之事，这便是守规矩的东西。偏是他见了生客，分外胆大……这是第五着可恨之处了。第六恨道，俺们杜绝了他的小老婆、小官儿，使他不敢乱走胡行，这也算放心的了。但他随身还有那五个指头，也还要作怪，又有夜壶，活似俺们那件模样，一出一入于其间，也是放肆之事。还有竹夫人、汤婆子这样的名色，也要引坏了他那不良的心肠。这是第六着可恨之处了。从来的妒妇，怀了这六可恨，怎生肯放一着空与丈夫？” 男人可以找小老婆出轨，女人为什么不能找小情夫出墙，这世道深究起来真的不公平，也难怪女人们心里不平衡。 俞正燮有言, 产生嫉妒的妇女, 其夫必素佻达者! 龚炜曾言：“妇人从一而终，情何如其专也！使为之夫者，亦由敖由房，坚其偕老之思、同穴之誓，岂非闺门之福，妒何从生？惟是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或赋‘口彗彼’，或歌‘期我’，始之如胶如漆者，渐有洸有溃。于是以爱夫之心，激而怼夫，终亦不忍竟置其夫，因迁怒于所爱所私之人。……究其所以被此名者，特迫于情之不能自已耳。是夫负其妇，非妇负其夫也。而世不察，概目为狮子喉、胭脂虎。夫果如狮如虎，我亦不能为妒者贷，然所以酿此狮虎者，又不能为其夫宽。” 女人发火是因为爱老公，而这份爱从老公那里却没有得到同等的回报，很多人其实还是很同情女人的。 《醋葫芦》的序言讲到：“余尝慨世之男子，甘为妇人之行，而不能妇人其心。妇人以一夫终，外畏公议，内顾名行。男十色不谓淫，女过二便为辱。苦矣，身之女矣！吾身畴氏，而以人之颦笑为颦笑，颜和声随有奚愉？况乃所乐只争是一线，一线之乐又寄于夫子。非色足以媚之，才足以制之，弗得也。……若乃复杂以僻邪，媚乎外室青楼，静言屈指，寂禁涕泗交横，妇人又乌能不妒？故妇人之心真。至于而真，更无漏其一种忐忑齿间龈龃龉龌龊，无可奈何之衷。将为贤妇，又恐割爱；将为妒妇，又惜名称。至事势临颈，腆颜不顾，譬兹醋国，扇乃牝风阴氛。” 女人专情容易受伤害，女人偷情又会被指责为道德败坏，做女人真难呀！ 维护家庭的稳定也是一些人反对男子多情的原因。 由于男性的纵欲，不仅引起了夫妻争斗，还危及家庭稳定。 秦淑贞说过: 更兼小老婆生出儿女来, 家产分了去, 一心偏向着生他的娘, 谁来顾着你嫡母?! 都氏有言: 若论娶妾, 极是美事, 但我辛勤劳苦, 不易成家, 一旦为他人受用, 便于尊意若何?!说白了，男人到处留情，搞得女人之间内讧不已。 婢妾恃宠，往往自做主张，横生支节。 “婢妾与主翁亲近，或多挟此私通，仆辈有子则以主翁藉口。畜愚贱之裔，至破家者多矣。凡婢妾不可不谨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终。” 总的来说，中国人嘴里的“贞节观”比较宗教化，侧重于“男尊女卑”的形式；而在行动中，中国人对“贞节”问题的态度非常现实。他们认为，“贞节”的意义在于女性为男性和家庭恪尽职守，如果女性能够相夫教子，照顾老人，能够帮助男性担当起家庭重担，保证家庭的稳定和睦，至于形式可以商量。 清代中国人的贞节观可以用“口是心非”来概括，嘴上的“贞节”清高的如同宗教。实践中的贞节往往是“有奶就是娘”。于是，班昭“男尊女卑”的道德说教，在中国人的嘴里发扬广大，“贞节”被吹的胜于生命；而在实践中，千万百姓为了生计，早把什么“妇不二适”抛在一边。 清代的男人对“贞节”的态度就更加矛盾，说起女人的道德，清代的男人都颇有研究。但在生活中，理论水平越高的男人，往往对寻花问柳越感兴趣；反而是一些对女人不那么苛刻的男人，私生活更加检点，心口不一可能是中国人对待“清高”的一种真实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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