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思维形成的特定原因

所谓非理性思维，就是人们通过直觉、意志、欲望、本能等，认识和把握世界规律的思维方式。非理性思维也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思维的客体是思想本身，而不是客观世界；二是思维方式是曲线的，交互耦合作用下，产生放大或缩小效应，叠加原理失效，系统中要素独立性丧失，用数学符合表示为：1+1≠2，在思维表现上往往时空倒置，信马由缰；三是关注整体性，追求整体和谐。无论是在科学落后、人类认识水平低下的古代，还是科技发展、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现代和未来，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思维中两种不可或缺的思维形式。人的意识活动从来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统一。整个人类认识史，不仅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也是非理性不断涌动的历史。 自然科学的研究早已证明，人的脑体分为大脑（左脑）和小脑（右脑），大脑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它们之间通过突触相互联结，形成网络；大脑与小脑间存在耦合功能。大脑主要从事语言、逻辑、数学等理性思维，小脑主要从事音乐、美术、文学和空间的知觉辩认系统等非理性思维。因此，许多非理性思维能力强的人，比如作家、发明家等，往往小脑比一般人发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科学家们几乎一致断言，不管今后电脑如何发达，但它在本质上不可能超过人脑，因为再发达的电脑，也是按人编定的程序运作的；再复杂高深的程序，也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也只能按理性思维规律运行（“程序”本身就是理性思维最显著的特征），永远不可能产生只有在非理性思维领域才有的意志、欲望、激情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迄今为止的人类智慧成果，也是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共同创造的结果，特别是一些带有超越现实的创造发明，往往萌芽于非理性的科学幻想、预测。比如，自由落体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蒸汽机和电灯的发明等，往往都是在科学的理性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小脑产生非理性的思想飞跃实现的。早在几千年前，中国民间就有了“嫦娥奔月”、“千里眼”、“顺风耳”之类神话。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号载人宇宙飞船在月球成功着陆，以及现代射电望远镜、无线电通信等的高度发展，都使这些神话成了现实。美国科幻片《独立日》中有这样的镜头：外星人乘飞船来到地球，爱好和平的人类驾飞机迎客，但得到的是一束耀眼的蓝光，顷刻间地球人魂归西天。这与现代各发达国家正在研制的强激光武器何其相似。据科学家预测，21世纪强激光武器投入实战将不再是幻想。 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成果也证明，非理性思维不仅存在，而且在人类思想发展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认为，了解事物，寻求真理，只能“求援于心灵的世界”。柏拉图（前427～前347年）认为，世界是由一种从来就存在的“理念”产生的，“理念”具永恒性、普遍性，现实不过是理念的影子，比如树木是树木理念的影子，房子是房子理念的影子。他所创立的“灵感迷狂学”认为，艺术是在人失去正常思维情况下产生的，在灵感迷狂情况下，诗人可以把河中水描写为美酒，正常情况下则不可能。我国宋代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则认为“理在事先”，他把最根本的“理”叫作“太极”，认为“太极”是造物的枢纽。明代的王阳明（1472～1528）更认为“心外无物”。格林童话中的亚当和夏娃，基督教《圣经》中上帝造人的故事，都是非理性思维的产物，只不过在柏拉图、朱熹那里，上帝“死了”，代之以“理念”，“绝对精神”、“太极”等。这些非理性思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非理性扩大化、绝对化，并形成广义上的非理性主义而与信仰主义、神秘主义、蒙昧主义的发展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西方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自身所不可避免的各种深刻矛盾催生下，危机意识和异化观念的增强，对非理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对非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认识也取得可喜成果，为我们探求非理性思维规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叔本华（1788～1860）和尼采（1844～1900）的强力意志、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以及柏格森（1859～1941）的直觉主义哲学。 概括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即是，人的非理性思维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是社会演变和万物发展的本源。在叔本华哲学中，这种非理性思维表现为人的“生活意志”和“生殖意志”。叔本华认为：“世界就是我的表象”，不仅从“自我”中可引出客观世界，而且“自我”决定客观世界；人的“自我意识”是完全不受理性制约、摒斥理性的本能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实质是人追求生存、繁衍后代的生命欲望和冲动，这种欲望和冲动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它带给人无尽的痛苦。他说：“我们既已在无知无识的自然界，看到大自然的内在本质就是不断地追求挣扎，无目标、无休止地追求挣扎……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②他认为，人的理性的认识只限于表象世界，而要认识“自在之物”即意志的世界，必须依靠非理性的“直觉”、“静观”、“体验”、“领悟”等等。 在尼采哲学中，非理性思维表现为“强力意志”（又叫冲创意志或权力意志）。尼采认为，人都具有拼命实现个人欲望，释放内在精神能量的冲动与创造的原始本能。他将人的这种欲望视为与贪欲、攫取、强占、豪夺同义的词。他说：“你们愿意给这个世界一个名字吗？愿意给你们的一切疑难一个解决吗？愿意给你们，给你们这批最固执、最顽强、最狂妄、最不愿见天日东西一盏明灯吧----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你们自己也是这个权力意志----岂有他哉！”③这种把哲学的本体、认识的对象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人的意志上来的观念，是非理性思维存在的最典型论证。 精神分析学派在对非理性思维的论证上，达到了空前的完整性、严密性与科学性。在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1856～1939）哲学中，人的非理性思维是以人的前意识和无意识形式存在的。弗氏认为，人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的意识、中层的前意识和深层的无意识。无意识是可为人们的理性所感知的，是人的非自觉的心理活动，它被压抑在心理底层，不能轻易进入意识领域；无意识的内容是人的原始的、野蛮性的冲动和本能欲望，在人的精神世界起主宰、统率作用；无意识的核心部分是性本能和权力欲，这是人精神活动的源泉。荣格发展了弗氏的思想，认为人的欲望不是来自于性，而是生命力；里比多（Libido）是人的生命力的普遍表现，是一种能转化为心理能的物理过程，它源于对营养的需求；人的进化、人的摆脱野蛮及文明程度，取决于这种生命力如何分配。荣格还认为，无意识不仅存在于个体中，而且存在于群体中，这种集体无意识往往更深广、更隐晦、更可怕，它是有人类以来，甚至有机体产生以来，亿万次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心理沉淀，通过种族遗传的方式传递给个体，成为人一种先天的精神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规范着人的活动。因此，人首先不是作为一种生理个体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先验的群体文化的携带者存在。这就更广泛深刻地赋予了非理性思维存在的空间和地位。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哲学，不仅以“生命冲动”理论肯定和发展了叔本华、尼采的“意志”论，而且发现了意识领域“心理时间”的存在，为非理性思维找到了客观存在的时间形态。柏格森认为，时间分为空间时间和心理时间，空间时间属于理性思维存在的时间形态，它按顺序依次排列，具有一维性，只能按过去、现在、将来依序延伸；心理时间属于非理性思维存在的时间形态，具有多维性，各个时刻上相交融，互相渗透，在人们意识中，特别是意识深处，起作用的主要是心理时间。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得到理性的证明，而且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 综上所述，人的思维可分为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两种形式，其中，理性思维又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低级阶段的理性思维主要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形式，在这个阶段，人表现为“自我”---自然的我；高级阶段的理性思维包括空间概念、空间判断和空间推理，人表现为“超我”---超越的我；在理性思维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时间形态是空间时间，思维形态主要是意识和前意识。非理性思维的主要形式有心理概念、心理判断和心理推理，人表现为“本我”---本能的我，思维形态主要是无意识，思维存在的时间形态为心理时间。既然非理性思维客观存在，它自身的思维规律就应客观存在，心理逻辑就应该是非理性思维的规律的体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揭示它，把握它。